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思考
（一）重温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
恩格斯曾经指出，新唯物主义史观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个重大发现之一，列宁也称它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唯物史观的创立，从根本上结束了唯心主义哲学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统治地位。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形态”在他那里具有特定的内涵，他认为社会形态作为历史和现实的实体，同样具有固有的发展规律。
1.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研究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论成果
马克思在考察社会性质、社会阶段的特点及社会过程的演进时，经常用到“社会形态”这一概念，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说到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及国家实质时说：“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如果它的统治就像无产阶级的统治那样，预定要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和一切统治，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丹东、罗伯斯比尔、拿破仑这些英雄人物，通过自身的努力去粉碎封建制度，为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了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一切复活的罗马古董……就都消失不见了。这里社会形态指的是与其他社会阶段相区别的之所以成为自己的独特的社会性质，并说明了社会形态的更替不是自然而然的，它离不开人自身的努力。
关于社会形态的结构和本质规定，一般认为社会形态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层次构成，后来有人把它扩大为“建立在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之上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其实从马克思的论述看，社会形态不仅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而且还应当包括其他一切社会要素。因为人类要生存必须生产，在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过程中，以工具为中介形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的多重社会关系，形成了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这些社会要素纵横交错、相互作用、相互融合，形成社会形态的网络系统或有机体系。可见，社会形态是以物质生产力为客观前提，以人与人在生产中的关系为中轴的全部社会关系的内在结合。社会形态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基于对社会形态结构复杂性的认识，马克思在划分社会发展阶段、说明社会形态特征时，往往根据理论的不同需要，用不同的标准，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和划分：
（1）以生产工具——劳动资料——生产力为标准
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是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客观尺度，是人类改造自然能力发展的测量器，同时也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随着新工具的使用、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必然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而改变一切社会关系。社会形态与生产工具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对应性：石器时代处于原始社会，青铜器时代进入奴隶社会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而未来的信息——自动化生产时代必将建立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社会形态。
（2）以社会分工——所有制形式——政治制度为标准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认为“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个不同形式。”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stamm）所有制，当时人们靠狩猎、捕鱼、畜牧，或者一定程度上也靠耕作生存；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是由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保存着奴隶制；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还有资产阶级所有制，未来共产主义所有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在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相互作用、相互矛盾以及它们如何推动社会发展的规律等问题作了全面阐释后，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3）以劳动和劳动关系——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关系为标准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依照劳动和劳动主体的关系，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劳动异化和私有制产生以前的时期、劳动异化和私有制存在时期、劳动异化和私有制消灭时期。而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马克思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出发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划分为三种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特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
从马克思划分社会形态的多种标准和多种社会形态的演进图式并存的思想可见，马克思对社会存在的性质和社会进步的实质与标志的理解是全面的，他不是单纯把所有制形式的变更及社会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胜利看作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志，而同时把生产力的发展、人在劳动中对自然界及在社会关系中自由度的增长等看作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为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科学证明，使之进一步由假说成为严格证明的科学真理。
