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凄迷的风雨中苦苦跋涉；
前方的路口，谁；
擎一盏焰火闪烁的灯；
深情地，呼唤着我……
……
这是我写在那段苦难岁月里的诗。
2001年4月16日下午4时许，我走出省高级人民法院那座嵌着国徽的大楼。我怀里揣着的是刚刚从法官手里接过的“宣告徐剑铭无罪”的判决书，这一纸判决洗雪了我16年的不白之冤……我站在大楼前，用微微颤抖的手掏出手机……尽管我知道，16年来我妻儿为我吞咽下无数苦涩的泪水，此刻正望眼欲穿地等着我回家，与我分享这“再生”的狂喜，但我还是简单地给妻子交代了一句：“平反书，接到了。晚上我回去再说。”旋即便开始给朋友们打电话，并且决定，现在就去找他们……
我在电话中告诉我的朋友们，把你悬着的心放下吧，我平反了！这回是真的！这回是真的！
1986年4月中旬的一天——呃，那是个“倒春寒”的日子，天上飘着米粒般的雪花——我被腰间佩着枪支的法警押上了审判台。审判在政法学院礼堂进行。虽然我深信自己的清白，不曾触犯法律，但面对森然的公审场面，心中也不免有些犯怵。就在我从后台走向前台的那一瞬间，我的眼睛突然一亮：我看到台下最前排，坐着我的几位朋友：周矢、丹舟、胡怀仁……朋友们的目光向我投来，目光中却看不到凄凉，看不出哀怨，他们在向我微笑……我蓦然悟出了那微笑的蕴含：没事的，兄弟！我们相信你……霎时，一股暖流从我心中淌过。
有了台下朋友们微笑的目光，我那天的“过堂”底气十足，对强加在我身上的诬陷之词据理反驳，慷慨陈词，我的发言竟引起台下多次掌声。据说，庭审过后，公诉人愤愤地对别人说：那天，徐剑铭嚣张得很！现在我可以“揭发”了：我的“嚣张”是我的朋友们“怂恿”的。
度过了一年又六个月的牢狱生活，1987年8月17日，我走出了森森高墙。当看守所黑色的铁门在我身后咣当一声关闭之后，我那因获得自由而激情荡漾的心却猛地收紧了；自由是有了，可公职却失掉了。出去后该以何为生呢？更可怕的是：社会上的人该用怎样的目光看我呢？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人格尊严的失落比生命的失落更不堪其苦啊！
但这个潮水般袭来的困惑很快就消逝了，因为就在我转过身来的一刹那间，几十双久违了的目光向我涌来……其中有我的家人，更多的却是我的朋友……
那一刻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到底也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但我却记住了朋友们的肺腑之言：
商子雍说：“剑铭，想开些。如今的事，除了人死了不能复生外，一切都会有改变的可能！”
关本满说：“工作的事不用发愁。我开了个小工厂，不行你就到我那里去，咱们一块儿干。”
周矢拍拍我的肩膀：“放心，哥们永远是哥们！”
你知道这些话对于一个刚刚走出牢狱的人是什么：是穿透云层的阳光，是浸润干裂土地的春雨，是寒夜徘徊于歧路上的苦行者面前蓦然升腾而起的篝火……
从那时起，我人在江湖，却从未有过“皇冠落地”的沮丧；我身负奇冤，却从未有过轻言放弃的怯弱。因为，我的朋友们从来就没有松开过搀扶着我前行的手臂！这期间，我曾在包括《陕西工人报》在内的多家报刊当过编辑、主编，每次“出山”都是朋友们的鼎力举荐；我曾写下过数百万字的文章，稿子交到哪位编辑朋友手中都是一路绿灯；我曾为许多企业写过专题文章，走到哪里朋友们皆以上宾相待；我曾被我当学徒时的工厂召唤回去，我的师傅们对我如同对待一个曾经走失又寻找回来的孩子，宠爱有加，呵护备至。当然，我也没有放弃过我申诉的权利，但真正起到作用的却是以陈忠实、赵熙为首的省作协主席团。他们多次郑重地向法律监督机关发出书面呼吁，要求为我平反……平反之后，凡外埠媒体记者来采访我，我总要提请他们注意：不要过分渲染苦难，这些年，有朋友们的真诚呵护，我活得挺好，真的！
那天我赶到张敏家时，屋里已坐满了我的朋友们。朋友们和我握手的有，拥抱的有，但绝没有悲喜交加、热泪盈眶的场面。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十几年来，朋友们虽然天天祈盼着我冤狱的昭雪，但在心灵的天平上，友谊的砝码从未减去毫厘，“哥们永远是哥们！”
那天，我和朋友们进了一家酒店，摆了两桌席，喝了个酣畅淋漓。席间，作家高建群感慨地说：“老徐这十几年能撑过来，的确不容易！是条汉子！”
我是个不善言辞，特别是不善在朋友们面前表述的人。但此刻，我真的是激情难耐。我站起来，对朋友们抱拳说道：“我其实是个很没用的家伙！能走过这段风雨泥泞的路，全靠朋友们的搀扶！承蒙不弃！承蒙不弃啊！”
周矢提议：“为剑铭的平反干杯！”
我伸手拦住，说：“不，为弟兄们的友情，干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