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益病家没女主人。那里常有女人出入，也许其间不乏希望成为女主人的女人，或者巩益病也希望把某个出入那里的女人升格为女主人。但不知何故，多年以后，巩益病家仍无半点女人气息。我哥刁北认识纪学青，是在巩益病家。
巩益病是北外英文系学生，会弹钢琴。他花在业余爱好与主攻课业上的精力是颠倒的，他的弹琴时间远远多于念英文时间。他肥胖、和善、好客，有一副洪亮的大嗓门和一对天真的大眼睛。他爸是将军，在所有有权人都自顾不暇时，他爸春风得意。他家住空军大院，在院外的蜂房胡同，又有一处两居室的公寓房是巩益病自己的活动空间。那里宽敞、安全、有吃有喝，是一群喜欢高谈阔论的年轻人最理想的聚会地。巩将军是慈祥的爸爸，没官架子，如果晚饭儿子没回院里家中吃，他常常不用勤务兵，而是自己拎几个饭盒，给儿子送到蜂房胡同。有时他来送饭，身后跟着空手的警卫员，他进屋后警卫员就站在窗外，像一排绿杨树中粗矮的一棵。巩将军像他儿子一样热情好客，在他儿子朋友的眼里，他最大的优点是糊涂、平庸、神经粗糙、反应迟钝。他一点也没意识到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谈艺术谈读书谈时势谈小道消息有多可怕，他为儿子不像有些干部子弟那样打架搞女人感到满意。不知道他是否有所感觉，他儿子的朋友们，常常在他这个****追随者的家中大骂****。他出面解散儿子的朋友圈子时，没提****。
我哥刁北开始出入巩益病家，是为请教英语问题，那时他想的，也的确只是向巩益病这个乐观随和的大哥哥学习英语。巩益病也指点他英语，但总说，我教你弹琴呗，音乐可是真正的世界语言，没准都是宇宙语言。
一旦进入巩益病家那个圈子，我哥刁北的英语学习就不单纯了，他对哲学的热情，对一切人文科学的热情，在默默的吸纳之后，找到了一个喷射渠道。与那圈子里的其他人比，他还是孩子。作为孩子，他怕人家瞧不起他，可他又喜欢那个圈子，不想被人视为一个打哈哈凑趣起哄的角色。他需要表达自己的思想与见解，以在精神上和智力上与他人建立平等的关系。但他正值青春期，腼腆，话少，肚子里有也倒不出来，或者，是他心里那个表达之前的自审机制特别苛刻，一要说什么，就会先想到，也许要表达的东西普通平庸，毫无价值，也就没有了表达的热情。加之他所置身的场合，其他人多半伶牙俐齿，表现欲强，很少有他讲演的机会，如果有，也只够他以插话的方式发表意见。此后的一生，他一直钟情名言警句，并愿意通过名言警句表态发言，这种看上去被动的早期训练是原因之一：
“博爱不是没有原则的同情。”
“人生最大的快乐是为强者服务。”
“现实没有必然性可言，幻想有必然性。”
“历史只是一串偶然性的联缀，中国历史尤其如此。”
“人本身是渺小的，智慧不是帮人壮大，是让人看到渺小。”
“人们真正关心的只是自己，即使关注别人时，主要想的还是自己。”
“政治家必然是刽子手，不论他们干了什么，最终的效果都是屠杀民众。”
……
在那圈子里，我哥刁北对各种高深莫测出处可疑的语录能信手拈来，这样的本领，制造出了让人另眼看他的效果。纪学青就是高看他的人之一。这他后来才知道。后来他还知道，纪学青没想过当巩益病家女主人，而巩益病，可能有那意思，但他意识到纪学青没那意思，很快就也没那意思了。
纪学青是巩益病的大学同学。
那时候，在巩益病家，让我哥刁北奇怪的是，很少能看到他的同学，经常出现的，是些工人、教师、机关干部、下乡知青。当纪学青这个热情的山东姑娘出现时，不光我哥刁北，大伙都感到有点奇怪，甚至私下里互相挤了挤眼睛，以为那是巩益病的恋人。很快大家就不那么猜了，纪学青在这个松散团体里出现的次数，少而又少，好像我哥刁北都没正面与她交流过什么，她就消失了。待后来，我哥刁北与她偶遇，开玩笑说咱俩没缘呀，说我每次去巩益病家都是你不去的日子。纪学青哈哈大笑，说咱俩今天能见到，这缘分大得都没边了；巩益病家，我一共就去过三回五回，你天天长在那也见不到我。我哥刁北没问纪学青为什么不再去巩益病家，但纪学青的话让他脸红。那阵子，他的确长在了巩益病家。不为见纪学青，那时他对她没特殊感觉，他是喜欢巩家的气氛。别的朋友，那些工人教师机关干部下乡知青们，都忙，很难保证每月带“零”的日子，即十号二十号三十号都来巩家。但我哥刁北，不论那日子里有“零”没“零”，隔三差五就要去巩家泡上半天。这些人在巩家聚会没经过设计，每月相聚在带“零”的日子，是约定俗成。但天长日久的约定俗成，是问题的苗头，让不讲政治的老行伍巩将军也觉得不太合适。有次聚会，巩将军利用午休时间，走出空军大院来儿子的寓所坐了片刻。他对儿子的朋友非常客气，再三赔笑，好像我哥刁北他们是来斗争他的：