2.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思想是全面的统一的理论体系在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中，认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未来要进人共产主义社会这五大社会形态，同时经历了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自然经济）、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商品经济）、人的全面发展（产品经济）三大社会形态，这两种思想是同时存在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提出的对社会阶段的划分及对社会形态的考察主要以欧洲作为中心，19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东方社会和人类学问题，写了大量研究性的笔记。这时他发现东方社会如中国、印度、俄国等的土地制度、村社制度与西方的土地占有制明显不同，于是他在1859年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时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补充到社会形态理论中。这五种社会形态表现的是历史的同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在时间上不存在绝对的继起和先后序列，在空间上是并存的，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东方社会就一直延续到西欧资本主义不断扩充势力范围，并用船坚炮利把东方国家相继变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时，这种生产方式才开始受到严重的挑战。就亚细亚生产方式说，它本身也经历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而所谓“古代的”生产方式包括罗马、希腊和日耳曼公社，其土地所有制形式虽比亚细亚公社先进些，但这些公社都是典型的自然经济形态。“五形态”说是从历史学角度列举了不同民族国家在历史上存在过的并对人类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的生产方式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具体形式，从理论上再现了历史的具象。“五形态”的排列顺序是逻辑地梳理历史的结果，而不是为历史的发展给出一个法则。1877年马克思在批评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时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括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显然，米海洛夫斯基把马克思关于某些民族国家或某一区域的社会演进图式当成是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整体趋势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后来，斯大林把马克思的五大形态理论发展为人类历史必然经过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过程，这五大社会形态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更高的社会形态必然代替低级形态，人类最终走向共产主义。这些思想的提出，有其合理的一方面，即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寻找理论根据，但同时也犯了一个把世界历史简单化、片面化、公式化的错误，从而对后人理解马克思理论的本义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提出的“三形态”说，考察了人类社会经过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生产力低下，个体受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控制，缺乏独立性，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是个体联系的基本形式，而各个部落、村社之间又相对封闭，社会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与此相适应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期。第二阶段随着社会分工的形成，商品生产的出现和交换的发展，原来封闭隔绝的社会状态被打破，民族、国家间的交往增多，形成了全球性普遍的社会联系，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掩盖着，与此相对应的是商品经济时期。第三个阶段中个体获得了支配和控制社会和自然环境的能力，每个个人都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相应的，历史将进入产品经济或时间经济时期。自然经济中生产目的主要是为了消费、为了生存，在生产力有所发展，生产出来的产品除了消费外还有剩余时，一些人变成了富人，而富裕的标志是比他人占有更多有形实物，如田地、牲口、农产品、房产等，财富的所有者往往通过克制自己的欲望和享受去聚敛财产。进入商品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再是消费，而是为了价值增殖，尽可能多的获取利润。工人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投入生产去获得工资，才能换回所需的消费品，资本家也只有在生产过程中才能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在流通领域把商品卖出去才能实现价值增殖。有钱就能买到一切，于是产生了商品拜物教，人在这一时期丧失了自己的尊严，异化了自己的本质，被物统治着。这与人类生产目的和人的本质是相对立的，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未来社会一定会克服这些缺点，发展到更高阶段即产品经济时期，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需要，消灭劳动异化。“三形态说”是从哲学角度说明人的关系演变的一般规律和导向，是对历史的抽象。
“五形态说”和“三形态说”是相互包含、相互补充的，但理论侧重点不同。“五形态说”以生产工具一生产力一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为主线来展开，具有民族性、区域性，历史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在相对封闭时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发展过程，在世界上形成了有区域特色的文明起源，而由于战争等原因造成文化间的激烈冲突，这时落后民族往往能扩大视野，迅速利用先进民族的文明成果如引进生产工具、改革所有制形式等使本民族在发展中显出跳跃性。然而，各民族接受外来文化、外来制度文明和器械文明的程度是有差别的，这又是造成各民族社会形态更替的复杂性。“三形态说”主要从人和自然关系的变化：适应自然一占有自然一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的生产目的的变化：为获得使用价值而生产（以生存为目的）一为交换价值而生产（以赚钱为目的）_为满足人的需求生产（以人自身为目的）为主线展开的，揭示了人类发展的共同性和人类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规律性，这些阶段是不可跨越的。“五形态说”和“三形态说”是互相包容的，自然经济阶段是指前资本主义社会包括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经济形态；商品经济阶段指资本主义社会，按现在的理解还应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产品经济阶段指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将社会形态演进的机制精确地概括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的过程。”
