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比我大八岁，小时候，村里人都说二哥是个“憨坏”。我倒看不出二哥有多坏。他平时不爱说话，只有领着我出去玩的时候，嘴里咕咕哝哝。我也听不懂他说些啥，总之是在抱怨父母，非要让他念书，他一见书本就头疼。
二哥常常逃学，娘要揍他，他就跑了，在外面转一圈，回来时身上赤条条的又是水又是泥，像只泥鳅，嬉皮笑脸地站在门口，讨好地说：“娘，我摸了条鱼。”说着便将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双手递给娘。娘长长地叹口气，二哥的这顿打就算逃过了。
爹去世后，家里穷得上顿不接下顿，二哥死活也不上学去了。舅舅家在十里开外的村里开了个油坊。一天，二哥从外面回来，挑着一副油担子，对娘说：“我卖油去呀！”娘说：“二孩，你才十二岁，走村串户卖油，你中吗？”
二哥说：“娘，中，我中！”说着，把卖油郎用的梆子敲得当当响。
从此，二哥早出晚归，担着担子去卖油。娘每天傍黑都要到村口去等他，有时还扯着我。天黑了，不见二哥回来，娘便咒他：“唉，这个死二孩，死到外头了！”
终于有一天，娘等到半夜，没等见二哥。娘整夜都在门口呆呆地坐着。直到第二天早晨，邻村的一个小伙来捎话说，二哥的油担子让当兵的抢了。二哥跟邻村的两个比他大三五岁的小伙一商量，扒火车走了。说是到西安找姐姐去，等在外面混个人样儿再回来。
娘狠狠地骂一声；“这个死二孩呀！”眼泪便下来了。
第二年，我六岁时，娘也带着我逃荒到了西安。姐姐在纱厂当工人，那点工钱怎能养活我和娘呢？娘是个刚强的人，不愿拖累姐姐，便找到一个专管介绍保姆的老婆，经这老婆介绍，娘去给一家当局长的人去做保姆，我也跟娘住在一起。
半年之后，二哥突然摸到这家来，喊一声“娘”，眼眶儿变红了。娘更是泪眼蒙眬。
娘问：“二孩，这年把，你都干啥？”
二哥把我抱起来，又放下，满不在乎地说：“啥都干，打小工呗！”
二哥虽然穿得破破烂烂，一双布鞋露出了脚趾头，可精神头挺好，个头也比原来高大了。
二哥连坐也没坐，便对娘说：“外头有人等我，今天有活哩，我走了。”
娘一把扯住二哥的胳膊，神色庄严地说：“娘也顾不上你。二孩，你可要记住，你爹活着的时候常说的那句话：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偷人。人要活个志气，啊？”
二哥说：“记住了，记住了！”
从那以后，二哥隔一两个月来看娘一次，有时还给娘留点钱，给我买点吃的。但二哥究竟在干什么，娘和我都说不清。娘总替他操心，说他没文化，只念了两年书还常常逃学，鬼心眼多，怕他学坏了。每次来，娘都要反复叮咛他：要学好，别干坏事。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二哥已是二十多岁的大人了。这时，国家正在闹饥荒，连当局长的主家也免不了过“瓜菜代”的日子。可二哥却突然抖起来，来见娘时，穿着毛料衣服，蹬着锃亮的黑皮鞋，有时门口还有“洋车”（人力三轮车）等着。娘死活要问清他究竟在干啥，他死活不往清白里说，只是说：“不偷不抢，娘你放心好了。”娘不放心，二哥走时丢下钱，娘不要，娘说：“这钱不清不白，俺娘们饿死也不拿你的。”我送二哥到门口，二哥把钱塞给我，我把钱扔到洋车上：“娘不让要。我也不要。”
二哥摇摇头，叹口气，坐上洋车走了。
不久，就有人捎信来，说二哥在外地被扣起来了，娘向主人家撒谎，请个假，让我到姐姐家住几天，便小脚歪歪扭扭地走了。
这种事，前后发生过三次。每次娘去后不久便将二哥领回来。据说：二哥确实没偷人抢人，只是在外地弄些小物件，在车站上倒卖。那时就叫“投机倒把”。因为倒腾的物件也不大，值不了多少钱，娘一去，车站派出所或收容站的人便将二哥放了。
娘再劝，再骂，甚至哭求，二哥总是执迷不悟。二哥说：“我没救了。一倒腾上生意，再也没心靠力气挣钱了。娘，你就别管我了。”
那时，我也是十五六的小伙了。我在街上见过二哥，二哥总是跟好几个人在一起，出入于饭馆、酒铺喝得摇摇晃晃，衣服斜披着，烟卷斜叼着，一副二流子样儿。
不过，二哥始终对我很亲，在街上见了我，不仅要拉我进馆子，还要给我钱。开始我不敢要，怕娘说我，后来也就悄悄地接受了。我需要钱买书。
几年后二哥结婚了。嫂子是个心直口快的女人，常常与二哥吵架、打闹，不让二哥在外面鬼混。可她挡不住。二哥动不动就是三五个月不见人。嫂子找娘哭诉。娘老了，心力交瘁，只能劝嫂子，拿二哥毫无办法。
二哥曾两次被押进劳教场，直到“****”后期，当他再一次被公安局抓住后，便被判了三年大刑，进了劳改场。在一次工伤事故中，二哥被砸伤了一条胳膊。政府将他送到医院，他却不配合治疗，结果落得那条胳膊神经中断，现在二哥在一个集体企业里当经理，下面人都喊他“一把手”，这是一语双关。
