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耕不始于赵过郑樵《通志》谓牛耕起于赵过。古者惟以牛服车，不用于耕。《书》曰：肇牵车牛远服贾。又曰：放牛于桃林之野，《易》曰：服牛乘马。《诗》曰：宛彼牵牛，不以服箱。皆以服车为言，否则用以祭祀。《周礼》牛人之职，供享牛、膳牛、犒牛、兵车之牛而已。否则如田单之纵火，齐王之衅钟而已，未闻以牛耕也。《月令》：季冬令民计耦耕事。《论语》长沮、桀溺耦而耕。盖三代以上，皆两人并力发一耜，不闻用牛耕也。宋景文《笔记》亦云：汉赵过始教人作牛耕，而以王弼传《易》所云牛稼穑之资者，为不知汉以前无牛耕之事。独王伯厚《困学纪闻》则以为牛耕不始于赵过，而引冉伯牛名耕之说以证之。若三代不用牛耕则冉子何以名耕字伯牛也？此论甚确。不特此也，《韩非子。外储篇》：少室周与力士牛子耕角力而不胜。又《史记》司马牛亦名耕，字子牛，《家语》并云司马黎耕字子牛，黎、犁字古通，则尤是牛耕之明证。盖古时原有人耕、牛耕二法。《国语》耕籍之制，王耕一发。韦昭注：一耜之发也。王无耦，以一耜耜。《左传》：二五耦。杜预注亦云：二耜相耦，广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共垦，伤晋室也。此则人耕之说也。《月令》：耕籍之制，天子三推。若人耕，则安用推？此则牛耕之说也。《管子。形势篇》：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此尚未指明人耕牛耕。《山海经》：稷之孙叔均始牛耕。《山海经》纵伪书，然《史记》已引之，则为汉武以前之书，而已有牛耕之说，则牛耕非起于汉武时审矣。王充《论衡》：舜葬苍梧，有象为之耕。其说虽荒幻，然亦可见耕之用兽也。且《易》云：神农氏揉木为耒。《论衡》亦云：神农挠木为耒。耒乃牛耕之具，若人耕，安用揉挠之使曲乎？则以理推之，神农氏已用牛耕矣。景文、夹氵祭所引，盖本崔实《政论》。汉武使赵过为搜粟都尉，教民以牛耕，遂以为确据。不知南北风俗不同，有用牛耕者，有不知用牛耕者，过第就其不知牛耕者教之用牛，如后汉《王景传》百姓不知牛耕，景教以牛犁，由是垦辟倍多；又任延为九真守，亦以牛耕教民，皆是开此一方农事之所未有，而其实非自景与延创也。赵过之以牛耕得名，盖亦本古法而施之于不知牛耕之地，后世遂以为牛耕之始耳。且景文所云，亦未深考也。《汉书。食货志》：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本古法也。后稷始川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圳，一亩三圳。岁代种之，用耜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倍他田。过使教田太常、三辅，二千石遣善田者受田器，学种法。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据此，则二牛三人之法，本始于后稷，过第用其法以教人。其后牛不足，而平都令又教以用人挽犁，则以人挽犁转始于过与平都令，而非牛耕始于过也。景文、夹氵祭徒据崔实《政论》一语，遂以为据，而不复详考，亦太疏矣。至《诗》《书》所云牵车，服箱之类，盖各就其一事以为言，有不可执一以例其余者。即如江以南六朝时皆用犊车，今江南之人语以牛可驾车，必骇异以为无是理，而不知今云南、广西尚有以牛驾车者，大河以北牛车更多。又如驴马之类，江以南知其可以乘骑，而北人兼用以耕。夹氵祭、景文之论，毋亦囿于一说矣。又《涌幢小品》谓：中国耕田必用牛，若铁齿耙土，乃东夷担罗国之法，今江南皆用之，不知中国原有此法耶？抑唐以后始仿而为之也？是又以人耕为中国所本无矣。
