“深深的约旦河啊，我的家乡就在她的彼岸……”这支美丽、深沉的黑人灵歌，通过美国黑人女低音歌唱家玛丽亚·安德生浑厚的歌声，深深打动了每个同学的心。这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我在铭贤中学时，从学校的美国教师播放的唱片中听到的。铭贤中学是一所在抗日战争期间由山西迁至四川的教会学校，与之联合办学的美国奥伯林大学派来了若干位教师，他们主要担任英文教学，但是他们其中也有人业余爱好并擅长音乐或体育，于是，他们的这些爱好和擅长便在学校的文体活动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深深的河》是一首非常著名的美国黑人灵歌，它借《圣经》上犹太民族渴望回到故乡的强烈愿望的故事，表达了黑人奴隶们也渴望返回自己在非洲的家乡。而这样的情感又恰恰切合了因日本侵略而背井离乡的中国青少年的心情，因此听来倍感亲切和感动。
虽然我自幼爱好音乐，但是当时的社会和家庭环境及条件不允许我像今天的一些少年儿童那样从小就接受正规的音乐训练，只能够从小学、中学的音乐教师那里接受音乐的启蒙教育，参加学校组织的音乐活动。所幸我从小学到中学都遇到了几位优秀的音乐教师，他们不仅教给了我音乐的基础知识，也培养了我良好的音乐趣味，这对日后我从事专业文艺工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的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间，我家由北平迁至济南，我就读于济南女师附小。这是一所很优秀的学校，不仅管理严格、文化课程的质量高，而且同学们的业余文艺活动也很活跃。当时的音乐教师韩亨锡先生是一位朝鲜爱国青年，他由于难以忍受在日本占领下的生活而来到中国做了一名音乐教师。他不仅担任正常的音乐课，还组织了口琴班，在口琴班上我们演奏了李叔同的《送别》和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并于一九三七年暑假前夕排演了一出儿童歌舞剧，借一名在列强占领下的波兰音乐家展开地下抵抗斗争的故事，抒发当时中国人民抗日的感情。他自己扮演那位音乐家，假装做一名街头艺人来从事抗敌的活动，和他一同卖艺的小女孩和小狗、小猴，都由擅长歌舞的同学们扮演，由山东省立剧院的管弦乐队伴奏，演出十分轰动。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沿津浦铁路南下，济南很快失守，我和家人从此便走上了流亡之路。韩先生后来也到了大后方，曾经在重庆音乐院进修，并参加过西北战地服务团，用文艺形式为抗战服务。当时，从报刊上看到他曾经将朝鲜民间传说《阿里郎》改编为歌剧，并自己担任男主角出演。抗日战争胜利后，韩先生于一九四六年返回了已经光复的祖国，据说定居在釜山，二○○七年仙逝，他的后代曾经到中国来寻找故旧，并为他举行了一次作品音乐会。音乐学院的梁茂春教授曾协助韩先生的家属多方寻找，知道我竟是韩先生当年的学生。可惜那一阵我去南方参加中国戏剧节，竟错过了参加那次活动的机会。
当我与家人离开济南之后，一路经过了安徽、湖北、广西、贵州，最后于一九三八年底到成都定居下来。这一定居就是八年，直到一九四六年春方才得以回到北方的老家。在这辗转流亡的一年里，没有好好地上学，一路上伴随和安慰我流亡之寂苦的只有一支口琴和一册《大家唱》歌曲集，这是在武汉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编印的，它的第一页上就是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在当时给全国人民的精神激励是今天难以想象的。歌曲集里面的《松花江上》《五月的鲜花》《长城谣》《救国军歌》等，或是雄壮，或是悲壮……无一不是当年人民心声的倾诉，也深深地教育、感染了我这个十来岁的少年。
当我该升入中学的时候，最先进入的是成公中学，在那里先后有两位音乐老师给我们授课：第一位是教美术的卢先生，他向我们介绍了冼星海为电影《夜半歌声》所创作的主题歌《夜半歌声》以及其中的另两首“影中戏”的插曲《热血》《黄河之恋》，歌曲里“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欧洲……”热情激荡的歌词和激昂的旋律至今仍时时萦绕于心头；而另一位周先生，他的名字叫仲篪，我至今记得这名字，因为“篪”是一种我国古代横吹的管乐器名称，但是他当年却是将最富于时代精神的音乐作品——《黄河大合唱》介绍给了我们。由于同学们的音乐水平参差不齐，无法练习其中的多声部的段落如“怒吼吧！黄河”，但是大家却将其中的《黄水谣》唱得有滋有味，更是被周老师在课堂上为我们介绍这作品时用轻声模仿女声所唱的“黄河怨”深深地感动了。有一年春天，周先生带领由二十多名同学组成的合唱队参加成都市中学和艺术中专的歌咏比赛，我们学校的合唱队竟超过了由音乐专业学生组成的南虹艺术专科学校而获得了第一名。平心而论，我们这些普通的中学生的音乐专业素养肯定不如艺术专业的同学们，但是我们歌唱的“精、气、神”却比他们略强，这也是抗日的激情所致，而且我们也较少专业教条的包袱。