“对不起对不起，打扰了打扰了。我呢，是衷心欢迎各位小将来我家玩，毛主席说了，你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呀，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呀。可有邻居反映，你们的聚会很有规律，这呢，就容易让人觉得，觉得像个秘密组织。嘿，我知道你们不是秘密组织，都是革命小将，组织起来也是为了搞好无产阶级**********嘛。可为了别让别人说闲话，要不你们，能不能，分散了来？”
分散来就没意思了。群体、社团、党派，组织在一起都为排遣孤独，而汲取多元思想，分享交叉观念，虽然是事实，但主要也是漂亮的说辞。这个小小的圈子，随即四分五裂。也许就此分裂下去，后来的灾祸便不会降临，至少其中几个人的历史可以重写——包括我哥刁北的。事实却是另一种样子。对小圈子的是否解散，巩益病倒不当回事，他一如既往地弹琴自娱。可我哥刁北还有另外五六个人，像归家的燕子被毁了窠臼，没着没落的，渐渐地，试试探探地，他们重又聚到一起，聚到了梁栋家。梁栋是北京酱菜厂工人，书法爱好者，三代同堂，住房很小，但他家有间装煤球劈柴的仓房可以聚会。他家的各个角落，都摆有装酱菜的瓶瓶罐罐。一九七一年秋初一个周日的中午，作为反动组织“乱翻书学习小组”成员，我哥刁北和梁栋还有另外几人，就是就着那些劣质酱菜喝酒聊天时，被逮捕的。是别人喝酒，我哥刁北没喝。别人是大人，我哥刁北仍是孩子。作为孩子的我哥刁北，躬身伏在窗台上，用梁栋的细羊毫笔在厚实的图画纸上操练书法。不是单纯练字，练字应该在报纸上，图画纸没有宣纸贵重，也没人舍得用它练字。我哥刁北是按梁栋要求，在抄写书名。它抄出来的，是“乱翻书”成员拥有的书，一般隔些日子，梁栋就会拿上一份我哥刁北新抄的书单，去与其他读书圈子的熟人进行交换——不是彻底置换，只是交换着阅读。厚实的图画纸经得起揉搓。“乱翻书”成员舍得拿出去交换的书，封面上，都被我哥刁北用漂亮的楷书写上了“供批判用”：《被背叛了的革命》（托洛斯基）、《赫鲁晓夫主义》（古纳瓦达纳）、《人的远景：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马克思主义》（加罗蒂）、《新阶段：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德热拉斯）、《人·岁月·生活》（爱伦堡）、《格瓦拉日记》（切·格瓦拉）……是这时候，是别人喝酒我哥刁北抄写书名时，一伙自称警察但没穿警服的人闯了进来，他们抓人，并用酒瓶子砸窗台上的端砚。砚台没碎，只震落到地上，酒瓶子的碎片则四处飞迸。我哥刁北躲的及时，没被划伤也没被砸伤，但溅起来的墨汁和酒，在他脸上涂花了一片，好像他哭了。他的确差点哭出声来，但憋住了。
“我洗洗再走行吗？”我哥刁北问。
“不行！”来人答。
黎鹏程组织格瓦拉红色支那纵队，是想效法格瓦拉搞“输出革命”。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是阿根廷人，职业革命家，他帮卡斯特罗夺取古巴政权后，辞掉高官，前往非洲，帮那里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武装颠覆本国政府，后来回到南美，战死在玻利维亚的丛林之中。他是世界年轻革命者的崇拜偶像。黎鹏程希望自己成为中国的格瓦拉，成为足不出户便能左右时局的格瓦拉。那时候，内部发行的《格瓦拉日记》是他枕边书，而据传为******所作轶诗《七律·咏志》，始终写在他早期的宣传栏上——他早期的宣传栏，在他写字桌的玻璃板下面：
革命岂能作井蛙，
雄鹰踪迹海天涯。
血飞星岛征黑浪，
汗涌塔丘映碧霞。
风暴险关学闯道，
冰山绝顶要开花。
大旗挥舞冲天笑，
赤遍全球是我家。
“毛主席那辈二十八年红中国，我们这辈要二十八年赤世界。”这是黎鹏程网罗同道时最富蛊惑力的语言。
