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道
人臣以道事君，道同则泰交日固。以行道为职，道行则职业皆举。唐虞五臣，各举一事，皆参赞化育之人也。是以君臣之闲，当有自然相须、休戚一体之义，所以谓之大伦。若但和禄相市，祸福相御，有将顺而无匡救，有近虑而无远图，则伦常之义亦微矣。圣贤观时势而卜功业，审道德而定行事，相难易而决期会。道尊者不屑小就，势难者不敢夸张。至于自顾其学，外观其世，见为可图，即非大言以欺世矣。能尽忠补过，即可称职。能执法不挠，即民不寃。能弥缝省户之隙，即可靖远方之难。能造次不离仁义礼，即可自尊而不因人求尊。能使天下皆行圣人之道而一身之出处可以不计。不治无益之言，不为私己之行，惟以苍生为心、教化为务，即可再造彝伦、匡正皇极而当大任矣。虽不以才智自名而能寝大兵、息大役、定大难，免万人于死，导迎天地之善气，亦有当于天心而受累世福佑焉。总之事上之道在乎无私，使人之道在乎无偏，化人之道先正其心。三者皆要言也。席宠戴势者不虚己尽下而坚持意见，不乐闻过，故寮采之闲奠执其咎，虽比肩同列，然恐惧则气夺，疑惑则志乱，顾身家则多私。因而依违首鼠，徇颜避焰，选愞顾盼，是以朝端之上，事无大小，皆不得其极致；智无深浅，皆不得其实效。戒深刻之流，倾陷之党，耻于言之不从、计之未遂，致怨于人而必报之，抱惭于前事而欲以后事快其意。或势利之士，用大臣则顺大臣，用嬖幸则顺嬖幸。下至厮养伶优，苟可缘以求进，莫不鞠躬俯首，仰其鼻息。其它循牒推迁者，皆以簿书期会、断狱听讼为行湛济时之略，以搏击攻讦、讥讪指擿为言听计从之遇。若此者复不乏人，要皆明主之罪人也。且羁旅之士，一见即合意者，再三必生迟疑。故商鞅不以一见求合而设三术以迭进，乃其巧于求合也。疏远之人再三请见，则上人意指窥探渐熟，情款洽，然后言其所能为与其所欲为，是以无所抵牾，若凿契之相须。盖不切之言用诸未同之时，欲进之说迟诸款洽之际，此正说大人之捷术、苏张之秘诀，君子耻之而不屑也。然为人主者各有一时之喜怒，不可以常理取必。故守正之士往往见弃于曲朝，亦或受摒于盛世，又或彼此之闲诚信未协，虽有仁义之心，不能相孚，于是有智计见疑、朴拙取信者。此其遇合，又不可以常理论也。更有前此小人进身之术，后起小人承而用之，即得祸败，此亦不可以常理论也。若董仲舒者，纯正开廓之儒也，当汉兴八十载之时，贾生不可复得，申公、浮邱伯之流亦不足大畅其道，朝端之上，何可少此一人？犹以宰相所挤，左宦王国，遇合之难若此。在他人或自贬求售曰，吾以行道，而仲舒两事骄主，皆以持正自免。夫居危疑之邦而持正不挠，即道行矣，不必多所宠荣而后为行道也。若多所宠荣，亦当多所矫拂。夫道有兴废，当与时偕行，非曰直己忤人，即为道也。董生而外，以儒名者，经术颇熟，私心未克。谨慎柔软则有之，担当果决则未也。此之持正不挠，不亦优乎？盖君子为心，与人原不相远。顺礼而求之，则易得而日亲；逆礼而求之，则难合而弥疏。故圣王为政，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性情之正，则君子之心不介而自亲。使君子不获其道德之乐，则天下之心，不怨而自离矣。故人君必行道而后能得士也，虽有千钧之兽炭，不得纤芥之葭苇以续火，则不尽其燔炽之用；虽有千载之事业，不得针芒之兔锋以为笔，则不尽其记载之用。夫顺礼而求之，敬慎而用之，亦士君子之葭苇舆毛颖也。上以道求之，下不以道自其，可乎？故贤士亦必行道而后能致主也。然要为人主者当知直道难容、佞人易入，矫情以自克，开诚以广受，则直士盈朝、佞人屏迹矣。
尽职
