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朋友举荐我到一个新办的杂志社主持编辑工作，这杂志就叫《室内装饰》。盛情难却，我来了。我来的时候心里觉得挺可笑。我想，所谓室内装饰，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就是对自己家庭居室进行美化装饰，而我呢？自成立自己的家庭以来，从来就没有对家进行过装饰。这很像让一个常年啃窝窝头的人去主理一个丰盛的筵席，或者是让一个住在茅草屋的人去筹建一座豪华别墅，多少有点滑稽。我把这想法说给举荐我的朋友。朋友却不以为然。他说：自古英雄出自草莽，啃窝头住草房的人不一定不是好厨师、好匠人。我相信你能行！
我说：你这就叫“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朋友笑了，骂我是“装熊”。
调侃归调侃，说心里话，对办好这个刊物我还是蛮有信心的。正因为我一直无力装饰我的居室，我才对人们渴望美化居室的心情有更多的理解。如果能通过我主编的这本刊物，使人们那种美好的愿望得到更好的实现，对我，不也是一件足慰平生的事么？
我不曾对自己的家实施过装饰，不是我不想——我不呆不傻，我就不知道让自己的生活环境变得美观些、舒适些么？实是我无力为之。
因为，我的家，是一条漂泊的船。
想听么？好，我来讲给你听。
一辆自行车驮走一个家
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吧，我便扯着娘的衣襟角，在迷蒙的风雪中逃离了苏北原野上那个在风雪中战栗的小乡村。那时我就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今后的家怕是只有娘那温热的怀抱了。家当呢？也就全在娘肩上那个粗布包袱里了。
在西去列车的摇晃声中，娘对我说，也曾请一个瞎子给我算过命。瞎子说：这孩子长大以后有才，但有才无贝，命里注定一生受穷……娘没文化，不知“财”字咋写，更不懂有才无贝是什么意思。当然，那时的我也不懂。但我们娘俩都相信瞎子说的是对的，我是个命穷的孩子！
到西安后，无非是投亲靠友。亲友皆是逃难人，自身难保，我们在谁家也住不长，只有漂泊。后来，娘为一个当局长的人看孩子，住在人家家里，也只能算作寄人篱下。十年不到，那家的孩子长大了，娘只有“辞职”。那局长是位心地善良的人，见我母子无栖身之所，便将他在莲湖路上一间门房式的小屋送给我们，我和娘才有了一个窝。那时，我已经上中学了。
在这个小窝里住了不到三年，“运动”来了，声势大得令人心惊肉跳。我们家出身不好，娘怕出事，只身住到远在洪庆原下的姐姐那里去了。可怜的一点家当寄放在东郊十里铺，那是我的一位师傅的家——我那时已进了工厂。我就在厂里的集体宿舍和师兄弟们挤在架子床上。后来，运动的风声稍息，娘让我把寄放在师傅家里的东西取回来。我向师兄借了一辆自行车，就驮走了我的家。
一辆自行车怎么能驮走一个家？
我将一张三斗桌（是那位局长送的）“四蹄朝天”绑在后衣架上，然后将铺盖卷、锅碗、瓢盆放到三斗桌的“肚皮”上；车把上斜挂一个兜，将易碎的小物件放在兜里；最后剩下一把老掉“牙”的木躺椅没处安置，干脆挎到肩膀上，一路上肩膀耸着，生怕那玩意儿掉下来……就这样，19岁的我用一辆自行车“胜利”地完成了一个家的转移。
多少年后，我将我这次壮举讲给别人听。我是想夸我的能耐，但听的人却一阵唏嘘：“那个家也够寒碜了！”
好了，不讲这些了，这是我在和娘相依为命期间的事。娘早已离我而去——愿她老人家在天上能有一个安稳的栖身之所！现在该讲我和妻子组成的这个家了。
一年三搬迁相顾两茫然
在准备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对妻子谈了我的构思。妻问我：这30年，你搬了多少次家，还记得么？我扳起指头来数，妻却说：一双手不够用，要数，把脚趾头也得用上。