红卫兵运动降温以后，“革命小将”迷惘困惑，“知识青年”自暴自弃，这时候，没戴过一天红卫兵袖标的黎鹏程挺身而出，撰写了两万多字的长文《红卫兵运动向何处去？》，油印出来广为散发。他的游击纵队成员，基本是这篇文章给他招募来的。通过这篇文章，还有几个法国的日本的年轻人找上门来，自称是他们本国“六八一代”红卫兵的积极分子，他们给他提供了一些国外红卫兵的兴衰情况。视野开阔了，黎鹏程决定，要将《红卫兵运动向何处去？》扩展为一部关于青年的政治学专著。没能立即动手，是格瓦拉红色支那纵队太牵扯精力。他对行动的兴趣大于理论。他对这支民间武装寄予极大期望。首先，短时间内，他们要把******思想，把中国革命经验，把游击战争理论，输送到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去，先让印度支那各国政权都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然后，要进一步建立格瓦拉红色阿拉伯纵队，格瓦拉红色黑非洲纵队，格瓦拉红色拉丁美洲纵队，格瓦拉红色欧罗巴纵队……真正实现“赤遍全球是我家”的伟大理想。
如果就为这个入监坐牢，对潘秋菊及所有的人，黎鹏程不会含糊其辞，不会回避他的跤具体跌在哪道坎上。不那么简单。他和他伙伴们的罪名不值得炫耀，有关方面对格瓦拉红色支那纵队的定性是：****林立果父子发动宫廷政变的外围组织。
这样的定性让人委屈，如同一个屠龙高手被指责为杀了条鱼。黎鹏程的纵队成员，没人对林氏父子有什么好感，只是黎鹏程个人，对“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个特殊文本兴趣浓厚。众人被捕后，百口莫辩，只能迁怒于黎鹏程，揭发他这个林氏父子的追随者，利用了大家的革命热情。黎鹏程一度非常伤心。其实官方很快查清楚了，这伙年轻人，与****林立果毫无干系。但已做的结论不能更改，陆续释放他们的理由，只能是他们罪行尚轻。黎鹏程也没有罪行，可他会背“五七一工程纪要”，官方认为，让一个会背“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家伙代表他的伙伴们坐穿牢底，至少能证明他们办的不是冤假错案。知法懂法的黎鹏程父母认定这是冤假错案，恢复工作后，他们立即提出申诉。还真管用。我哥刁北认识黎鹏程那会，他刑期已由十五年减为八年了。
我哥刁北看得出来，黎鹏程迷恋“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它附带的政变想象，能带给他许多具体启发。黎鹏程对非正常状态下的权力搏杀充满热情。对此我哥刁北难以理解。不是不理解权力搏杀不能在非正常状态下进行，而是觉得，作为普通人的黎鹏程，根本没资格渴望介入那一层面的权力搏杀。“要往希特勒的座位底下塞定时炸弹，你起码得是斯陶芬伯格中校吧，得有机会进入那个严加防范的会议室呀。”我哥刁北这么质疑黎鹏程。黎鹏程认为我哥刁北的问题幼稚可笑。“你以为跑到墨西哥杀死托洛茨基的，是斯大林本人吗？”我哥刁北关注制度层面的东西，关注机制的和谐与规则的合理；黎鹏程不然，他只热衷斗争，喜欢阴谋和血腥，有脚下使绊子和背后捅刀子，他就兴奋，至于谁被绊倒了谁挨了刀子，许多时候，在他看来倒无所谓。他们是有分歧的朋友。黎鹏程试图改变我哥刁北，但做不到。我哥刁北没有改变黎鹏程的企图。或者有过，但放弃了，黎鹏程比晋城监狱的石垒围墙还要坚硬。黎鹏程羡慕西方人那种在理性支配下的赴死勇气，给我哥刁北讲国外那些政治谋杀故事时，许多细节栩栩如生。对自己的记忆能力，我哥刁北一直自信，可没想到，这黎鹏程比他厉害多了。
“我有书读。”黎鹏程常常这么得意地宣称。
“我也有书读。”我哥刁北也常常这么与他叫板。
他们指的，都不是狱中允许读的书，马恩列斯毛和服刑手册等。但他们用自己的心灵之眼阅读的一本本无形之书，又肯定不属于同一类型。
“我这身体越来越糟了，刁北，如果我出不去，死在这里，我希望你出去后，能把我给你讲的这些写成本书。”有时候，黎鹏程悲观时，对我哥刁北是有所嘱托的。“就叫《政治谋杀》吧，中国人需要这么本书，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多没血性。”
