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街”随后被“河洼地”取代了。地狱街一带都是草屋、小丘群一样的村子，在青山和胡同的小河边坐落。住在那儿的矿工都在两块庄稼地以外的那些矿坑里做工。这条从赤杨树下边流过的小河还没怎么被这些小矿井污染；一头头驴子精疲力竭地拼了命拖着绞车转动，使劲把煤拉到地面上来。这乡下遍地都是这样的小矿坑，有的在查尔斯二世村。
那大约是六十年前的事了！情况突然变了。小矿井几乎全被金融家们的大矿山挤垮了。在德比郡和诺丁汉郡都发现了煤矿和铁矿。卡斯顿一威特公司也开张了。帕默斯顿勋爵高兴地在舍伍德森林一旁的斯宾尼园，正式宣布他们公司的第一个矿场开工了。
同时，这条名声不好、年代久远且早已臭名远扬的地狱街，被大火烧得干干净净，污物沉渣大多也被清除。
卡斯顿一威特公司觉得他们能大展拳脚了，于是，在赛尔比河与纳塔尔河的河谷里开了好几处矿，很快就有六个矿井开始工作了。铁路从在森林里的矿岩高地的纳塔尔修起，一直延伸到卡特尔教团小修道院遗址和罗宾汉泉，连接了斯宾尼园，然后通到四周环绕着麦田的敏顿大矿；从敏顿横跨谷岸旁边的农田通到本克山，从此处岔开，向北则通到贝加里和地势比克利奇和德比郡群山还高的赛尔比：六个煤矿分布在乡间，如同一个个黑色螺栓，由一条精制的链条——铁路——贯通起来。
为解决大群矿工的住宿问题，卡斯顿一威特公司在贝斯特伍德山坡上盖了几个方块儿，也就是正正方方的住房；然后他们又在地狱街原址的河谷中建起了河洼地。
河洼地的矿工住房一共分为六个街区，成双排列，一排有三个街区，就像六点骨牌上的点点，在一个街区里住十二户。这些成双排的住房都建在贝斯特伍德的山脚，山坡很陡，往外看去，至少从楼顶的窗户往外看去，向赛尔比伸展的地势慢慢高起来的河谷便出现在你的眼前了。
房子是倒很坚固，还看得过去。表面看去还有些花花草草，不过这只是外表；从所有矿工妻子不住人的客厅看去就是这个样子。卧室在屋子后边，厨房在屋子后边，迎面就像另一个世界，正对着一个丑陋的屋后小园，也正对着垃圾坑。在那一排排的房屋间，一长溜一长溜的垃圾坑间，便是胡同，孩子们在这里玩耍，女人们在这里谈天，男人们这里吸烟。因此，虽说河洼地的房子盖得很不错，看上去也蛮舒服，但那里的生活条件却糟透了，因为人们生活少不了厨房，而厨房却连着那条满是垃圾坑的脏极了的小巷子。
河洼地建成有十二个年头而且在走下坡路；开始莫雷尔太太并不愿搬离贝斯特伍德住到这儿，但也只能将就看。况且，她家房子是在上边那个街区的顶头，所以只有一家邻居；在另一侧有一小片额外的园地。她住的房子在前边，每周房租是五先令六便士而不是五先令，因此她在那些住“两头夹”房子的女人里面当然显得有几分贵族气息。可是这比别人强那么一点儿的位置对莫雷尔太太而言也不算上什么安慰。
她今年三十一岁，结婚已经八年了。她小小的身量，很贤惠，不过做事却很有主见，头一回跟河洼地的女人们接触却有些害怕。她搬过来的时候是在七月，九月就该生第三个孩子了。
她丈夫是个矿工。他们在这儿刚住了三周，恰逢一年一度的假日或说是庙会。庙会那天是周一，他一早就出门了。两个孩子高兴极了。威廉是个七岁的男孩。他吃完早饭就偷偷去逛集市了，撇下五岁的安妮，她也要去，又哭又叫闹了一上午。莫雷尔太太自己在干活。她跟邻居们还不很熟，不知道该把小女儿托付给谁，只好答应吃过午饭带她去集市玩儿。
十二点半时，威廉回来了。这孩子特别可爱，金色头发，一脸雀斑，有点儿丹麦人或挪威人的气质。
“我能吃饭了吗，妈妈？”他叫喊着冲进屋来，连帽子也没顾上脱。“人家说庙会一点半钟就开始了。”
“饭快做好了，你一会儿就能吃。”母亲说。
“还没做好呀？”他大声说，一双愤怒的蓝眼睛直直地瞪着她。“那我怎么赶得上？”
“你能赶上。五分钟就好了。才十二点半呢！”
“快开始啦。”这孩子哭哭闹闹地说。
“就算开始了！也死不了人，”母亲说。“况且，现在才十二点半，还有一个钟头呢！”
小家伙急忙摆好餐具，母子三人马上坐下。他们的午餐是奶油面糊布丁跟果酱，这时候小家伙儿从椅子上一跃而起，直挺挺地站着。原来是旋转木马最初启动的微微的吱吱声和吹号子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他看着他母亲，脸有点发颤。