云台无来歙，凌烟阁无郭子仪汉明帝图画光武功臣于云台，共二十八将，又益以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共三十二人，其详载于《后汉书》。马援不与，以其为椒房亲也。然光武功臣尚有来歙，先使陇说隗嚣，往返数四，当世称为信士。及嚣叛，则固守略阳者经年，帝赐歙班坐绝席，在诸将之右，令悉监诸将冯异、耿、盖延、马武、刘尚等平陇西诸羌，又攻蜀击公孙述，后为刺客所杀。是来君叔之权任，及光武之倚信，俱在诸功臣之上，而云台图像竟不及之，殊为阙事！《新唐书》：武德功臣十六人，贞观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德宗即位，命史馆考勋名特高者九十二人，以三等条奏，增至一百八十七人。每等武德以来宰相为首，功臣次之，至德以来将相又次之。大中初又诏求功臣三十七人，续图凌烟阁。今俱载《新唐书》一百九十一卷。然功臣如郭子仪、李晟、浑、裴度、李光颜、李等，俱不在内。方德宗时，晟、皆未死，其不入图画固也。子仪已死，何亦不入图乎？况大中之续录三十七人中有马燧，而晟、与燧同时，号三大功臣，何以不入？李光弼虽入，而别在二等。此皆不可解。（《郭子仪传》有图像凌烟阁之语，而《新书》凌烟图内无之。）
马氏铜柱有三马援所立铜柱在林邑国，《唐书。环王传》：本林邑地，海行三千里至其国，南有大浦，援所立五铜柱在焉。援留十户于其地，隋末蕃衍至三百，皆姓马，俗号为马留人。此汉时所立铜柱在交趾者也。马总为安南都护，建二铜柱于汉故处，刂著唐德，兼以明伏波以裔。此唐时所立铜柱，亦在交趾者也。《五代史》：马希范攻溪州蛮，降之，乃立铜柱为表，命学士李皋铭之。此五代时所立铜柱，在五溪者也。皆马氏故事。按今广西太平府镇南关外尚有铜柱，据《明史》：广西思明州土官黄广成上言：元设思明府，南以铜柱为界，元末交人越铜柱二百里，侵夺思明地，乞敕安南还侵地，仍以铜柱为界。此所谓铜柱，即今广西镇南关外之铜柱，与思明相近者也。然《唐书》所谓林邑国，则在广东之南，离镇南关甚远。岂援所立铜柱本在林邑，而今镇南关之铜柱则总所立耶？
徙铜人不始于魏明帝《魏明帝纪》：徙长安铜人、承露盘之类于洛，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任《述异记》：魏明帝取汉武捧露盘仙人，既折盘，临行泣下。此皆魏明帝事也。然《汉书。武帝本纪》：作通天台、飞廉馆。应劭注曰：飞廉，神禽。《后汉书》：明帝永平五年，至长安，迎取飞廉并铜马，置上西门外，名平乐馆。亦见程大昌《演繁露》。则移置飞廉、铜马、实始于汉明帝，而魏明帝特仿之。后赵石虎又徙洛阳飞廉、钟ね之类于邺之华林园，则又仿魏明帝，而徙魏明帝物耳。陈寿《三国志》于《董卓传》既云卓迁天子都长安，悉椎破铜人、钟ね以铸钱，而于《魏明帝纪》又云：徙长安铜人、承露盘之类于洛阳，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铜人既为卓所椎破，此所徙又是何物？殊不明晰。按潘岳《关中记》：秦铜人十二，卓坏以为钱，余二枚魏明帝欲徙于洛，重不能致。任《述异记》：魏明帝诏取汉武捧露盘仙人，盘既拆，临行泣下。然则卓所毁者乃秦铜人十二之十，而魏明帝所徙则汉武承露仙人及卓毁秦铜人所余之二也。《后汉书。方术传》：蓟子训摩挲金狄，即此秦余之二。而李石《续博物志》又谓苻坚毁其二以为钱，其一百姓推置河中。按董卓毁后仅余其二，安得又有一入河耶？