“你太偏激了，”我哥刁北说，“中国历史上，最不缺少的就是形形色色的政治谋杀，李世民武则天，都兄弟相煎母子相残呢，从荆轲到孙中山……”
“我不是指孙中山同盟会那种，他们的确有西方式的东西，动机、目的、手段、方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值得推崇。可在中国，孙中山那种比较理性的，以主义信念理想为出发点的权力更迭政治角力，实在太少。中国人基本是为个人利益个人权势去冒险的，道义和公理只是旗号，喊的是‘均贫富’，可解救的，不是公众而是自己，自己取代别的富人后，让帮自己富了的其他穷人继续受穷。至于荆轲那种，只是职业刺客，更不入流。你看国外那些人，许多情况下，基本上是有个不计自我的带有正义性的大抱负的。中国人从根儿上缺少一种信仰式的东西——哦，咱就以李世民和武则天为例吧……”
听黎鹏程这么说话，我哥刁北会很茫然，那个在他眼里与荆轲那种职业刺客全无区别的黎鹏程，在自我表达中，怎么又成了个为主义和抱负献身的孙中山式的英雄呢？他担心他错看了黎鹏程，又担心他受到黎鹏程的蛊惑与煽动。这时的我哥刁北，已经学会对自己的思想和意识负责任了。
“鹏程，”我哥刁北在想，用个什么理由，能既不接受他的嘱托，又不让他对自己感到失望呢？“真对不起，我不能答应你。”从心里讲，不管怎样，我哥刁北是看重黎鹏程的，他不希望他对自己失望。在晋城监狱，唯有黎鹏程能让我哥刁北感到，他仍然是个有思想有意识的人。他不能没他。“其实吧，我也一直有一本书，要写出来……”
“哦？”我哥刁北的话，果然把黎鹏程从他的血腥世界里拉了出来，“你的，书，写什么的？起名字了吗？”
“是写——名字我还没想好呢，也许叫……”
费文华住东四，离我哥刁北家只有一箭之地。
一天晚上秋雨淅沥，天黑得早，费文华摸黑找到明星胡同时，我姥还没做好晚饭呢。这是费文华头一次来我哥刁北家。他把一只大牛皮纸档案口袋交给我哥刁北，让我哥刁北一阵激动，他以为费文华是为他写作《新桃花源记》送材料来了。不是。不用费文华把那张写有地址和名字的纸条给他，从费文华的表情中他就看出来了，那档案口袋里的东西与他的乌托邦大作没有关系。费文华没注意我哥刁北情绪的低落，只嘱咐他，明天一早把这东西按地址给巩益病送去。纸条上巩益病的名字，我哥刁北不陌生，以前费文华提过，要帮我哥刁北介绍个英文老师，他说那人是他朋友，叫巩益病。但这天，费文华不仅没提《新桃花源记》，也没提学英文的事，只神色紧张地说，你告诉他，我这段时间得离开北京，过一阵子我回来了，会找他们，别让他们找我。又说，你也一样，不许对别人提我们有来往，更不许说今天的事儿。说完费文华匆匆走了，身下的自行车咿呀叫唤。
这天夜里，我哥刁北睡不着觉，预感中，他知道他正介入一件大事，而睡不着的主要理由，是他太想知道他将替费文华传送的东西是什么了。偷看别人的东西不好。道德感能帮他控制行为。可这个并不很厚的档案袋，只有一根细绳将两个分别钉在纸袋封盖和纸袋上的圆纸片拴在一起，把细绳一绕，那档案袋就能张开嘴巴。如此不加防范的东西，若打开一下，算不道德吗？费老师没说可以看，可也没说不可以呀。如果费老师怕我看到里边的内容，至少可以用钉书机压一下呀。我哥刁北这样想着，辗转反侧，越睡不着越想那档案袋，越想那档案袋越睡不着。捱到半夜，他起身开灯，下意识地一伸手，就绕开了档案袋上细细的白线绳。档案袋轻而易举地张开了嘴巴，一叠脆而薄的美农纸丝丝拉拉地发着响声，被我哥刁北掏了出来。美农纸上边，是块和美农纸一样大小的淡黄色大字报纸，皱巴巴的大字报纸上，最醒目的是“通缉令”三个黑色大字。我哥刁北吓得哆嗦起来。他看看周围。周围没人，只有他自己的影子印在墙上。他镇定一下，眼睛尽量离开“通缉令”，去看纸页上端的那两行字。那两行字司空见惯，有助于人麻痹神经：第一行是“毛主席语录”，第二行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哥刁北略微平静了，再看右上角的那幅照片：照片不大，但挺清晰，是个头发和目光都直愣愣的农村青年，穿学生服。这之后，我哥刁北战兢兢地看“通缉令”正文：
肖瑞怡，男性，现年20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系新化一中学生，家住新化县科头公社桃林大队。