也是。要不怎么说，这家，是条漂泊的船呢？
我是在“史无前例”的“**********”初期，被原来的工厂流放到东郊白鹿原下一个小砖瓦厂的。为何流放？不就是在报刊上发过几篇臭文章么。我在“准劳改”（按反革命对待，由领导掌握监督权的改造对象）过程中与现在的妻相识。1968年，中央军委的一份文件，结束了我这个与军人八竿子挨不上的小工人的“准劳改”生涯——这话有些莫名其妙，解释起来又太复杂，延误主题，就不解释了，反正那个时代本身就是个莫名其妙的时代。于是我准备结婚。没钱没东西都不怕，最挠心的是没有房子。总不能在撂天野地里娶媳妇吧？我只好找几位自小和我要好的同学来商量。我们几个人在新城广场观礼台的水泥台阶上坐了半夜，那副苦思冥想的神气活像几个对政府不满的静坐示威者（身后就是现在的省政府，那时叫省“革委会”）。最后，一位叫于生伟的同学说：不行就住在我家，我家有个小厨房可以腾出来。凑合吧。
当晚，于生伟便去对他母亲说。古道热肠的于大妈欣然同意，只是觉得那厨房太小，太局狭，“委屈他们了！”于大妈叹息道。
第二天，几个同学帮我布置了新房。
新房多大？不多不少，五个平方米，放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后还可以有一个人进出的单行道儿。
本文开头时我说过，从未对居室进行过装饰，想想，这话也不准确。因为新房虽小，也进行了一番装饰，比如，用白灰粉刷了墙壁；用白纸糊了顶棚；用红漆油了门窗……比曲江池上传说中的相府千金王宝钏的那孔寒窑光堂多了。对了，墙上还有一幅满世界都能见到的“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宣传画，使新房有了一种浓烈的革命气氛。这该算是装饰吧？
我和妻在这里住了20天，新婚蜜月没有度完，一辆架子车又帮我完成了婚后的第一次迁徙。
蜜月后十天住的房子，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原来，我结婚的宴席是我姐操办的，就在她住的那个大杂院里。不久，院里一位老太太对我姐说：我儿媳妇家里有一院房，小独院，四间房子是两套，儿媳妇住一套，另一套一直闲着。儿媳妇的父亲原是一位司机，因新中国成立前给国民党要员开车，前几年被按历史反革命遣返回原籍了。那套空着的房子总惹得街道上一些有权势的人眼红，变着法地想占用。儿媳妇为此很头疼。你兄弟结婚不是没房住么？我看那小伙挺老实的，便跟儿媳妇商量，把那套房子给你兄弟，或买或租都行。免得让别人占去……
我姐一听很高兴，找我商量。我更是高兴得屁颠屁颠的。和姐姐商量的结果是买下那套房子。找了同院的一位长者做中人，经说合，以四百元买了下来。买卖双方写了契约，连同中人一起在契约上摁了手印。双方约定，属永久性买断产权，一旦政府恢复工作，便到政府办理产权转移手续，“恐后无凭，立此为证”云云。
四百块钱买一套房子，放到现在是做梦也别想的事，即使在那时也算便宜事。便宜事咋能落到你头上？人家还不是看咱老实嘛！老实不能当钱使，对。但老实人能赢得别人的信任和同情。信任，有事就好商量。尽管如此便宜，为筹借这四百元，我和姐姐也好生难为了一阵子。
不过，你可别以为那套房子就是现在的二室一厅或三室一厅的楼房，那只是总面积16平米的厦子房，因为中间有半截隔墙便被称为套间房。房子是土木结构，由于年久失修，土坯墙斑斑驳驳，屋顶上的瓦块多有残缺，屋子里到处是褐色的水渍。
这房子少不了要收拾。一位在建筑公司当工人的老同学邀来他的几位工友，帮我重新泥了墙，重新铺排了房上的瓦；用苇秆扎了顶棚，上面铺了几张高粱秆织的席……毫无疑问，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居室装修。不过我却没花几个钱。料钱花了二三十元；工钱一分不付，全是“友情出场”，顶多是一壶茶水，几盒一毛八分钱的“宝成”烟。
