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小说界革命”与小说观念的新变
由梁启超主持的《新小说》杂志于1902年11月在日本横滨创刊，正式吹响了“小说界革命”的号角，这份“中国唯一之文学报”的典范性贡献在于为中国现代文学培养了第一批文学活动家、作家和读者，开拓了以文学报刊为中心的多方关系的影响与交流。正是在《新小说》这“唯一”的文学报的开创性与示范性影响下而展开的“报刊文学”的时代空间中，几乎一切围绕文学的观念、论争、创作、运动以至“革命”都是经由报刊而号召发生并扩大影响的。在以报刊为载体的文学空间中，近代小说从理论与创作、内容与形式上实现着现代的更新。
中国自家的“小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直被称为“小道”并处于封建文化等级结构的边缘。虽然也有过种种提高“身价”的努力，但在经学时代的独断权威文化精神的影响下总是徒劳无功。但近代中国在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在大规模的中西文化碰撞中开始了现代化的步伐。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思想文化上接受了西学的深刻影响，在现代政治观念与西方成功经验的启发与刺激下，发动了中国小说界革命，将小说抬升为“文学之最上乘”，在社会上引起了“小说救国”的浪潮，使小说冲破传统文学格局，在现代民族叙事中成为中心文类。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小说之所以被视为“小道”并受到士大夫们的贬低，原因大体有二：一是“小说”来自民间，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在处于社会优越地位的士大夫们眼里自然显得“俗不可耐”，因此少有从事；二是“小说”所载多是“丛残小语”，且倾向消遣娱乐，这与经学时代里的圣经圣言之旨趣相背。但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代中国，梁氏在中西文学的比较视野中“以西例律我国小说”，从以上两点对我国旧小说进行批判，以求在现代政治观念下构建现代的民族国家寓言。
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氏对旧小说展开了批判，将“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归于旧小说，并认为“斯事既愈为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则愈不得不专归于华士坊贾之手……于是华士坊贾，遂至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矣”。在“新民”救国的功利观念影响下，梁氏将近代西方小说观念引进华土，“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并且英国某名士进一步认为“小说为国民之魂”。在欧洲各国，小说的作者是“魁儒硕学，仁人志士”而并非“道听途说者”，并且小说对各国“政界之日进”“为功最高”，这就说明小说在西方所载并非“丛残小语”之“小道”，而是有助于“政界之日进”的“大道”。衡山劫火仙在《小说之势力》一文中同样说道：“欧美之小说，多系公卿硕儒，察天下之大势，洞人类之赜理，潜推往古，豫揣将来……用以醒齐民之耳目，励众庶之心志……其立意则莫不益国利民，使勃勃欲腾之气。”西方小说观念的引进以及当时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使大部分士人在亡国灭种的危急中转变了对小说价值的认识，“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盖昔之肆力于八股者，今则斗心角智，无不以小说家自命”。在梁启超的“登高一呼”中，“小说被提到民族叙述体的高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民族危机的补偿形式……似乎只有心说才能提供自我救赎的叙述空间”，由此小说占据了文学的中心地位，实现了由边缘向中心的千年转移。
小说界革命中，梁启超关于“小说”与“群治”之观点，被时人普遍认可，当时最著名的小说理论家，狄平子、天僇生、徐念慈、吴趼人、李伯元等，都对梁的观点做过发挥和补充，他们的观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超越梁氏，但他们自身对小说价值观念的提高与重视、论述与传播扩大了小说救国的影响，他们大都以西方为经验参照系，大力提倡小说。