“我早跟你说了！”他说着就跑到橱桌上拿他的帽子。
“把布丁也带上——才一点五分，是你搞错了——你的两个便士还没拿呢！”母亲放枪似的大声说。
小家伙只好转身拿了钱，生气极了，然后一声不吭就走了。
“我要去，我要去！”安妮说着就哭了起来，“哎呀，要去就去吧，我的小傻瓜，就会哭，真拿你没办法！”母亲说。午后稍晚一点，她带着孩子在筑着高篱笆墙的小山上一路奔波。田里的干草已经全部收割，牛群正在吃二茬草。多么温暖宁静啊！
莫雷尔太太讨厌庙会。那里有两台旋转木马，其中一台靠蒸汽机转动，另外一台由一匹小马在拉着，三架手风琴弹得正欢；偶尔传来零星的噼啪射击声；卖椰子的小贩们的尖尖吆喝声；摆“打彩”摊的人的吆喝声；拉洋片儿的女人的吆喝声。莫雷尔太太看见儿子在华莱士狮棚外瞪着眼睛瞧这只著名狮子的照片，高兴极了，它曾咬死过一个黑人还让两个白人变为残废。她没管他，给安妮买了一块奶糖。不久，儿子站在她面前，看来非常激动。
“你不是说不来吗？——玩意儿多不多？——那只狮子咬死过三个人——我的两便士都花了——瞧这儿。”
他从袋子里掏出两个蛋杯来，上面画着粉红色的毛萼洋蔷薇图案。
“这是我在那个摊儿上赢的，把球打进洞就赢了。两次我都打进了就得到两个蛋杯——一便士打一次——上面画着毛萼洋蔷薇呢，瞧。这玩意儿我早想要了。”
她知道，他要这个，是为了她。
“嗬！”她兴高采烈地说。“好漂亮啊！”
“你拿着吧！我怕弄烂了。”
看到妈妈来这儿，他兴奋极了，带她到处乱逛，不管看见什么都指给她看。看拉洋片儿的那时，她给儿子讲解画片的内容，就像在讲故事，他简直听得着了迷，不愿离开她半步，心中充满对母亲的自豪。她头上戴着有带子的黑色小软帽，披着外套，嫣然一个淑女，谁也比不了。她遇见认识的女人时总只微微一笑。她觉得累了，就对儿子说：
“行了，你现在回去还是过一会儿再回去呢？”
“这就要回去啊？”他大声地说，很失望的样子。
“都四点多了还早啊？”
“这就要走，为什么呀？”他说，很觉惋惜。
“不想走可以不走啊。”她说。
她带着安妮慢慢往回走，儿子站在里看着她离开；母亲走了，他心里很难过，但又舍不得离开庙会。当她经过星月酒馆前边的空旷地时，她听到男人们的呼喊声，闻到啤酒的味道，她加快了脚步，觉得她丈夫很可能也在那儿。
六点半左右她的儿子回来了，一脸疲惫和丧气。他让母亲自己回家，心里不是滋味儿，尽管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母亲走后，他就没心思再逛庙会了。
“爸爸回来了吗？”他问道。
“没呢！”母亲说。
“他在星月酒馆里打杂，我从窗户黑色窟窿里看见了，还挽着袖子呢。”
“唉！”母亲顿时大声说。“他没钱了。不论人家给多给少，他能挣点小钱够用也就满足了。”
天色晚了，光线暗淡下来，莫雷尔太太做针线活已看不清了，便起身走到大门口。外边很热闹，节日气氛好像永远不会结束，这终于对她产生了影响。她走到屋边的园里。女人们都从庙会上回来了。有时会有个别好丈夫和一家人一起和和美美地经过。但一般是只见女人带着孩子。傍晚，那些留在家里的妈妈们，腰上系着围裙，两臂抱拢，站在胡同的角落里聊天。
莫雷尔太太却独自一人，好在她对此早已习惯。她的儿子和小女儿上楼睡去了；因此，这个家就是她的寄托，日子过得也不错。那个快要降生的孩子却使她倍感怅然。这悲凉的世界几乎使她失去所有的希望——至少是在威廉长大成人之前。但是对她自己本人而言，只有凄凉的忍耐——忍耐到孩子们长大。孩子们！这第三个孩子，她已经无力抚养了。她本来不想要这个孩子。孩子他爸在酒馆打下手，常常贪杯而醉。她看不起他，但又离开不他。这个快要出世的孩子叫她很为难。她苦于对付贫困、丑恶和卑贱，她对此真是厌恶极了。
她走进屋前的小园，想出去，可竟然迈不动脚，但又不愿意呆在屋里。天很热，闷得她透不过气来。
前边是一小块园地，四周是水蜡树篱。她站在那儿，想在这花香和逐渐暗下来的美妙黄昏中得到一丝安慰。园门的对面，那高高的篱笆底下是一溜台阶通往山上，两边已经收割过的草地红得像火。