搬来的时候，蜜月尚未度完，因此，这里应是我的“第二新房”了。
第二新房比第一新房感觉好多了，不仅是地方宽敞，而且心情也不一样。这毕竟是自己的财产，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家。
这个小屋归属我名下整整三年。按说，我应当在这里安安生生地住上三年，可因了我的一时热情冲动，进住小屋不满一年，我又进行了一次荒唐的搬迁。
那时，我所在的那个“准劳改场”的小厂撤销，并入了灞河岸边的大厂——西安建材厂。我到新厂不久，不知谁把我会写东西的秘密泄露出去了（在此以前，我已经折笔为誓，不再写东西了）。一天，这个厂的子弟学校校长到车间找我，很诚恳地邀请我到子校来当教书先生。校长说：误人子弟是教师最大的罪过啊！你看，国家忙着搞运动，教师奇缺，咱不能眼看着孩子们荒了学习啊！你前些年在报上发的作品我读过，很有水平，学校正需要你这样的人啊……
我是个经不住别人抬举、更承受不了别人“煽情”的人，校长一番感情炽热的话便使我“忘了自己”。一时冲动，我脱口说出一个字来：“行。”随后又提出一个条件，能不能在学校为我找间房子，我家离此实在是太远了（30多里）！要干，我就得连家搬来，好好教课。校长也说了一个字：行！当天下午就拉着我到学校，指着一间大教室说：你就住这吧。
好家伙，这间教室能比我那小屋至少大出三倍！
第二天，校长为我找了一辆大卡车，又找了两位青年教师帮忙。我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下踢里窟咚地就将家搬进了学校的大教室。
我那点家当，放在这教室里，连一个角也填不满。老实的妻子居然调侃地说：你在这可以支个场子，耍猴子玩杂技……
这个可供耍猴玩杂技的新房只容纳了我一天，准确地说只是一个风凉的夏夜。
第二天早上，校长找我，一改前日的热情豪放，木木讷讷地说：唉，昨天你搬家，动静太大，不知谁给厂党委打了小报告。今早书记找我，他说……他说……
看到校长吞吞吐吐的样子，我心里突然明白了。我平静地对校长说：噢，书记大概是说，那小子是地主狗崽子，又写过歪诗，是“三家村”的孝子贤孙，怎么能让他去给工人阶级的下一代当老师呢？对不？
校长无言，满面惆怅。
我说：好，你别为难，我立马就把家搬走。明天我照旧回车间干活。
当天中午，还是先一天用的那辆卡车，又将我全部家当运回了我的那间小屋。
车轮滚滚，一路飞土扬尘。
车上的锅碗瓢盆叮当作响，坐在车厢内的我和妻子却相顾无言……
只闻楼梯响不见伊人来
我所买的那套房子位于市内的东四路与东五路中间的一条小巷内，距繁华的解放路不过几百米，是闹中取静的好地方，用现在的话可称为黄金地段。那地方前几年就已经进行了旧房拆迁，拆迁后建成了一座中档宾馆。有内行朋友帮我做过估算：我那房子如果放到现在，最少三十万元或者换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可是，我在那所以民间契约形式算在我名下的房子里只住了三年，便将房子又卖给了原来的主人。卖价与买价相等：四百元。
有朋友调侃我，说我是仨钱买俩钱卖，不图赚钱只图快。
可我有我的难处。
1971年我调到位于西郊的水泥厂工作，妻子也按新工招进了这个厂。这是个新建的厂子，我们属第一批进来的工人。当时新建的宿舍楼空了很多房子，管理也很松。有位和我私交不错的领导暗示我：先占一间房，以免受上下班的奔波之苦。我一时鬼迷心窍，就决定将家搬到厂里来。
听说我要搬家，这个房子的旧主人（即我姐同院那位老太太的儿媳妇）就托人找我说情。说是根据现在的政策，她那被遣返原籍的父母有可能落实政策重新返城。一旦回城，老人就没有栖身之所了。那房子如果你不住了，是不是再卖给我们？价钱么，随行就市，按现在的行情，你出个价……