陶佑曾在“西哲有恒言：小说者，实学术进步之导火线也，社会文明之发光线也，个人卫生之新空气也，国家发达之大基础也”的观念上，提倡“欲扩张政法，必先扩张小说；欲提倡教育，必先提倡小说；欲振兴实业，必先振兴小说；欲组织军事，必先组织小说；欲改良风俗，必先改良小说”，并认为“小说，小说，诚文学界中之占最上乘者也”。吴沃尧在梁氏以小说“新民”救国的影响下发大誓愿——“将遍撰译历史小说，以为教科之助”。天僇生在《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一文中也提出：“小说者，不特为改良社会、演进群治之基础，抑亦辅德育之所不迨者也……惟小说则能使极无公德之人，而有爱国心，有合群心，有保种心……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他在《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也说自己“苟幸而一日不死者，必殚精极思，著为小说，借乎手以救国民，为小说界之马前卒”。
作家、读者、批评家等人的介入，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小说“小道”的文化身份，小说自身价值在小说界革命后空前高涨，成为文学的中心文类，以致摩西认为“昔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又太重”，“出一小说，必自尸国民进化之功；评一小说，必大倡谣俗改良之旨”，以致“谓吾国今日之文明，为小说之文明”，“吾国异日政界、学界、教育界、实业界之文明，即今日小说界之文明”，使小说成了“国家之法典，宗教之圣经，学校之课本，家庭社会之标准方式”。“本世纪初‘小说’的使用出现如此的同一性与普遍性，其中不仅分享了‘小说界革命，所召唤的’民族国家的前景，也受赐于现代印刷技术与报纸杂志的发行系统，包括电讯、邮航等。”将两者统一起来看，便是笔者所说的在近代物质文化空间中，由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和《新小说》创办的示范性与影响力所开启的“报刊文学”的时代。“民族国家”的前景与现代传播媒介为“小说”论坛的迅速形成构成必要的条件，反过来“小说”的统一使用更有利于这一论坛的推展。正是在这一互相作用的动态空间中，促成了小说观念的更新。
在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域外小说的译介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小说观念到创作、阅读与批评都起到了确立中国现代小说本体性的作用。正如陈平原所说：“域外小说的输入，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文学结构的变迁，是20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原动力。可以这样说，没有从晚清开始的对域外小说的积极介绍和借鉴，中国小说不可能产生如此脱胎换骨的变化。”
对域外小说的重视以及大规模的译介在戊戌变法后尤其是在小说界革命后得到了潮涌般的发展。而这一繁荣景象起初则是导源于康、梁等人的政治功利性考虑。而1898年12月的《清议报》第一册便开始刊载梁启超翻译的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创刊于1902年的《新小说》杂志就宣布“本报所登载各篇，著译各半”，其后各杂志竞相刊载域外小说，例如1903年创刊的《绣像小说》“远摭泰西之良规，近挹海东之余韵”，1904年创刊的《新新小说》“本报每期所刊，译著参半”。
虽然许多期刊都标榜“著译各半”，但实际上晚清民初的小说杂志大都是“译”大于“著”。杨联芬在《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书中对《月月小说》-至四号进行过统计，“杂录”栏目除外，翻译或译述与创作的篇目之比分别为9：7，8：6，7：6，9：4，翻译或译述的数量总是超过创作。这一现象也可以说明域外小说对晚清民初小说现代转型的重要作用。郑振铎在肯定清末翻译文学对新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时说：“中国的翻译工作是尽了它的不小的任务的，不仅是启迪和介绍，并且是改变了中国向来的写作的技巧，使中国的文学，或可以说是学术界，起了很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晚清小说琳琅满目的类型上。中国小说“类型”的划分古已有之，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将小说分为“传奇”、“志怪”、“杂录”、“丛谈”、“辩订”、“箴规”等六类；清朝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小说分为“杂事”、“异闻”、“琐语”三类。但是，这种分类标准不明确，且缺乏认真的界定。20世纪初，评论家们根据“西洋小说分类甚精”的情况，指出中国小说类型太过单调，仅可约举“诲淫诲盗”的“英雄、男女、鬼神三大派”。而这一情形在小说界革命中得以改变。