该犯由于忘本变质，走向了反革命道路。在这次**********中，肖犯借“四大”之名，替阶级敌人翻案；勾结保守势力，蒙蔽一部分群众，破坏**********，竟发展到整毛主席的材料，恶毒攻击谩骂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江青同志；鼓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为刘少奇大唱赞歌。当被我革命造反派发现揭发后，消犯竟准备行凶（未就），我广大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与肖犯展开了猛烈的斗争，肖犯自知站不住脚，于68年6月17日深夜畏罪潜逃。
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加强无产阶级****，希各地驻军、****机关、革命造反派大力协助捉拿归案。如拿获，请通知新化一中红代会。
肖犯只有早日自首，才是唯一出路。
湖南新化第一中学红代会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
后边那叠复写在美农纸上的文字，是一封信，一封以“敬爱的主席”为抬头的信，我哥刁北认识，那是费文华的笔迹。他心脏再度激跳起来。他以为这是费老师写给******的信，想通过巩益病的爸爸转给****，再转******。但很快他就看出来了，这信是“通缉令”上那个肖瑞怡写的：
敬爱的主席：
我是湖南新化一中的学生，本身的地位就已经够谦虚了，但我总想做一件不谦虚的事。我不能让思想永远谦虚下去，永远束缚在牢笼中，而想大胆解放出来，让我积压的思想浩荡奔流……
接下来，洋洋洒洒一万余字，分成六个小标题向******进言：一，改革土地制度；二，清除人为的阶级斗争；三，废除个人崇拜活动，解放人民思想；四，严行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五，法要当，刑要严；六，实行革命的军国主义。把这长信一气看完，我哥刁北心惊胆战。他更不困了，他饿。他轻轻下地，走到门口，又回到床边，用被子盖住他刚刚看过的东西，然后再出门，进厨房，掰半个混合面的凉馒头吃，同时听听我姥那屋。我姥那屋，轻微的鼻息声起伏均匀。
回到床上，我哥刁北重翻肖瑞怡的长信，有些地方还抄了下来，许久之后才有困意。他把一叠信和单篇的“通缉令”码好，往档案袋里放，可放的过程，他感觉到袋里有什么东西阻隔了一下，往袋里看，见还有一张折叠着的单篇纸。应该是费老师写给巩益病的信吧。这回我哥刁北不想看了。但不拿出来看看，他觉得他的困意会再度流失，为了能睡一会，他也得看看它。这时已经凌晨四点。
我哥刁北展开那张备课笔记本上撕下来的横格纸，上面费文华的笔迹，再次吓得他四肢发软。他比刚才更恐慌了：
尊敬的******主席：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
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好在这张纸上字数不多，溜一眼，我哥刁北就看出来了，这也不是费老师给******写的信，它也是别人写的，费老师抄的。这信后的署名，是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一班学生王容芬，时间是两年前：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我哥刁北松了口气，是他最后看到的这个时间，让他松了口气。
电话里的人说北京话，声音苍老，口气谦卑。我哥刁北反感这种说话的口吻。不是这种说话法让他陌生，而是相反，他太熟悉了，那口吻就像他自己的——他一度就这么说话——他讨厌这样说话和听人这样说话。在南汀劳教所，在晋城监狱，用这样的口吻说话是他需要自我训练的课业之一。至于声音中的那种苍老，倒与规训无关。
“我是刁北。您哪位呀？”我哥刁北态度生硬。
“嘿，嘿嘿，真不容易联系呀刁北老弟，三十年没见了，您可能都不记得我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是，嘿嘿嘿，费文华，您想想……”
“费老师！”