几乎在她托人说情的同时，有人已经愿意出四千元买这间房子了。如果我稍微板一下面孔，完全可以大赚一把：要知道，四千元在当时对于我们可是个天文数字啊！
可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这么做——尽管我怎么卖都不违背“原则”，因为我有买房契约。而我却觉得，除了“原则”之外，人还要讲个感情，讲个义气。当初，人家在咱困难的时候主动卖房给咱，解除了咱新婚寄人篱下的困窘；如今人家有了困难，咱能只顾赚钱而不顾人家的难处么？
于是我对说合的人说：不管什么行情不行情，她啥价卖给我，我啥钱退给她，就算我借她房子白住了三年吧。
对这件事的处理，多少年来没有人不骂我是“冒傻气”的，可我至今无怨无悔。
我将家搬到了厂单身宿舍。从此不再黎明即起，踏月而归，顶风沐雨地在上下班的路上奔波了。
然而，好景不长。不出三个月，厂里呼呼啦啦一下子招进了六七百名新工，单身宿舍立刻紧张起来。厂里管房子的后勤科长不得不勒令我将家搬出来。不过，我和妻都是技术工人，厂里也知道我们的难处，在分房时还是设法给了一点照顾。安排我妻住在二楼（二楼是女工宿舍）给她的房内只安排了一个女徒工，剩余的地方还可以放我们的家具灶具；安排我住在三楼和两位男徒工同住一室，和妻只隔一层楼板。
家，就这样被分割了。
隔着一层槽型楼板，我和妻用“鸡犬之声相闻”来形容都不准确。说句粗话：我半夜起夜小解，“水声”都能惊动妻子的梦；而妻在下面打个喷嚏，我心里就猛地“咯噔”一下：是不是感冒了？
白天，我还可以到她的房间里坐一会儿，吃顿饭什么的，而一到晚上，我们就只好“天各一方”了。
一层一拃厚的楼板，胜似一条天河，我们过着牛郎织女似的生活。
讲个狼狈得让人羞于启齿的故事——
过春节了，厂里这帮从农村招来的新工都回家了。我和妻便趁此良机过几天夫妻生活。头一天晚上平安无事，第二天，午夜时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散了我们的鸳鸯梦。敲门的是和妻同室的那个女徒工。妻一把将我的头摁进被窝，起身开门。我整个身子藏在被窝里听她们对话。原来，那姑娘回家后，家里非逼着她和一个她不爱的农村青年在春节期间举行订婚仪式，姑娘一气之下便连夜搭车回到厂里……
她们谈话，我却连咳嗽都不敢咳出声，憋得脸都紫了。
好在那姑娘太累了，不一会儿就上床睡着了。我悄悄钻出被窝，摸黑穿好衣服，光着脚溜出了房子。妻送我到门口时，一声幽幽的叹息，眼泪便流了下来：
“咱这过的是啥日子呀……”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不敢趁别人不在时“幽会”了。二、三楼之间仅有十几个台阶，可我们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伊人来”，我们没有了自己的家。
这样的日子过了将近两年，直到我们的二儿子出世之后，厂里的家属楼竣工，我们分到了一套一间半的简易房。可那时，我们俩人的工资加起来只有82.5元，还要养活两个孩子，能不断炊烟就算计划得好的了，谈什么装饰啊！
那时也不兴这个。
我说漂泊苦愿君常安乐
话扯到这儿，你会不会说我是在“忆苦思甜”？不，不是。我知道“忆苦思甜”这个字是有特定的使用范围，那是指新旧社会的对比。旧社会我还是混沌未开的“孩”，我没资格去忆。我上面讲的都是新社会的事，是狼狈些，尴尬些，但也说不上就是苦难。何况，这些事大都发生在后来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日子里，整个民族都过得不安宁，岂能有我个人的逍遥。再说，造成我漂泊不定的，不完全是社会的原因，很多都是我的性格使然。一位懂哲学的朋友说过：我们在研究个人悲剧的时候，往往强调了社会的因素，而忽略了个人的性格因素。我觉得这话有道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性格才是造成人成功与失败的决定性因素。