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受到日本明治小说的影响，通过现代传播媒介大力倡导各种类型的小说。最早完整体现新小说家类型观念的，可能是出自《新小说》的主编梁启超之手的《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在此文中，梁启超把将要在《新小说》上刊载的小说，分为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探侦小说、写情小说、语怪小说等，并为每种小说类型作了简单的界定，如“历史小说者，专以历史上事实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之”，包括《罗马史演艺》、《自由钟》、《东欧女豪杰》等小说；“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包括《新********记》、《新桃源》等小说。
自《新小说》创刊起，所载小说均一律标上类型，此后创刊的小说杂志或刊载小说的杂志，都争相效仿，且分类越来越细，创刊于1904年的《新新小说》和创刊于1906年的《月月小说》，都是一出场就亮出诸多类型，除《新小说》所列之外，又增加了诸如心理小说、战争小说、虚无党小说、理想小说、教育小说、滑稽小说等。与此同时，各书局出版的小说，也都喜欢在封面上标明类型，以利读者选购。
小说类型的空前“繁衍”不仅是对小说进行标新立异的宣传，以吸引读者的目光，而且在各种“名目”下表达了梁启超们的“新民”诉求：“社会小说”、“国民小说”无疑传达了一种全新的公民意识；“时事小说”、“政治小说”成为士大夫干预现实、表达理想的形式，打破了中国传统观念中小说只是记叙“怪力乱神”及世俗生活的“小道”的文体偏见；“侦探小说”所展示的与中国传统公案小说不同的逻辑推理及科学断案过程，其实也不妨认为无意中对中国人进行了最初的现代法制与科学观念的启蒙；“科学小说”表现了晚清有识之士对科学和现代化的推崇，这些小说在模仿外国科幻小说时，又处处现出“非幻想”的对中国现实的讽刺，“五四”的科学与民主思潮于此已见端倪……中国小说的现代化，是从体裁的“现代化”开始的，它促进了人的意识的现代化。换言之，在报刊与小说所构成的“想象的社群”中，小说与人携手互动，实现着现代化的转型。正如陈平原所言：“类型划分绝不只是给各种作品贴上可有可无的标签，命名仪式背后隐藏的是对各种类型的小说‘规则’的体认。”而这种对于“规则”的体认则不断将小说的作者、评论家以及读者的注意力指向“何谓小说”的思考。
晚清民初，在大量译介域外小说的影响下，不仅丰富了中国小说的类型，而且表达了人们的审美趣味、扩大了审美范围并体现了当时小说家的艺术主张（例如梁启超对政治小说的倡导与权威界说）；进一步深化了小说的文体观念，中国传统的志人、志怪和讲史基本成为中国小说题材的自留地，尽管明清时期就出现了世情小说和社会小说，但这并没有改变上述三种题材“三分天下”的局面。而随着《新小说》对小说类型的划分与刊载，例如西方侦探小说、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以及教育小说的译介，使中国的小说作家与读者在传统题材的视域之外又发现了更为广阔的审美天地，“尤以侦探小说，为我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它新颖的叙事形式和曲折的情节设置，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对其进行模仿，在借鉴过程中，他们逐渐把握了小说叙述的独特性。于是，由先前注重“讲什么”逐渐倾向于“怎么讲”。以域外小说为参照为新小说家提供了一个新的认知角度和框架，从而得出更近于小说本质的认识。而在当时极具影响的是，以梁启超为先的各种类型小说的倡导，不仅为中国传统小说填补空白，而且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等小说的提倡，冲击了中国传统小说的格局，为小说的现代转型打开了缺口。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文学作为具体生存境遇中的生命主体在与现实相交感过程中而产生的“情”之体现，在某种带有本质属性的人性相通的意义上，这种“情”是基本相同的。