3.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延续性和跳跃性的重要原理
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历史不外是各个时代的依次更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每一代人都在既定的地理环境、文化背景、生产力状况下创造历史，具有客观性、延续性。同时，历史也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人的动机、目的、意志、情感对人类社会活动的影响，使历史发展具有主体性、跳跃性。历史的延续性一般是通过社会有机体内部旧质要素的消失、新质要素的积累逐步达到的，人类在不断解决自身出现的矛盾过程中前进着，经历的时间很漫长；历史的跳跃性一般是在遭受外来文化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冲击后产生，它往往导致本土文化的突然性转向或生产力水平在短时间内快速提高。历史上出现过的跳跃大致有几种情况。
日耳曼式，即野蛮民族入侵后被较高层次文明的被征服者同化，使自己民族建立新的起点；斯拉夫式，即受到邻近地区较高文明的影响，吸取其他民族先进成果以发展自己；美国式，即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征服者通过大量移民把自己的文明成就直接移植到被征服地区，改造了原有的状况。由此可见，首先，所谓跳跃不能理解为可以不经过某些历史阶段，只能理解为用了比别的民族少得多的时间迅速地经过这些阶段进人较高阶段，正如马克思说的：“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或减轻分娩的痛苦。”在这三种情况中，美国是个例外，美国没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接由印第安人的原始部落进入资本主义，但这一跨越不是由印第安民族实现的，也不是印第安民族的跨越，它仅仅是西欧文明在美洲的重建。其次，历史跳跃不是随意的、自然而然的，必须有一定的条件。
第一，一个民族要开放自己才有发展的活力。它要不断取先进民族之长，补己之短，因为历史的趋势永远是先进战胜落后，文明取代野蛮；第二，一个民族要保存自己才有发展的资格。如被殖民者屠杀、驱逐的印第安民族就谈不上民族的发展；第三，一个民族审时度势才能抓住发展的机遇。如1917年列宁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成功地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二战后“亚洲四小龙”利用战后难得的和平时期，发展经济，实现了经济腾飞。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考察了资本主义发生的三条道路：“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或者像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而在其最恰当的、划时代的、囊括了劳动的全部社会存在的形式中，雇佣劳动是从行会制度、等级制度、劳役和实物收入、作为农村副业的工业、仍为封建的小农业等等的衰亡之中产生的。在一切这种现实的历史过渡中，雇佣劳动表现为一些关系的解体和消灭，在这些关系中，劳动从它的收人、它的内容、它的场所和它的规模等等所有方面来说都是固定的。”这一方面说明，走向资本主义，建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走不同的道路，雇佣劳动的形成与以往劳动形式比往往仅表现为“一些关系的解体和消灭”，一些思想意识的改变和组织管理方式的不同，其他方面是相对固定的，这些关系的变化达到普遍性程度就导致新社会形态的出现。另一方面说明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市场不断开拓，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各民族、国家都自觉、不自觉地加人世界交往序列并在普遍比较中吸取营养。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交往活动的相加效应规律，即在交往过程中各民族国家用自己富余的东西交换自己短缺的东西，利用其他民族创造的最新成果，在此基础上创造更新的东西，避免了“一切从头开始”的时间耗费，从而使自己获得了发展的“爆发力”。世界交往会加速各民族社会发展速度并把各民族纳入共同发展的轨道。
总之，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区分不同的社会阶段的主要标志是由生产工具的改进而引起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变化。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但经历某个过程的时间长短是不同的，有时会长期停滞、有时又会大幅度地跳跃，这与统治阶级的主观努力和全体国民的积极创造分不开。我们分析历史不能机械地照搬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而要全面地看问题，领会理论的实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讨论，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理论的确立，每一步都伴随着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重新认识。重温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必将加深我们对中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认识，并积极投身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去。
（二）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与伦理观念的进化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它以多层次、多角度和全方位的样式分析研究了社会形态演变发展的过程和本质。同时，由于人作为社会的主体，人的发展与社会的演进是融为一体的永恒运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思想中必然包含了人的伦理观念的进化。
如前所述，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文明社会以来依次更替的三大社会形态作了经典的论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由于人是社会的主体，因此，社会的成长历程中人的伦理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因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说”同时也就是“三大伦理形态说”。无论从社会主体还是伦理道德视角看，这“三大形态说”在当代中国均有其特殊的表现和意义。
1.作为最初的社会形态“人的依赖关系”中的伦理思想