人臣之义，受命不受辞。出竟有可安社稷、定国家者，则专行之。此春秋法也。公子结理他事出竟，闻齐宋将伐鲁，矫君命与二国盟，除国家之难，全百姓之命，公羊取以为法，以为大夫君之贰也，政事同之，休戚同之。君而不信其臣者，君之惑也；臣而不敢取必于君者，臣之私也，皆末尽其道也。然出竟乃可自专，君侧则不可。华元子反，君在行闲，可以取旨而行。郄克闻邾人之言，亦当按师不动，请命后还。乃平国不待命，旋师不待报，皆为乱义也。叔孙豹之违命，非违命也，而春秋以违命责之，盖君弱臣强之时，君命一出，所宜崇奉，使国内知我君命之不可违，则强宗恐惧，义士生心，乃匡时矫俗之变体。若其下比邾滕，非关机危。乃曰降尊就卑，率意改命，辨小是而昧大顺。故罪以违命而不可辞，春秋之后，郭子仪盟回纥，公子结之义也。汲黯发粟，近在竟内，可以取旨，当与华元同责。富郑公往来辽庭，抗言不辱，斯不蹈叔孙之过。若陈汤之事，以责郄克者责之，必沮格不行。公子遂有如晋之愆，亦有盟戎之是，一人而二义备焉。此二事者，又当别论也。凡春秋之内，实与而文不与，皆事之行义而臣子自专者也。以其行义，故实与之；以其自专，故文不与。凡若此者，委曲以明大义之当从、几微之宜辨，苟一闲未达，未可临大事而不夺。故曰，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也。魏公子救赵一事，初不能得之魏王，遂欲以死赴秦军。世岂有食客三千，独以身赴邻人之难若匹夫匹妇计划无措者哉？盖尔时已伏矫诏夺军之谋而兵符不可得、壮士不可得，是以商诸老侠客。非以侠客之言始兆此谋，亦可知已。事定之后，门下诸客更欲洗涤其迹，以全公子之美，故以夺军之谋归诸侯生，其实不然也。若侯生之死，亦不足托。溧阳女子、江上渔父，疑似之迹，尚捐躯示信，侯生身与逆谋，在人耳目之前，国法之讨行且见及，先事而死，可谓知几，未可谓徇义也。总之信陵此事，原非正理，特以恤邻好之急，却暴戾之秦，尚有得于齐桓之义，故节取之。而子长好奇，欲纳诺贤者之域，然戕大将以弱宗国，于理则悖矣。吕后欲王诸吕，平勃顺从，议者非之。然天下事当论全局，不当处处绳以礼义，使才智之士难于措手也。大臣之义，固当守正不挠，然大臣守正而与女主相忤，必有小人起而乘之，则权在小人不在大臣。平勃不使克乱之权，属诸他人，虽事会变迁，必有太阿反正之日。非若张华，庶几无事以图一切之安也。公羊以祭仲为行权，言春秋者或取焉。平勃不从吕后，吕后必绝灭汉宗而自取之。后之人有行之者，武氏是也。适使汉之诸王不能以生易死，汉之宗庙不能以存易亡，平勃暂听吕后，则诸王可以生易死，宗庙可以存易亡，少辽缓之，则吕氏可图，汉室可安，平勃之权与祭仲等。祭仲不克反正，春秋犹取之，况平勃实克反正者乎？厥后袁安、任隗、乐恢、何敞当窦宪之世而能制其凶恶，保护幼主，又奚取夫引领受诛、危及君国者乎？盖此事之局，当吕后之世决难翻覆，惟有善藏其用，俟吕后死，然后起而图之，乃定理也。议者安得卤莽言之？鼌错削擿诸侯，遂致吴楚之乱，尔时调兵遣将、策饷制械、搜间谍、执反侧，抢攘纷乱，劳苦怨叹者遍天下，皆咎始祸一人，错安得晏然已乎？在朝之臣，微闻群情于景帝者必非一喙，既故袁盎一言而入。若景帝不为群言所动，亦未必发之太遽也。师丹议钱币，初从民间所苦，后从有司所复。民间所苦者，钱代龟贝，轻赍易尽；有司所持者，行钱既久，变法多怨。此大臣虚心广谋、舍己从人之美也，当时以为忘其前语，由此见劾，宜乎后世大臣坚持己见，不肯改易前说，以致斥免之悔也。若奏事不宜漏泄，而所上封事吏得私写其草，几事不密，不可谓无过也。陈汤之事，刘向虽引古证今，要亦论理之言，不敌开边生事之说为切利害，但以明白显著之功，不加赏赐，过引未至之患以施督责，而没前美，懈边将之心，掣任事之肘，张设蔽贤之纲，郁结举世之气，虽仅不生事于边，而国家之事恐从此益坏，故有陈汤一事，即不可无刘向一疏，然后古今之士明于轻重是非而折衷用之，始为无弊，岂曰能道古而美之哉？汤虽薄赏于当时，而没身之后尚有援其事以加恩者，虽出于私，亦天道之不可诬也。一切沮贤蔽善之徒，徒为人所唾骂尔。
忠爱