“嘿嘿，是我呀刁北老弟。可不敢称师啦，叫我老费吧。”
“费老师，您好吗费老师，您在哪？”
那天晚上分手以后，所有人都与费文华失去了联系，不久之后，费文华在老家长沙被抓了起来。费文华进去的消息是巩益病公布的。巩益病说，费文华是条汉子，咱这些朋友他谁也没咬。费文华是受长沙一个朋友圈子牵连被抓进去的。这样，巩益病家这个圈子就少了个费文华，但多了一个我哥刁北。
“老弟呀，我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是想请您帮个忙呀！”费文华说他挂的是长途，他在北京，他得与我哥刁北见面谈谈。“我实在脱不开身去沈阳了，只能麻烦您尽快跑一趟了，嘿嘿，机票钱酒店钱您甭考虑，我这边……是您大侄儿，出了点事儿。”我哥刁北有点发懵，机票酒店，这费文华口气都这么大了，怎么还要找他帮忙，他又有什么本事帮人的忙呢？他倒帮几个中学生补过历史和哲学原理的课——可他大侄儿——他想到了当年费文华襁褓中那个眉头紧锁的儿子，三十出头了吧，难道还要补历史和哲学原理？“是这么回事儿呀刁北老弟，您大侄儿吧，他有个公司，前几年在海南做，最近回到北京发展，可这刚一回来，就遇上了麻烦——唉唉，咱这地头蛇倒变成外来户了，现在呢，只有求倪可强出面帮这个忙，才能救他……”
“来，拉个名单，估量一下，”我爸把一叠红横格信纸铺饭桌上，往上写几个老战友的名字，“看看谁能有能力帮咱的忙，能救咱。”
我哥刁北正夹红烧肉，听了我爸的话，将筷子悬在空中，眯着眼想。我姥正盛饭，见这边的爷俩都直了眼睛，也不敢动了，愣愣地盯着饭锅，好像也在想。
“老倪家大丫头，可竞行吗？”我姥小声问。
“韩——汉——嗐——哼……她哪行呀。”我哥刁北的声音由高到低地降幂挤出，又归于无。他把红烧肉塞进嘴里，堵住了有可能继续说出的话。
“你说韩什么？”我爸问。
“没什么。”我哥刁北示意我姥给他盛饭。
我哥刁北几乎提供给我爸的人名信息，是韩志雄。他认为，如果韩志雄出来说话，他多半能通过政审关卡。他话没出口。他把韩志雄这个名字与红烧肉大米饭拌在一起，咽进了肚子。想一想要张嘴求人，求一个基本上不能算相识的陌生人，我哥刁北浑身不自在。
“这孩子呀，嘴那么硬，万事不求人，这算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我哥刁北小时候，我姥和我妈就这么议论过他。
那几天，我哥刁北频繁出入天安门广场，唯一新结识的人是韩志雄。也不算结识，就是说过几句话。我哥刁北第一次听到韩志雄的名字，是被抓以后，接受审讯时，人家反复问他和韩志雄什么关系。他反复解释，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后来他知道谁是韩志雄了，那是在报纸上，他一眼就认出了韩志雄的照片，还在广播里，听到了著名诗人艾青为韩志雄写的颂诗：《在浪尖上》。这时的韩志雄，是名声极大的四五英雄，还当上了团中央委员。我哥刁北猜，韩志雄接受审讯时，肯定也不止一次地被问过同样的问题：你和刁北什么关系？但现在，时过境迁，地位悬殊了，我哥刁北若找韩志雄，说麻烦你给我做一下证，我不是江青的小爬虫，韩志雄能答应吗？如果他说，你谁呀？我们认识吗？我哥刁北非难堪死。
韩志雄比我哥刁北活跃多了，他应该早就上了政府的黑名单。后来我哥刁北才知道，他三号半夜就被捕了。可以说，韩志雄被捕前的几小时里，和我哥刁北待在一起。不是熟人相伴那种待法，就是他们缘分大，几小时里，隔一小会就能见上一面，再隔一小会又能见到，好像有人刻意安排。他们自己也觉得好笑。他们都判断得出，这不是刻意安排，否则，他们是要对对方存戒心的。
间或见面，又都知道彼此钟情于同一件事，这让他们由熟悉而亲近了。相视一笑，问句你好，简单地交流，这就是当时他们的全部交道。之所以离开广场时他们能握手话别，是因为我哥刁北对一首小诗很感兴趣，再与韩志雄交臂时，指给他看了，而韩志雄，也挺喜欢那首小诗，为此，他们就有了朋友的感觉。
那首小诗叫《向总理请示》，是一张小纸片，挂在纪念碑下的栏杆上，不太显眼。我哥刁北抄完，一抬眼又看到韩志雄了，就说你看看这首，很巧妙。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韩志雄念出了声音，然后转向我哥刁北，“真挺巧妙，江桥摇——姚！我也得把它抄下来，回去誊在大纸上，明天找个醒目些的位置贴上。”