偶尔，一些人从树篱下的小路那片黑黑的凹地一路蹒跚回来。有位青年人在山末端的陡坡上乱跑，啪地一声摔在台阶上。莫雷尔太太打了个寒颤。他爬起来虽然说话很难听，但也挺可怜的，他觉得是这台阶故意坑害他。
她进屋，心里想，天下的事怎么就不能变一变。现在总算明白，是变了！她跟自己的少女时代相隔那么远，现在连走进河洼地后院步子都沉重的女人，还是十年前健步如飞地跑上希尔内斯防波堤的那个女人吗？她真说不上来。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她自言自语地说。“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就包括我快要出生的这个孩子也在内！我就跟无足轻重似的。”
生活时常摆布人，支配他的身体，填满他的人生，但这都是假的，任其为之，仿佛生活是可有可无的。
“我等，”莫雷尔太太自言自语，“我所期待的决不会来。”
她开始收拾厨房，点灯，加火，把第二天要洗的衣裳找出来泡到水里，然后坐下来做针线，在布料上飞针走线，做得很有条理，一干就好几个小时。有时候她也叹叹气，动动手脚、上厕所。她总在不停地想，为了孩子们，该怎样尽量利用好现在的条件。
十一点半的时候，丈夫回来，黑胡子上面的脸红扑扑的、发着光，他点了点头，显得很高兴。
“呀、呀，在等我呢？老婆？我在帮安东尼打工呢！你猜他给了我多少钱？两个半先令，可不少呢！每一个便士都——”
“他还不是想让余下的钱，都让你喝酒给扣了呀！”她干脆利落地说。
“我没有——我没有。你得信任我，我今天只喝了一点儿。”他的声音软下来了，“瞧，我给你带回来点儿白兰地姜饼，还有一个椰子，是给孩子们的。”他把姜饼和椰子——那东西毛乎乎的——放在桌子上。“喂！我说，你这一辈子难道就不会说声谢谢？”
她拿起椰子来摇一摇，看看里面有没有椰汁，才算是讲和了！
“这东西特别好，我保证。我是向比尔·赫金森要的。他够朋友，这比尔·赫金森，他可真够朋友啊！”
“他这人只要有口汤喝，什么都可以卖掉，你也跟他一起喝稀汤？”
“哎！你这女人真讨厌，我哪儿喝醉啦？我倒要知道知道！”莫雷尔说。他得意扬扬，就因为他在星月酒馆帮了一天工。他一直唠叨个没完。
莫雷尔太太特别累，对他的唠叨早已烦透了，趁他用火钩压灭火的时候，她赶紧去睡下了。
莫雷尔太太出身于有教养的旧式市民家庭，祖辈是著名的独立派教徒，以前还跟赫琴森，始终是坚定的公理会教徒。诺丁汉的花边厂大量倒闭时，她的祖父也在花边市场破产了。她父亲乔治·科帕德是位身材高大，一表人才，性情高傲的工程师——以他的蓝眼睛和白皮肤自豪，更以他的为人正直自豪。她曾经那傲慢、坚强的性情都是从科帕德家族继承来的。
乔治·科帕德为其贫困苦恼不已。他在希尔内斯造船厂当过技师领班。莫雷尔太太——格特鲁德——是他的第二个女儿。她长得像母亲，也最爱母亲；她的眼睛蓝汪汪而咄咄逼人；前额很宽广，这就是科帕德家的特征。她记得，她曾经憎恨她的父亲对她那温柔、乐观、心地仁慈的母亲专横无理。她记得，她曾跑上希尔内斯防波堤，还发现了条小船。她记得，她去到造船厂，那里的人都经常夸奖她，她这孩子又伶利又有点傲气。她记得，她的那位上年纪的女教师，特别有趣，她是老师的助手，在那家私立学校里她特别喜欢帮女教师的忙。约翰·菲尔德送给她一本《圣经》，现在还留着。她十九岁时，从教堂回家，经常和约翰·菲尔德同行。他是商人的儿子，在伦敦上过大学，有从商的打算。
那个九月的星期日下午，她一直记在心里，他们俩坐在她父亲家后边的葡萄树下。阳光穿过葡萄叶，映出种种曼妙的图案，如同一件有花边的披巾，罩在他们的身上。有些葡萄叶是纯黄色，好似扁平的黄花。
“呆在那儿别动，”他大声说道。“你的头发，我简直说不上来像什么！像铜，像金一样闪闪发亮，红得像烧透了的铜，阳光照在上面，缕缕金丝。都说是棕色，你妈却说是鼠灰色。好奇怪。”
她瞧了瞧他闪烁的眼睛，但她明净的脸上并没有流露出自己深深的情意。
“可你说你不喜欢做生意呀！”她追问道。
“不是呀！我讨厌做生意！”他着急地大声说道。
“要不就当牧师吧！”她有点哀求似的说。
“我很想。我其实很想，如果我真能成为一流牧师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