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下午，我们来到位于七里河区的市工人医院，在干部楼区的一间病房内，我们见到了正在疗养的92岁老红军钟先朋。他正襟危坐在沙发上，清瘦的身躯，炯炯的目光，和蔼的笑容，周身散发着一种科技文化人的气息。钟先朋老人年事已高，一只耳朵被日本鬼子的炮弹震伤，听力不好，70多岁的老伴沈阿姨就形影不离地守在他身边照顾，还时不时地给我们当翻译，做解释。长征中的钟老，是党一手培养出来的红军卫生兵，他一生从医，在战火弥漫的战争年代，曾经担任过朱德总司令的保健医生。1949年后仍然救死扶伤，长期战斗在卫生战线，先后担任过一些地方县、市医院和卫生部门的领导，负责医疗管理工作。
老红军钟先朋说：
我是江西赣县人，家里很贫穷。我们兄弟三个，我排行老二，上面一个哥哥，下面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1931年，红三军团来到我们赣县的白龙村，宣传革命，号召有志青年踊跃参加红军。我那时18岁，就和哥哥一起报名参加了红军。然后，就从湘赣地区的永新、莲花来到井冈山。这时才知道，红三军团隶属于红一方面军，也叫湘赣军团，大多数战士都来自湖南和江西。当时，萧克是军长，王震是军团长。红一方面军跟着毛主席打过好多仗，我记得在湖南永顺府就打了一仗。后来，还在冷家山打了一仗，那一仗消灭了敌人20个团，打得真漂亮！
打仗，就会有伤亡，救治伤员就成了部队的燃眉之急。首长看我学东西比较快，人也算稳重，于是就把我分配到野战医院，开始边工作边学习。开始是学习司药，也就是先从掌握药品的性能入手，再深入把握病理，对症下药。然后，又学习护理、护士，这样就有了一定的医药医护基础。这些基础，通过临床的实践应用，通过前辈的悉心指教，又不断得到提高，使我在学习实践的道路上有了进步。
后来，井冈山红军战事失利，我们的野战医院奉命跟随大部队开始长征。我们过金沙江，在云南中甸翻大雪山，那时，气候环境恶劣，条件十分艰苦，不少人身患疾病，有些体质较弱的战友就没有挺过去，牺牲在了长征路上。同我一起参加红军的亲哥哥，也这样牺牲在长征路上了。活着的我们，掩埋了战友的尸体，揩干了身上的血迹，又上路了。由贺龙和萧克率领的我们二六军团，翻过雪山，艰难地穿过阿坝草地，来到甘孜。在甘孜，我们休整了四五天，然后夜行军，来到了甘肃的哈达铺。
这时候，我们听说毛主席已经在腊子口打了大胜仗，别提多高兴了。
部队进入甘肃，我们的野战医院后来到了庆阳。在庆阳，部队医院也给老百姓看病，当时缺医少药，病人却不少。特别是战争造成的外伤病人比较多，外科技术成了重要的应用技术。如，有几个老乡被军阀马步芳的士兵砍伤，头垂在脖子上，血淋淋的，脖子上的刀口又深又长。为了挽救老乡的生命，我只好因陋就简，用老百姓的针线当器械，给他们做缝合手术，可喜的是手术成功了，人活了。由于红军的医疗设备少，医药条件差，就迫使医生必须具有比较过硬的医疗技术，就迫使我们不断地自觉学习和提高，这样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得到了锻炼，从一个部队卫生员，逐渐成长为一名稍有名气的外科医生，让自己有能力为红军服务，为人民服务。在延安国际和平医院，我专门搞外科，为不少前线负伤的战士做过手术，使他们得以康复，重返战场。在抗日战争中，我们的医院在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下，照样全神贯注地救治伤员，根本没时间考虑个人的安危。我的耳朵就是在野战医院的一次手术中，被日本飞机的炮弹震坏的。
后来，组织上派我担任朱总司令的保健医生。朱总司令为人和善，对战士很关心，很爱护。但是，对自己的身体却不怎么关心，也不怎么爱护。常年行军打仗，使他患上了比较严重的痔疮，但是他从不叫苦，遇到打仗，从不下战场，也从不因为身体有病而休息。
哦，还想给你们谈谈我老家的弟弟妹妹。红军长征走了，湘赣地区的红色根据地让国民党白匪占领了。所有的红军家属都遭了殃，他们被抓的抓，被杀的杀。我的弟弟妹妹也成了国民党白匪迫害的对象。弟弟被抓去，一连折磨了很多天，出来都没有人样了。我的妹妹吓得逃跑了，是死是活，至今也没有音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