后来就半夜了。我哥刁北打算回家，走到广场东侧的小树林时，又见到了韩志雄。“我也得回家了，”韩志雄说，并与我哥刁北紧紧握手，“明天见吧。”他们没通报各自的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
下一天和再下一天，我哥刁北去广场时，再没看到韩志雄。他没介意。人那么多，要是再与韩志雄频繁邂逅，倒真成刻意了，是老天爷的刻意。让我哥刁北略感遗憾的是，他也没见到大张纸抄写的《向总理请示》。
我哥刁北与倪可强，多年没见了。他没刻意想去见他，他大概也没想要见他。但我哥刁北知道，他这个老同学加大舅哥，早已是京城的一个人物，十个北京城的出租司机，能有七个知道他名字，有五个，至少三个吧，还能讲几段他的轶事。他已不是世间的实体，而是由故事创造的艺术角色。我哥刁北要组装出一个完整的倪可强，必须借助各种传说。
当年打对越自卫还击战时，后来的战斗英雄、二等残废军人倪可强，在著名的法卡山前线待了两年。他是警卫排排长，其主要工作，是观看指挥所里的首长忙碌。有一天，后方来个大首长视察，要往前去，指挥所里的小首长劝阻无果，只能带倪可强一行陪同前往。绵延的法卡山阒静无声，抬头云淡风轻，低首新绿萌芽，要不是还有满目断树焦土，没人敢说这里是战场。后方大首长迎风登临曾被中越两军反复占领过的六号高地，要过小首长手里的望远镜，目光如炬怒视前方。“忘恩负义的兔崽子们，都躲你姥姥家啦！”大首长咕哝道。大首长一站直身子，小首长就紧张起来，大首长再举起望远镜，倪可强也紧张起来。小首长往大首长身边凑，倪可强往小首长身边凑。可小首长示意倪可强靠近大首长，倪可强只能示意他的手下靠近小首长，而他靠近大首长。本来，大首长带了专门警卫，倪可强和他带的警卫，只保护小首长就行。但现在小首长示意他加强对大首长的保护，他只能从命，插进大首长的专门警卫中，准备保护大首长。“忘恩负义的兔崽子们，都躲你姥姥家啦！”大首长终于结束了瞭望，边把望远镜递给小首长，边叫喊道。就是这时，不知与大首长喊声偏大是否有关，一串轰隆隆咔嚓嚓的呼啸声被引发出来，一串来自越方的炮弹，准确地落在此刻由中方控制的法卡山六号高地。倪可强不愧是警卫排长，一群人里，他最早做出了有效反应。此时恰好小首长上前半步接大首长递还的望远镜，两个首长几乎合二为一了。倪可强的反应是，双臂一展再奋力一拥，将两个首长都压在身下。六号高地后面，中方炮火随即发出，盖住了越方挑逗式的攻击，掩护着毫发无损的大首长和带了点皮外伤的小首长，顺利撤到安全地带。倪可强是被抬下来的，他被炸飞了左臂炸折了左腿。幸运的是，虽然他从此失去了左臂，但左腿无大碍，被接好后，只是走路微跛。更幸运的是，他没像好几个战友那样，把小命丢在法卡山上。当时，他被送到南宁治疗，是我哥刁北陪同岳父去看的他，那会我姥刚死不久，倪可心在她妈的帮助下照料刁婵。我哥刁北仍然记得，躺在病床上的倪可强豪爽乐观。你叫我哥！他晃着右手一遍遍喊，你叫我哥！拿我哥刁北成了他妹夫这件事反复开玩笑。
后来，倪可强作为成员之一的那支英模报告团在全国巡演，去沈阳时，我哥刁北与他又见了面，不光去他住处看过他，还听了他的事迹报告。事迹报告中的倪可强，已不是警卫排长而成了侦察排长，也不是因保护首长而是为完成侦察任务成了残废，当然了，他的胳膊腿也不再是炮弹炸的，而是地雷炸的。本来，去住处看倪可强只为礼貌，再客气地问他能否出来喝一杯，也就尽到了地主之谊。我哥刁北没想听他报告。他也反对我哥刁北听，他说他正闹情绪呢。他说，最初报告团的四个成员里没他，是请来给他们当表演指导的话剧团导演觉得，四个报告者都操浓重的南方口音，恐怕会影响报告效果，最好换个说北方话的，调剂一下。有关领导接受了建议，在几个报告候选人里一拨拉，拎出了能卷着舌头说北京话的倪可强。操，丫看重的不是我，是京腔。这时候，我哥刁北已是出版社校对员了，胡晓娜听我爸我妈说了倪可强的事，非逼我哥刁北通过倪可强找报告团领导，用个晚上时间，把倪可强单独请到出版社大礼堂讲了一场，胡晓娜还公开了我哥刁北与倪可强的关系。我哥刁北这个气呀，说胡阿姨您这不寒碜我嘛。胡晓娜说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怎么这么不理解我的一片苦心，我这是为你能转正做政治铺垫呀。那段时间，常有人纂改着电影《英雄儿女》里的台词与我哥刁北开玩笑：你有一个英雄的大舅哥，还有一个模范的大舅哥。我哥刁北绷得住脸，你玩笑开得再热火朝天，他也不呼应，让你自己都笑不起来。
