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亭子的内部粉刷得很精致，但是外面那样陈旧腐朽，让人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凉台上有个玻璃门通到客厅里，在客厅，观者的好奇的眼前是这样的情景：屋角里都有瓷砖砌的火炉，右面有一架寒碜的钢琴，上面堆着些手抄的乐谱，一张长沙发上罩着褪色的白花纹浅蓝色沙发缎；一张圆桌，两个玻璃橱，上面放着叶卡捷琳娜时代的瓷器玩具和琉璃珠玩具；墙上挂着一幅有名的肖像画，上面画着一个淡黄发少女，胸前抱着一只鸽子，眼睛往上看着；桌子上放着一个花瓶，瓶里插着新鲜的蔷薇花……您瞧，我描写得多么详细。就在这客厅里，在这凉台上，上演了我恋爱的所有悲喜剧。这邻居太太是个凶恶的女人，说话常常带着恶毒的嘶哑声，是一个强悍的泼妇；两个女儿之中一个名叫薇拉，同普通县城里的小姐没有什么两样；另一个名叫索菲亚，我爱上了索菲亚。姊妹俩另外还有一个房间，是她们共同的卧室，这里面有两张纯洁的木床，有黄颜色的纪念册，有木樨草，有画得很拙劣的、男女朋友的铅笔肖像画（其中有一个绅士的肖像很特别，他脸上的表情特别富有精神，画上的签字更有精神，他在青年时代曾经使人对他怀着过高的期望，但是结果同我们大家一样——一事无成），还有歌德和席勒的胸像，德文书，干枯了的花冠以及其他留作纪念的东西。但是这房间里我难得进去，而且不喜欢进去：我在那里不知道为什么透不过气来。还有——真奇怪！当我背着索菲亚坐的时候，觉得她最可爱，或者，当我在凉台上，尤其是在黄昏，思念她或是幻想她的时候，尤其觉得可爱。那时候我望望晚霞，望望树木，望望已经黑暗而还清楚地显出在蔷薇色天空中的细碎的绿叶；在客厅里，钢琴旁边，坐着索菲亚，她正在不停地弹奏贝多芬作品中她所喜欢的充满激情和沉思的一个乐段；那凶恶的老太婆坐在长沙发上安详地打着鼾；夕照洒满的餐室里，薇拉忙着准备茶，茶炊发出奇妙的咝咝声，仿佛有什么乐事；脆饼折断的时候发出愉快的爆裂声，勺子碰着茶杯的时候发出清朗的声音；金丝雀顽强地啭了一整天，突然静息下去，只是难得啾啾地叫几声，仿佛有什么要求；从透彻的轻柔的云层中偶尔掉下几点疏落落的雨滴来……我坐着，坐着，听着，听着，望着，我的心胸开朗起来，我又感觉到我在恋爱了。于是，就在这样的黄昏的影响之下，我有一次向老太婆请求娶她的女儿，大约过了两个月，我就结婚了。我似乎觉得我是爱她的……到现在这时候，应该知道了，可是我实在到现在也还不知道我到底爱不爱索菲亚。她是一个善良、聪明而沉默寡言的人，她有一颗温暖的心，但是天晓得是为什么缘故，是因为久居乡村的缘故还是另有别的缘故，在她的心底上（倘使心有底的话）有一个创伤隐藏着，或者不如说，有一个伤口在溃烂着，这个伤口没办法医好，而且她和我都说不出它的名称来。关于这个创伤的存在，我当然是在结婚之后才猜测到的。我为它费尽心机，都没有用！我在童年时代养过一只黄雀，有一次给猫抓住了，终于被救了出来，医好了伤处，但是我这只可怜的黄雀不能康复，它闷闷不乐了，憔悴了，不再唱歌了，结果，有一天半夜里，一只大老鼠钻进了它的开着的笼子里，咬掉了它的嘴，它这才决心死了。不知道一只什么样的猫把我的妻子也抓住了一回，她也闷闷不乐起来，憔悴起来，像我那不幸的黄雀一样。有时她自己显然是想振作一下，在新鲜空气中、阳光底下、自由自在的天地里振奋起来，她尝试一下，又萎缩了。她是爱我的，她曾经好几次向我保证，她更无别的愿望了。呸，见鬼！她的目光黯然失色了。我想，会不会过去有过啥事情？我就去调查，但是一无所获。好，现在请您判断：如果是怪人，大概会耸耸肩膀，叹两口气，照旧过自己的生活；可是我，因为不是一个怪人，就想到去悬梁。我的妻子深深地沉浸在老处女的一切习气中——爱好贝多芬、夜游、木樨草、和朋友们通信、纪念册等等，因而对于任何其他生活方式，尤其是对于主妇的生活，她无论如何也无法习惯。然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因为莫名的烦恼而困惑，每天晚上唱《你不要在黎明时唤醒她》，实在是有些搞笑。