我曾问过二哥：“当初为何不让医生好好治？”二哥嘴里直打拌汤，可我已经明白了：他觉得活得太苦，活着没意思，所以就不想让医生往好里治。
二哥从劳改场出来时，已是40出头的人了，嫂子已将两儿一女拉扯成人。南郊瓦窑村有一间破草屋，是二哥花150元买的。二哥原想只是买个地皮，等有钱了再重盖新房，可没等他赚上盖房的钱，就被抓进去了。二哥回来后，仍住在那间破草屋里。二哥在劳改场时，娘过世了。那天劳改场倒是法外施恩，给二哥了半天假，让他参加了娘的葬礼。从劳改场回来后，二哥又让我领他到娘的坟上去了一趟。娘的坟在荒郊野外。二哥扑倒在坟头上，哇哇地哭了起来。随后又烧了一沓火纸，跌跌撞撞地回来了。一路上，二哥没有说一句话。
二哥本来就话少，从此就更难听到他一句完整的话。那时我也结婚了，与二哥住得远，一两个月看他一回。头一次看他时，他躺着，望着茅草屋叹气。二次去看他，见他坐在小院里，身边堆了一大堆破旧不堪的布鞋。他低着头，一只脚踩着一只破鞋，右手拿着一把小钉锤，正费力地用钉锤起破鞋上的钉子，额头上冒着热腾腾的汗气。
我不解地问：“二哥，你这是干啥？”
二哥说：“捡些破鞋，撕掉帮子，收拾一下，废品站专收着塑料鞋底哩！”
我顿时惊骇不已，天哪，一贯溜溜喝喝好逸恶劳的二哥，怎么会下这功夫、吃这份苦呢？
二哥抹了把汗，笑笑，说：“一双鞋底能卖一毛二分钱，我一天撕二三十双，卖三四块钱哩！”
我的心一下子缩紧了，……我的哥哥，我的浪荡半生的残疾哥哥！
二哥喃喃地说：“我在咱娘坟头上时，就发过誓：再不浪荡了。今后，靠自己劳动养家糊口。孩子们都大了，不能老让他们在人面前抬不起头呀！”我听出，哥的声音里有一股酸楚的苦情。
从那以后，我好久没去哥哥家。
第二年的夏天，我在东郊灞桥办完事回城，骑车上十里铺大坡，那坡是有一里多长，且坡度很大，夏日的太阳火辣辣的，等我蹬上坡时，浑身已被汗水浸透。坡顶有个卖茶水的小摊，我坐下来，喝一杯凉茶歇歇气。无意间，我的目光落在坡中间一辆架子车上。那车上装的是木材，想必很重，拉车的人身子几乎与车把平行了，汗珠儿如雨滴般地洒落在柏油路面上。我不由心中生出一缕怜悯来：大热天，毒日头，这么大的坡，这么重的车，出力人好苦哟！正叹息间，那车已爬到坡顶，拉车的汉子仰起头来用毛巾擦汗。这一刹那间，我突然惊呆了：啊，是二哥！那拉车的汉子竟是我那只有一条胳膊的二哥！
我忙放下茶杯，跑过去，喊一声：“哥，”眼眶便泛潮了……
二哥也是一怔：“三，你咋走这儿？”说着话，气仍喘个不停。
我忙拉住二哥的手，扯他到茶摊上，问：“哥，你咋又拉开车了？你一条胳膊能干得了么？”
二哥咧嘴笑了：“咋干不了！一天拉一趟，从十里铺木材厂到南门木器厂，来回五十来里路，行！一趟就是20块。”
大热天，二哥的那条坏死的胳膊仍套着半截棉套袖，二哥的脸上黑红黑红的，全然像个下苦力的了。再上路时，我才看清，二哥是用右胳膊夹住一边的车把，用左胳膊胳肢窝死死夹住另一只车把。肩上是一根粗壮的绊绳，拉起车来，二哥的身子老是朝一边倾斜……
看到他那副艰难的样子，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二哥住的瓦窑村，本来就是个贫民窟，村里好多人没有工作。二哥拉架子车送木料，每月能挣五六百元。二哥终于用自己的血汗钱，推倒茅屋，盖起了简易的小二楼。村里的居委会动了心思，找二哥商量，让他带上几个人，多是些四十来岁的半大老汉和婆娘，组织个运输队，并封二哥为队长。运输队成立起来了，每天天不亮。二哥在村口一声吆喝，七八辆架子车隆隆而来，又呼呼而去。都是逃过荒要过饭的主儿，舍得力气，小小的运输队日渐红火。两年后，租了办公场地，营业门面，还买了一辆旧汽车，零活用架子车，大活用汽车。运输队鸟枪换炮，二哥也不再拉车了，坐在办公室里当上了经理。二哥虽没多少文化，但“自小卖蒸馍，啥事都经过”，经营上有些点子，运输队一年一个样，年年都是街道办事处的先进企业。经过十多年磨炼，雪球越滚越大。现在，二哥出门坐的是自个的小车，腰里别的是“大哥大”。瓦窑村拆迁后，二哥连分带买，落了三套新房，给两个儿子一人一套。
现在的企业家们都喜欢请人为自己写传。二哥大小也算个企业家了吧？我几次对二哥说：“我给你写个传吧？”二哥摇头：“哥不想出名，只想老老实实做生意，再说，哥的历史也太臭，不写。”
我还是憋不住，在家里背着二哥写下这篇文章，这算不上人物传记，却也算给读者朋友们介绍了这么一个真实的人物。好歹让朋友们去说吧。
后记：2000年8月，二哥不幸因病去世。二哥生前一直为我的冤案得不到平反昭雪而揪心。二哥逝日一周年时，我在瓢泼大雨中走进鲸鱼沟墓园，对二哥说：“哥呀，兄弟我平反了……二哥你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