牛继马非晋元帝《晋书》载：魏明帝时，河西柳谷出玄石图，有牛继马后之象。故司马懿深忌牛氏，为二共一口，以贮酒，懿先饮其佳者，以毒酒鸩其将牛金。而其孙恭王觐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盖当时传闻如此，魏收本之作《魏书》，因谓：僭晋司马睿，母夏侯氏，字铜环，与牛金奸通而生，冒姓司马，以为此石之应。《通鉴》等书皆从共说。然金已为懿毒死，则夏氏所通小吏别是一人也，而收云云，可见皆传闻谬悠之词耳。唐元行冲则以为：元魏昭帝名犍，继晋受命，乃为牛继马之象，特为著论，此又可备一说。
宫中屠贩不始于东昏宫苑之中，列肆作屠沽之戏，世多知齐东昏侯事。《南史》：东昏于苑中立大店肆，以潘妃为市令，自为市吏录事，又于埭上设店，坐而屠肉。民间谣云“阅武堂，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是也。然此戏不自东昏始。《通鉴》：汉灵帝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着商贾服，从之宴饮为乐。《晋书》：太子于宫中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两，轻重不差。其母本屠家也，故太子好之。又会稽王道子使宫人为酒肆，沽卖于水侧，与亲昵乘船就饮以为乐。《宋书。五行志》亦载此事，并谓道子身自贸易于其中。又宋营阳王未废时，亦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是皆东昏以前事。
四声不始于沈约沈约作平上去入四声韵谱，为在昔词以人累千岁而不悟，独得胸臆，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然《石林诗话》谓：魏、晋间虽未知声律，而陆云相谑之词“日下荀鸣鹤，云间陆士龙”，又与后世律诗无异，知此体出于自然，不待沈约而后创也。今按《隋经籍志》：晋有张谅撰《四声韵林》二十八卷，则四声实起晋人，而并非石林所谓古人暗合者矣。《南史。陆厥传》云：沈约、谢、王融以文章相推，汝南周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相宣，将平上去入四声，以之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谓之永明体。沈约作《宋书。谢灵运传》后论之甚详。厥乃为书辨之，以为历代众贤，未必都ウ此处也。此又约之前已有四声之明证，即与约同时者，周有《四声谱》行于时，刘善经有《四声指归》一卷，夏侯永有《四声韵略》十三卷，王斌有《四声论》，皆齐、梁间人。又梁武问周扌舍曰：“何谓四声？”扌舍曰：“天子圣哲是也。”沙门重公谒梁武帝，帝问：“在外有四声，何者为是？”重公应声曰：“天保寺刹。”出以语刘孝绰，孝绰曰：“何如道天子万福？”则约同时之人，明于此者，亦不止约一人，特约独取以成书，遂擅名耳。
《东斋记事》云：唐孙忄面集诸家韵书作《唐韵》，而从前周《切韵》、沈约《四声谱》、夏侯咏《四声韵略》之类皆废。宋真宗时，陈彭年、晁迥、戚纶知条贡举事，取《字林韵略》、《字统》及《三苍》、《尔雅》等书为礼部韵，遂著为格。景中，贾昌朝言旧《韵略》多无训解，又疑单声与重送字不同义理，恐举人诗赋误用，乃诏丁度修《礼部韵略》，以唐诸家韵本刊定其韵窄者凡三十处，许令附近通用，单声及迭出字皆于字下注之。此《礼部韵略》之始末也。吴曾《漫录》又论度等修韵，既不得共始，徒屑屑于张希文、郑天休修书先后之辨尔。