我曾就读的高中有两处，它们是由山西迁至四川金堂县的铭义中学和铭贤中学。我首先选择铭义中学的理由很明确：那儿有一位优秀的音乐教师包恩珠女士。她曾经在抗战前于著名的杭州艺专学习，钢琴弹得很好——尽管在铭义教学时只能委屈地在四组簧片风琴上凑合授课，她仍然尽可能地将一些优秀的音乐作品介绍给同学们，也给一些特别爱好音乐的同学吃一点“偏饭”，正好有几位不同班级的最热衷音乐的同学，她便将我们几个“发烧”生组合成一个男声四重唱，学习演唱当时在重庆的指挥家李抱忱编纂的一些合唱作品，如根据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第二乐章的主题改编的《念故乡》，不仅音乐优美传神，而且内容也正好符合了我们师生流亡在外的心情。包老师给我们吃的最美好的一餐却是自己买票请我们四名“高足”到成都去听重庆五大学合唱团的音乐会。那是一九四二年初夏，以重庆国立音乐院为首，还有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央大学等的学生合唱团联合组成了近百人的合唱队伍，由李抱忱指挥，演唱了多首中外合唱名曲，中间还穿插有当时在大后方的优秀歌唱家、演奏家如黄友葵、叶怀德、张洪岛、易开基等的独唱、独奏节目。合唱以黄自的《旗正飘飘》打头，接着是他的《抗敌歌》，然后是吴伯超作曲的《中国人》，这也是一首颂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好歌。中间还有一首由美国歌曲改编的男声合唱《从军乐》，开头的一句歌词“前进！胜利等待我们……”符合了所有中国人民渴望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心情。音乐会以抒情色彩浓厚的《海韵》结束，徐志摩优美的诗，赵元任传神的曲，加上张权女士美丽的领唱，将听众的精神境界引向了最高潮。我的心向音乐靠得更近了！可以说，在当时的大后方，文化生活是比较贫瘠的，社会上经常流传的仍旧常是“绞死猫儿”般的流行歌曲，当我将这些经常耳濡的歌曲和我在学校中所学、所听的歌曲作一对比时，年轻人追求向上的感情便自觉自愿地作出了选择，也可以说，在学校里受到的良好音乐教育和影响，使我对社会上不健康的音乐有了免疫力。新中国成立后，包恩珠女士曾担任过中央音乐学院音乐附小的校长，继续为培养音乐的下一代做贡献。
在铭义中学读了一年之后，我转入了也是由山西迁川的铭贤中学，这不仅由于这所学校的教学水平较高，最根本的原因是包老师由于要去重庆和她的先生团聚以结束两地分居的生活，离开了铭义学校。而且，我知道在铭贤中学也有一位优秀的音乐教师王文辅先生，至于那里的外教中也有爱好和擅长音乐者，却是到校以后才知道的。王文辅先生是北京人，这使我对他除了敬仰之外又增加了一分亲切。他在北京（当时叫北平）时，曾师从著名指挥家李抱忱，虽然没有高深的音乐学历，但是他丰富的音乐修养和教学有方令人十分钦佩。当时后方的物质条件很困难，王老师自编音乐教材以石印出版，向我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世界音乐知识，所有的谱例均用五线谱，这在今天也是很高水平的教材了。他还组织了学生合唱团，能够演唱当时流行的许多优秀合唱作品直到中国的《海韵》和亨德尔的《弥赛亚》中的选曲，为合唱团担任伴奏的就是来自美国的英文教师席勒先生。可惜抗战时期的艰苦生活使王老师患了肺结核，在我离开铭贤考入重庆国立音乐院之后不到一年他就病故了，令人十分惋惜。
我参加革命工作后，一直从事专业文艺工作。由于自己的经历，我十分重视文艺的普及，不仅自己常常通过广播、电视播讲歌剧和音乐的常识，也写一些传播文艺知识的文章和书籍。若干年前，我曾应邀为中学教师们讲歌剧知识，我上来就表示：我之所以今天能够从事专业文艺工作并略有所成，主要是我从小学、中学得到了多位优秀音乐教师的教诲。我当时并非在说客气话，而是真诚地表达自己对于过去许多位在音乐上培育了我的教师的感激之情。今天，就让我再一次地表达这样的感激吧！
刘诗嵘，一九二七年生于北京，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八年就读于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及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一九四九年参加革命工作，在中央歌剧院担任艺术行政工作，离休前任剧院副院长及艺术委员会主任，一九九二年离休后被聘为剧院艺术顾问。曾担任过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中国歌剧研究会主席团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