“人的依赖关系”作为最初形态，包括人类跨出原始社会门槛后至前资本主义阶段，其典型形式是“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此时“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由生产力的落后状况所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建立在自然联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和结构之上，个人作为缺乏个体生存能力的“自然人”，表现为不独立、只能生存在血缘宗法式的共同体之中，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典型的“人的依赖关系”，同时“个人被置于这样一种谋生条件下，其目的不是发财致富，而是自给自足”。“自然人”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在自身特性上表现为单个人低层次的全面发展，这就像马克思形容的法国农民那样，“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而造成他们这种涣散性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这种小私有制和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人的依赖关系”，使“个人或者自然地或历史地扩大为家庭和氏族（以后是公社）的个人，直接地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他的生产活动和他对生产的参与依赖劳动和产品的一定形式，而他同别人关系也是这样决定的。”活动范围的狭窄、交往方式的贫乏使血缘宗法关系成为主要的社会纽带，在封闭的小生产过程中人们关心的只能是各自家族、私人的利益。这种状态在观念上的必然反映就是古典的家族一个人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相比，这是一种原始狭隘的个人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对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指出：“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为一切言论行动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显然，******很清楚小私有制与狭隘利己心之间的天然联系的。
2.作为社会形态第二阶段“物的依赖性”中的伦理思想
“人的依赖关系”终因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过渡到以“物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人们在普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打破了血缘羁绊和地域局限，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全面的能力体系”，由此所焕发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实现了自己相对于自然界的主体性。但另一方面，由商品的二重性所决定，“以交换价值和货币为媒介的交换，诚然生产者相互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但同时又以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完全隔离和社会分工为前提，而这种社会分工的统一和相互补充，仿佛是一种自然关系，存在于个人之外，并且不以个人为转移。”在商品经济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面前，人是没多少自由可言的。商品经济的“似自然性”带来了人的“物役性”，人们在打开市场经济的“潘多拉魔盒”后却反过来被市场的力量所左右，导致“交换者被交换”，出现人与物关系的倒置和人际关系的恶化。人类主体自己创造出来的经济力量却颠倒成为奴役和统治人的非主体的客观外部力量，使人的生产活动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
社会形态从“人的依赖关系”向“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变，个体特性上表现为从“自然人”走向“经济人”。一方面，人们从以往的自然依附和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成为市场行为的平等主体，获得了主体人格的独立；另一方面，人们又不自觉地成为经济动物，遭受社会关系“物役性”的种种压迫。所谓“经济人”就是这种“物役性”的个体表征，它在既定条件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个人才是其利益的最后判断者；这就是说，“经济人”包涵了利益取向的个人本位主义，此一利益取向在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性地走向了极端利己主义。
由于资本主义在生产高度社会化条件下建立了发达的私有制形式，并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自发地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致使人全面、深刻地遭受资本的奴役。在资本的绝对统治之下，“不是你掠夺别人，就是别人掠夺你；不是你给别人做工，就是别人给你做工；你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使资本家异化为追逐利润的机器，决定了其极端利己主义的贪婪本性。他们为谋一己之私而不择手段，钩心斗角、巧取豪夺、坑蒙拐骗、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成为公认的信条。这种利益取向的极端利己主义具有强烈的******性，它严重恶化了人际关系，激化了社会矛盾，带来了“人对人像狼一样”的对抗状态，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末日情结”，它必将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灭亡转而为新的道德形态所代替。
从主体视角看，社会主义恰恰对应于马克思所说的第三大形态“即自由人联合体”阶段，其具体内涵就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对此，马克思进一步论述道：“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异的绝对运动之中。”在新型的“自由人联合体”中，人的物化现象将不复存在，社会主体由以往的“经济人”脱胎换骨为全面发展的“自由人”。
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主导形态，内在地包含了人们利益取向的集体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使劳动者掌握了生产资料，自主地支配着自己的命运；公有制的组织既是人们经济活动的中心，又是人们社会生活包括精神生活的中心；在这样的集体里，连接人们的不仅是共同的生产目标和任务，还有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道德观念；生产资料的共同主人在联合劳动中形成的是平等、互助、合作的同志式关系。在此过程中，人们之间虽仍然存在着各自特殊的利益矛盾，但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根本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并且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成为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事实上，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经济运行机制和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生产目的，都是以人民利益作为根本的价值指向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把每个人的命运紧紧地联系起来了，这就必然使集体主义成为人们利益取向的基本原则。为此，******强调“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反之，“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他要求：“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至此，马克思上述三大社会形态的伦理内涵就清晰地显现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