“于是，就这样，我们享了三年福。第四年索菲亚由于初产不顺，死了，也真奇怪——我仿佛早就觉得，她是不可能奖赏给我一个女儿或儿子，赏给大地一个新居民的。我还记得她出殡时的情景。那时是春天。我们教区的礼拜堂并不大，已经很陈旧了，圣幛发黑了，墙壁上光秃秃的没有什么装饰，地砖有好几处破损了；每一个唱诗班席位上供着一个古老的大圣像。棺材抬进来了，它被安放在圣幛正门前面正中央的地方，罩上了褪色的盖棺布，周围摆着三个蜡烛台。仪式开始了。一个年老的教堂执事头后面拖着一个小小的发辫，低低地系着一条绿色的腰带，在诵经台前悲痛地诵读经文。神父年纪也老了，相貌和善，眼睛细细的，穿着黄色花纹的紫色法衣，兼任着助祭的职务作祈祷。在敞开的窗子里，满是白桦新鲜的垂枝嫩叶在那里摇曳着，发出簌簌的声音；院子里飘进草的香气来；蜂蜡烛的红色的火焰在明丽的春光中变成淡白色了；整个礼拜堂里都听得见麻雀的吱喳吱喳声，有时圆屋顶下面飞进一只燕子来，发出响亮的叫声。在金粉似的太阳光芒里，几个农人的淡褐色的头灵活地一起一伏，正在热心地为死者祈祷；香炉的洞孔里喷出一缕淡蓝色的烟来。我看着我妻子的死气沉沉的脸……我的天！就是死，就是死神亲自来到，也不能解救她，不能医好她的创伤：还是这么一副病态的、胆怯的、不露声色的模样，她仿佛到了棺材里还觉得不自在。我的心在痛苦地淌着血。她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可是为她自己着想，死也许算是她比较好的归属吧！”
讲话的人双颊通红，眼神黯淡无光了。
“终于，”他又说起话来，“我走出了我妻子死后笼罩着我的沉重的颓丧心情，于是就想去干番所谓的事业。我在省城里谋了个差事，但是在公共机关的大房间里，我觉得头痛得厉害，眼力也开始不好使，正好发生了其他的事……我就借此辞了职。我想到莫斯科去一趟，可是第一，钱不够用；第二，我已经对您说过，我是与世无争了。这与世无争可说是突如其来的，也可说不是突如其来的。在精神上，我其实早已与世无争了，可是我的头还是不肯低下来。
“我认为我那质朴的思想感情，是受了乡村生活和不幸事件的影响……在另一方面，我早就注意到：差不多所有我的邻居，年轻的和年老的，起初由于我有学问、到过外国以及我的教养的其他优点而感到惶恐，现在不但已经完全看惯了，竟开始对我粗暴或者怠慢起来，不再听我的议论，对我说话也不再用敬语了。我还忘记告诉了您：在我结婚后的第一年中，因为寂寞，我曾经尝试写作，还寄了一篇文章到一个杂志社里去，要是我没记错的话，那是一个中篇小说；但是过了一些时候，收到编辑一封彬彬有礼的信，在这封信里有一段是说：我的智慧是不能否定的，但是缺乏天才，而在文学中需要的就是天才。还有，我听人家说：有一个过路的莫斯科人，却是一个善良的青年人，在省长的晚会上顺便批评了我，说我是一个才思枯竭、毫无价值的人。但是我那盲目的自以为是还继续存在着，因此，您知道，我不愿意给自己‘打耳光’；终于有一天早晨，我睁开了眼睛。是这么一回事：县警察局长到我家里来了，他的目的是要我注意我领地里有一座垮塌的桥，而这座桥是我绝对没有能力修理的。这个宽宏大量的秩序监督者用一块鲟鱼干来下一杯烧酒，同时用长辈的口吻责备我的疏忽，然而也体谅我的境遇，劝我只要叫农人们堆些粪料上去就行了；接着他就吸起烟来，和我谈论着即将来到的选举，那时候，有一个叫作奥尔巴萨诺夫的人正在角逐省首席贵族这个荣誉称号，这是一个空谈家，外加还是一个受贿者。何况他在财富上和声望上都不是特出色的人。我发表了关于他的意见，而且说得很不客气，老实说，我看不起这位奥尔巴萨诺夫先生。