在“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发展史中，不同时代的文学所包含与反映的情感，并非因时代的不同而妨碍我们与古人进行心灵的沟通。诚然，不同时代的文学所反映的情感带有自己时代的印记，但“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这一认识更多的是表达承载某一时代之“情”的文学形式。实际上，唐诗、宋词、元曲……所昭示的就是文学形式的“代变”，即不同时代的文学形式的艺术独特性的生成与彰显。正如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的，文学所“显现的情感是文学艺术的生命核心，而艺术形式的独创性则是作品永存的保证……文学史上之所以出现不同的流派或者文艺思潮，就是因为他们从不同的艺术角度用独特的形式，即艺术形式上的独创性来呈现自我与世界丰富的生命体验”。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具有艺术独特性的文学形式的“代变”构成了文学发展的历史的轨迹，这种形式的“代变”也同时说明了文学形式自身具有适变性与开放性，并成为唐诗、宋词、元曲等文学样式发展的重要动力。
当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到晚清民国之时，在从未遇到的时代大变局中，小说成为“代变”这一戏剧中的主角与中心。而这一“代变”却不同以往，它预示了一种在现代世界文化交流碰撞中的新变，呈现出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在形式上小说却成为‘现代性’的一种比喻”，而在中国小说与“现代性”之间所构成的这种“比喻”关联，则是由梁启超发动的小说界革命来实现的。因此，它“真正显示了‘小说界革命’的内蕴，并为后来的中国革命与小说实践所证实：小说的形式犹如社会运动，永远是开放的、实验的”。
梁氏不仅是小说界革命的发动者，更是通过翻译尤其是小说创作，即“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的《新********记》来诠释着这场“开放的、实验的”小说现代运动。具体到作品本身便是梁氏所说的“幻梦倒影之法”的倒装叙述的采用。
在中国文学史上，虽然有《左传》式的“凌空跳脱法”，个别文言小说家也偶尔采用倒装叙述，但实际上，直到19世纪末，中国小说史上占主导地位的白话小说，仍然没有将倒装叙述作为一种自觉的叙事模式在小说创作中付诸实践。换言之，大量的域外小说在没有与20世纪初的晚清小说界见面之前，或日小说界革命发生之前，中国小说基本上是采用传统的连贯叙述方法，即如知新室主人（周桂笙）所言：“我国小说体裁，往往先将书中主人翁之姓氏、来历叙述一番，然后详事迹于后；或亦有用楔子、引子、词章、言论之属，以为之冠者，盖非如是则无下手处矣。陈陈相因，几于千篇一律，当为读者所共知。”
20世纪初，第一部采用倒叙法的小说是梁启超的《新********记》，这也是中国本土的第一篇政治小说。小说第一回描述公元2062年，正值中国“维新五十年大庆典”，其时南京正举行庆祝维新成功五十周年大庆典，在会上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觉民老先生演说“中国近六十年史”，由此引出60年前黄克强与李去病二人关于国事的辩论。在这篇“专欲发表区区政见”的小说中，梁氏用“幻梦倒影之法”对********社会进行着想象性的民族叙事，演讲、辩论以及政论文式的表述充斥于文本之中，对故事情节的淡化完全迥异于古典小说。若以“小说”的标准衡量《新********记》，显然不足称道，但是这篇小说却给时人打开一个从未有过的“异度空间”，“使普通人与维新派一起思考中国的前途，一起辩论维新与革命，并将读者带人未来的想象中。充满乌托邦想象的内容和‘未来完成进行时’的叙事，使中国小说固有的文化模式、叙事话语被完全打破，小说展示的是一个与传统审美空间完全不同的陌生而新颖的幻想世界”。这也正体现着中国“小说”在20世纪初对“现代”的敞开与拥抱。
丹纳说：“精神方面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梁启超发动的“小说界革命”为小说的现代化运动打开了一个开放的、实验的想象与实践空间，并且借鉴外国经验为20世纪初的中国营造了一种新的具有现代意蕴的精神气候——现代政治观念下利用小说启蒙、“新民”的社会功用观。现代意义的小说观念正是受赐于这一气候的浸润而渐渐生成。它客观上促进了小说观念的更新与新的小说艺术手段的实验，为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在观念和实践上准备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