纵囚不始于唐太宗纵囚事，唐太宗最著。白乐天所咏“死囚四百来归狱”是也。然不自唐太宗始。《后汉书》，马援为郡督邮送囚，援哀而纵之，亡命遇赦。钟离意送徒诣河内，解其桎梏，恣所欲过，与克期，俱至，无一或违者。又县人防广为父报仇，系狱，其母病死，意听广归家，使得殡敛。广敛母讫，果还入狱。戴封为中山相，囚四百馀人当刑，封哀之，皆遣归家，与克期日，皆无违者。虞延为渔阳令，每至岁时伏腊，辄休，遣囚徒各使归家，并感其恩，应期而返。《晋书》：曹摅为临淄令，狱有死囚，岁夕，摅行狱悯之，曰：“卿等不幸致此，新岁人情所重，岂不欲暂归耶？”囚皆感泣，摅开狱出之，克日令还。掾吏固争，不听，至日果如期返。范广令堂邑，丞刘荣坐事当死，家有老母。至节，广辄遣归，荣如期至。此皆汉、晋纵囚故事也。《癸辛杂识》又引何允、席阐文二人。按允在齐为建安太守，为政有恩，人不忍欺，每伏腊放囚还家，依期而返。阐文在梁为东阳太守，冬至悉放狱中囚，依期而至。事皆见《南史》。今考历代史传，更不止此。《宋书》：谢方明为南郡相，尝于年终放江陵狱囚，使过正月三日还到。主簿等固谏，以为昔人虽有其事，或是记籍过言，当今人情伪薄，不可以古义相许，方明不听。悉遣之。至期，有人醉不能来，违二日乃返，又一囚十五日不至。五官朱千期谷欲捕之，方明不许。囚逡巡墟里，不肯遽至，乡里责让，仍送至。又《梁书》：王志为东阳守狱有重囚十余，冬至日，悉遣还家过节。皆反，惟一人失期，明日果至，乃因妇孕也。傅岐为始新令，冬至放死囚还家，狱曹固争不可，岐曰：“囚若负信，令当坐。”竟如期而返。何子季守建安，每伏腊日，放囚还家，亦依期返。此皆南朝事也（惟《陈书》有张种者为无锡令，见重囚在狱，天寒呼之出暴日，遂失之）。后周萧上州刺史，至元日，狱中囚悉放归家，听三日，然后赴狱。主者争之，曰：“昔虞延见称前史，吾虽寡德，以之获罪，亦所甘心。”诸囚荷恩，如期而至。张华原为兖州刺史，先有系囚千馀人，华原随事决遣，至年暮，惟有重罪数十人。华原各给假五日，曰：“期尽速还也。”囚皆曰：“有君如此，何忍背之！”依期毕至。孙伏伽送流囚李参等七十馀人至京师，时制流人并枷锁传送，伽悯其苦，乃与之期，约某日当至，悉脱其枷。流人感悦，依期而至，一无离叛。隋文帝闻而异之，于是赐伽宴于殿庭，并诏诸流人悉宴而赦之。此皆北朝事也。《白孔六帖》：唐吕元膺为蕲州刺史，尝录囚，或以岁旦不能归省为恨，元膺悉归之，皆如期返。《新唐书》：唐临为万年丞，有轻囚久系，方春，农事兴，临悉纵归，与之约，囚如期还。元德秀为鲁山令，有盗系狱，会虎为暴，盗请格虎自赎，许之。吏恐盗逸，德秀曰：“吾自任之。”明日盗尸虎还。《宋史。冷豳传》：寒食放囚归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年五月，诏天下狱囚，除杀人者待报，其馀概行疏放，限八月内如期自至大都。后果如期至，遂赦之，共二十二人。又《陈天详传》：天祥知寿昌府，执倡乱者二人斩于市，其党王宗一等十三人就擒。以冬至日放还家，约三日来，如期皆至。白宣慰司，尽释之。《明史》：许文岐为黄州守，狱有重囚七人，纵归省，刻期而还。乃请于上官，贷之。周为南京刑部尚书，当暑，遣囚之轻系者，曰：“召汝则至。”囚欢呼，无失期者。俱见本传。此又唐以后纵囚故事也。图画学士不始唐太宗《封氏闻见记》：唐太宗为秦王时，使阎立本图秦府学士杜如晦等一十八人，褚亮为赞，世所传《十八学士图》是也。然《南史。王亮传》：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延才俊，以为士林，使工图其像。《北史。魏收传》：齐孝昭帝起玄洲苑，画收于阁上。则图画学士，六朝时已有之，太宗特仿而为之耳。《翰林盛事》：开元中拜张说等十八人为学士，于东都上阳宫含象亭图其形，系以御赞。此又仿太宗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