县警察局长看着我，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和气地说：‘喂，华西里·华西里耶维奇，我和您是不该议论这种人的——我们哪配呢？……安分守己些吧。’‘得了吧，’我懊恼地反驳，‘我和奥尔巴萨诺夫先生之间有什么差别呀？’警察局局长把烟斗从嘴里拿出，睁大了眼睛，突然大笑起来。‘哈，你这个活宝，’最后他笑出了眼泪，‘怎么能开出这样的玩笑来……啊！你算老几啊？’直到离开时，他还不断地嘲笑我，有时用胳膊肘推推我的身体，而且对我也直接叫‘你’了。他总算走了。我已经忍无可忍，气得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好几回，在镜子面前停下来，久久地注视着自己那狼狈的脸，慢慢地伸出舌头来，带着苦笑摇摇头。一切都真相大白了：我清楚地看到，比在镜子里看自己的脸更清楚地看到，我是一个多么无聊的、不足道的、没有用的、不奇特的人！”
讲话的人沉默了一会儿。
“在伏尔泰的一出悲剧里，”他沮丧地继续说，“有一个贵族悲极而喜。在我的命运中虽然没有啥悲剧色彩，但是老实说，我也经历过这滋味。我感到了冷酷的绝望后那种毒辣的狂喜；我曾经整个早晨从容不迫地躺在自己的床上，诅咒自己的诞生时日，这时候我体会着甜蜜；我还不能立刻与世无争。而实际上，请您想想，贫穷把我困在我所痛恨的乡村里；业务、职务、文学——都不来纠缠我；我避免和地主们来往，书读厌了；至于那些抖动着鬈发而狂热地强调着‘生命’这个字眼的、身体水肿而精神异常敏感的小姐们，自从我停止了夸夸其谈和赞叹以来，她们对我一点也不感兴趣了；我不善于而且也不可能完全离群索居。我就开始，您知道怎么着？我就开始到邻居们那里去闲逛。我好像醉心于自轻自贱似的，故意去招致各种琐碎的屈辱。食桌上仆人送菜的时候漏掉我，人们冷淡地、傲慢地对待我，终于完全不注意我；他们竟不让我加入共同的谈话，于是我往往就故意在屋角里向一个极愚蠢的夸夸其谈家唯唯称是，这种夸夸其谈家当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是乐愿吻我脚上的灰尘和大衣的边缘的。我竟不愿意想起我正在委身于讽刺的痛苦的快感……算了吧，在孤独中还谈什么讽刺！瞧，我就这样接连过了好几年，而且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这也太不像话了，”隔壁房间传来康塔格留欣先生那似醒非醒的抱怨，“是哪个蠢货半夜三更还在那儿聊天？”
讲话的人迅速钻进被窝，胆怯地探出头来看，举起一根手指来警告我。
“嘘……嘘……”他低声说。接着，似乎是在向康塔格留欣说话的方向赔礼道歉，恭恭敬敬地说：“知道了，知道了，对不起……应该让他睡觉，他需要睡觉，”接着继续低声说，“他需要积蓄新的力量，那么，至少明天可以照样满意地吃东西。我们无权打搅他。何况我要说的，似乎都对您谈过了。您恐怕也想睡了吧，祝您晚安。”
讲话的人迅速转过脸，把头埋在枕头里了。
“至少，要让我知道您的尊姓大名？ ”我问。
他猛地一下抬起头来。
“不，看在上帝分上，”他打断了我的话，“请您不要问我姓名，也不要向别人打听。就让我在您心目中成为一个无名的人——为命运所伤害的华西里·华西里耶维奇吧。况且我是一个不奇特的人，所以也就不配有独特的姓名。但是如果您一定要给我一个称呼，那您就称呼……称呼我为希格雷县的哈姆雷特吧。无论在哪个县份里，都有不少这样的哈姆雷特，不过别的您也许没有碰见罢了……再见。”
他又钻进他的绒毛被里去了。 第二天早晨他们来叫醒我的时候，他已经不在房间里了。他在黎明之前就已经离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