接下来倪可强就结婚了。受伤之前，家人给他介绍过几个女朋友，总是通几回信就中断交往，有的连面都没见过。家人分析的原因是，倪可强会说，可不善写，而远在部队的倪可强交女朋友，除了书信往返没有他途。住院期间，倪可强和我哥刁北聊天时，唯一的泄气话只与女人有关。妈的，我彻底没戏了，他盯着远远近近的女护士们，和她们白大褂下露出的光腿说，这帮娘们，更看不上我了。但他又很会自我安慰：操，也没大意思，这么些年，丫娘们我也玩得差不多了。四肢健全时的倪可强婚事不顺，缺胳膊瘸腿了，却艳福不断，有好几封求爱信来到他面前。一番挑拣后，一个叫江洋的幼儿教师成了他妻子。江洋是门头沟一个矿工的女儿，中专毕业，优秀团干部，经常给矿区广播站写歌颂矿工赞美煤的抒情散文。两人结婚时，曾在法卡山被倪可强救了一命的首长之一，小首长，来参加了婚礼。这时小首长已调进北京，成大首长了，他把倪可强当成兄弟。婚礼次日，《北京日报》不仅发了消息配了照片，还选登好几封江洋写给倪可强的情书：“人民的英雄”，“共和国的保卫者”，“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绵绵情话，在报纸社论般的文字下涓涓流淌。婚后他们先生儿子，再吵架，然后分居，江洋离开明星胡同又回了门头沟。他们吵架和分居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有文学情结的江洋渴望倪可强成为作家，希望他能写出新时代的《林海雪原》《烈火金刚》。当时，有好几个在老山者阴山落下残疾的军人英雄都成了作家，有个姓刘的能写小说，有个姓史的会写诗歌。可倪可强，连封像样的情书都写不出来，还坦然承认，那篇让许多女孩子芳心萌动的演讲稿，是别人写的，连稿子上说的事迹都属于别人。江洋只能接受既成事实，但又说：你基础不好没关系，努力就行；你连武装到牙齿的越南侵略者都能打垮，还打不垮艺术征途上的拦路虎吗；那演讲稿虽然不是你写的，但是你背的呀，背得出就融化得了，融化之后，你不也就能写出来了嘛；来来，“文王拘而演周易”，你先学学《报任安书》……倪可强倒学了几行《报任安书》，可一听说写这文章的司马迁是个被皇帝去了男根的阉人，就说江洋是变着法讽刺他床上活不行。他不是阉人也是残疾人，床上活的确不是很行。他觉得受了侮辱，三拳两脚就打跑了江洋。他也知道，健全人床上活不行的也大有人在。那一阵子，倪可强心情不好，网罗几个小兄弟到处打架，称王称霸渐有声名，由民族英雄变成了黑道大哥。那时他已着手塑造自己的独特形象：理板寸头，穿材料上乘的旧军官制服，拄银白色的金属手杖。他腿微瘸，不用拄拐，但那手杖成了他形象中的重要标志。有人说，那手杖其实是件兵器，打架时，他一动把手处的机关，那手杖前边就能支出一柄三棱尖刀。孩子上小学前，江洋提出离婚要求。开始他不同意，后来同意了。他们办完离婚手续当天，一个经常和江洋探讨文学问题的门头沟矿区工人作者，被人打断了左胳膊打瘸了左腿。江洋找到参加过她婚礼的部队首长告倪可强状，把倪可强当兄弟的部队首长批评了倪可强，鼓励他在没有硝烟的商场上也成为英雄。不久之后，倪可强成立了血染的风采商贸公司，在板寸头、材料上乘的旧军官制服和银白色的金属手杖外，又在鼻梁上架了副平光眼镜，变色的那种。
很快，倪可强和他的“血染的风采”声名日隆。最早起步时，他们靠军方背景，第一桶金赚得轻松而又丰盈，当然对军方的回报也不是小数。后来有大领导发话，不让军队参与经商，借助军方力量有了难度，倪可竞又帮倪可强实现了转型。随着公司不断扩大规模，各种人材济济一堂，“血染的风采”在地方上也深具影响力，除了在经济上越来越财大气粗，在政治事务上也能呼风唤雨。近些年，倪可强被人们神话化的两件大事，就一件在经济上一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传言是，正在建设的国家大剧院，有相当大一块肥膘是“血染的风采”的口中食；政治上的传言是，于怀柔崎峰茶山口饮弹自杀的前北京市副市长******，其实是倪可强设局做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