我历来很赞成一个著名的格言：性格即命运。看了前面我讲的那些往事，你大概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之漂泊，居无定所，多数原因都是因为我不会动脑子、深思熟虑、思前想后，而是全凭感情用事，一时冲动便“说走咱就走”了。俗话说，人没长前后眼，这话对，二郎神长了三只眼也都在前面。但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可以用脑子去想去计算去策划去衡量得失权衡利弊啊！我就不行。要不人们怎么把我们这号人称为“书呆子”呢？这个称谓对我是一点也不冤枉。
以后我还搬过几次家，一一说出来，怕你说我是在翻流水账。简单地说说吧。
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从工厂调出来去主办一个文艺杂志，不久，妻也从西郊调到北郊一个工厂。西郊的领导便说：俩人都调走了，厂里分给你们的房子就得交出来。这要求合情合理，咱只有照办。交了房子，我又没有住处了，便厚着脸皮挤在岳父家中。其实，那年头人调走了，房子仍占着不交的多得很。那要能赖，能跟领导胡搅蛮缠。可我不行，天生的死要面子。死要面子就得活受罪，怨谁去？
在岳父家混总不是长事，咱又不是上门女婿。于是便在农村租房。那几年，房租不断上涨，到了无力承受的时候，只好另找地方。到了1983年夏末秋初，这城市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连阴雨，一下就是40多天。我租住的农民的房子几乎有被雨水泡塌的危险，屋子里整日“流水叮咚”，人在屋里走都得穿雨靴，床上罩块大塑料布，晚上睡觉都不揭掉。这时，我的一位文学朋友主动提出，让我搬到她岳母那里去住。她岳母在城里，紧靠北城墙的一条小巷，独门小院，一排4间平房。我在潇潇秋雨中搬进这座小院。
小院南有大楼，北有城墙，阳光很难照进来，所以就长满青苔，砖铺的地面泛着墨绿色的藓。我住的那间屋，潮湿不说，墙上还有不少扭曲的裂缝。冬天，这屋里活像一个冷库。最热闹的要数顶棚。顶棚是纸糊的，成群的老鼠日夜在上面追逐嬉戏，撕咬糊棚的糨糊。前年，我和几个朋友联手策划一部电视剧，剧中有一个穷文人。用什么细节来表现这个穷文人的潦倒困窘呢？我有主意。我说：晚上，穷文人趴在桌子上写文章，顶棚上老鼠的奔逐声搅得他无法静心写作。于是，他忽然灵机一动，放下笔，冲着顶棚“喵……喵”地学猫叫，老鼠们果然静了下来……过一会儿，老鼠又闹，穷文人又学猫叫。如此折腾到天边曙色初露……几位朋友都说这个细节好，生动，属于“神来之笔”。我心头却无限凄凉酸涩。这哪是什么神来之笔呀，这就是我在这小院住时的真实写照！
后来，我老婆的工厂给她分了间房子，平房，跟我在城里那间老鼠作乱的小屋差不多。这时两个儿子都成了中学生了，不能和我老两口挤在一间屋子里了，于是我们就自己动手，给两个儿子搭了间木板顶的小屋。再后来就分到了现在这套一间半的单元套房。
这是我前半生住的最好的房子：水厕到户，有厨房，有客厅，有晾台，一大一小两间卧室，窗子向阳，实用面积40平米，不错，挺不错。
但是，“挺不错”的感觉很快就被现实打碎了：儿子都到了该娶媳妇的年龄了，这点地方怎么安置？我是个靠写文章谋生的人，书房只能安在狭窄的晾台上，书籍资料堆积如山而无法理出个整洁来，不由得暗自长叹……
我在等待，等待我的第十三次搬迁。我想我会等到的。到那时，我也会“装出一个自己的家”的。
我相信：是船，总会有靠岸的时候！
后记：平反后，报社为我购买了一套新房。2002年4月，我搬入新家。我想：这应当是我最后一次搬迁吧？因为，船，靠岸了……图为乔迁之际，朋友们赶来祝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