臣子之心，不使君命壅塞于下，是以有直谏之节，又有讳恶之义。盖直言极谏者，事犹未遂，过尚可改，故犯颜逆耳，尽力匡救，以成就盛德，非为得志于所谏，以必行其言也。至于行事既成，追悔靡及，则顺其已然而不忍显言，所以有讳义，义在没其事不存其迹，使吾君所行皆义而足以使人足以制命。虽曰讳之，然先王之法益明，故此二义者，仁非一途，事有两通，所以广敷懿训，博观大道。讳过者，礼也；弼违者，直也。二者俱通以为世教也。讳过之外又有一道，王嘉谏董贤之封，乞下廷议，以为考合古今，必有言当封者。天下虽不悦，咎有所分。又引淳于长事，众人归咎谷永，先帝不独蒙其议。分咎之说，公羊亦有之，如归卫宝而称齐人，讳鲁取而言齐归，乃分咎于齐也。嘉知言之不听，而为曲说诱之，使天下归曲于己而幸君之一悟，事之终止，所谓过则归己，善则归君，即讳恶之义而并掩其迹者也。羁绁之臣，相从人主于艰难，主正其位，臣享其荣，此正理也。然人事之变，多出意外。事已成而求去，亦保身亢宗之良策，常情自不能舍，非义所不可也。可辞则辞之而去，不可辞则亦留，舅犯是也。以诚恳辞去而得之，李泌是也。不可留又不可辞，则变姓名以逃，范蠡是也。若尽心于艰难而责报于安泰，人主或有不堪，举朝不免忌疾，则去留两不安，惟宁武忠敬，固不得有意外之财，然而宛濮之盟，无显赏焉，若介子推则宁隐而死也。
君子欲行其道，若遇不道之人、不道之事，不能不劝人主以诛杀。此中见理不明，轻动人主斧钺固不可也，言之不从，与小人为仇，无益于国事亦不可也。惩此二端，塞默不言，亦未可也。此昔之君子所以置身事外、不受爵禄之縻，固亦免撄人世之祸，然岂致身正理哉？如刘基于张昶、齐翼言、李彬诸事，不得不争，若非太祖英明果断为基计者，未必于众耳目之前指斥赵高如尔时所云，即斥其恶为昶等者，即欲不谓基杀之不可得也。又因卜相之事而言杨宪、汪广洋、胡惟庸皆不可相，此三人者即欲不恨基不可得也。噫，如此情事不知几许，塞默之人观望其外，奸黠之人阴阳其中，贤者处此，亦洁其情志以自完尔。欲慷慨以天下为己任，则必树敌于天下而身在祸福死生间矣。元世祖谓卢世荣曰，汝勿防朕，飮食起居之间宜自防也。又曰，疾足之犬狐不爱焉，主人岂不爱之？汝之所行，朕自爱尔，彼奸伪者则不爱也。又曰，汝无以一二人从行，亦当谨卫门户。如此用心，乃保爱臣子至情，但用诸言利之官则失人尔。然端士立朝，又未必邀主眷如此也。
广益
大臣，主张众论者也。义理明透，心卫端方，小臣之挟私者自不敢乱国是，执偏见者亦必服于公理，而乐就折衷，然后小臣得尽所长，大臣亦兼收天下之长矣。盖一人所长有限，众人所善无穷。治天下者，必好人之所长而后取资于不竭之府也。然大臣好贤，亦当有别，若所好承颜顺旨，而方正通达之士如凿枘之不入，亦奚取开东阁以招贤哉？既不可其门如市，又不可一切杜门谢客，此非计略所能工也，在乎学问之力与自修之功耳。然贤不可蔽而荐引为私家之计，亦有乖大荐义。魏其武安，交纳宾客，天子常切齿。卫霍不荐士，世以此称之，盖秉公矢慎与植党树私，心迹之闲自然有别，众耳众目不可欺也。是以或亲贤而丛咎，或远贤而蒙庥也。
人之难知何也？寡识则好恶乱之，多私则利害夺之，惟大贤大不肖显然可见者，不待知者而后知也。亦有其从即贤，未必即为大贤；其人即不肖，未必即大不肖。特以乘世之治乱与主之明暗遂为大贤大不肖之事以贻祸福于天下，亦往往有之。如王衍、王安石未必即大不肖也，其所为事，遂贻天下数世之害，由主之不明也。梁冀之恶、韩侂胄之妄，天下大不肖也。若某主不为所惑，亦不过杀身而止，岂能害及社稷若二人者哉？非大不肖之人可以改过，非大乱之时可以防微杜渐，能听大儒之言则两得之矣，不听大儒之言则两失之矣。王衍口不论世事，雅咏元虚；安石头垢不沐，足垢不洗，及食钓饵不知饥饱诸事，未必即为奸恶，总是心无收拾故至此。学先王之道以物其身，视听言动应有规矩，有威可畏，有仪可象，而心无检束若此，其能免君子之诟责乎？不责其检身无法而予以重名，非独二人之过，乃持衡者过也。据其茫然无检之态，似乎清狂不慧，乃至名利相竞而机警急疾，偏能胜人，衍之弃言非所，安石赴召恐后，岂非欲盖弥彰者乎？宣乎论者深斥之也。
居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