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春天的黄昏，夕阳隐去，晚霞为古城披上绚丽灿烂的云锦。也许是因了这晚霞的安抚，位于市中心的一座大医院的病室里，长时间处在昏迷状态中的雷玲倏然睁开了那双俊美的眼睛。
“妈……你醒了……妈……”守护在她身边的女儿邸严一声惊呼，泪水簌簌而下。她托起妈妈的身子，让妈妈斜倚在床头上，哽咽着说：“妈，唱支歌吧，唱你最喜欢的歌……”
邸严知道，妈妈爱唱歌，只有歌声才能缓解妈妈的昏迷。
一支歌，一支从少女时代踏着晨露走在乡间小路上就唱过的歌，轻轻地从病榻上飘起来：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湾；
几十里的水路到湘江。
……
歌声，牵一缕晚霞映红病室的窗棂。霞光中，唱歌的雷玲宛如一尊圣洁的雕像。
歌声终于停了下来，雷玲的嘴角蠕动了一下，苍白的脸庞上漾出一丝凄婉的笑意，瞬间又闭上了双眼……
2002年4月20日凌晨2时30分，优秀的共产党员、杰出的女法官雷玲匆匆地走完了她50年的人生之旅！
雷玲生前供职的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们，泪眼蒙眬地伫立在雷玲的遗体前，一声声深情的呼唤令人肝肠寸断：“雷玲……雷大姐……”两位女法官含泪为雷玲换上了象征着庄严与神圣的法袍。这天，离区法院正式起用法袍还有10天，这件法袍是一家服装厂的工人师傅们为雷玲连夜赶制的。
雷玲走了，没有哀怨，没有叹息，留在生命站台上的是用真情谱写的赞歌，而留在人世间的，是一位共和国法官闪光的足迹！
少年法庭上的“法官妈妈”
雷玲是西安城北渭河南岸草滩镇东兴隆村的一位农家女子。童年的生活是穷苦的，少年的岁月是动荡的，但性格开朗又天生丽质的雷玲总是用清脆的笑声和甜美的歌声面对生活，小小年纪便成了远近闻名的小歌手、故事员。1970年夏天，18岁的雷玲走上了工作岗位，先后在草滩、水流、汉城等乡镇担任妇联主任、团委书记、农业干事等职。积极上进，1974年10月光荣入党。1980年4月，雷玲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未央区人民法院，由书记员、助理审判员直到审判员。22年，她凭着对法律的热爱、刻苦钻研法律，取得了法律专业本科文凭。
1988年，未央区法院在全国法院系统率先创建了专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少年法庭”（后更名为未成年人法庭），36岁的雷玲成为这个特别法庭唯一的一位审判长。而在此之前，我国的审判组织中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法庭。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一视同仁”，其间的粗糙与疏漏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少年法庭就是站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立场上，以法律的名义，守望祖国未来的蓝天。
已经成为母亲的雷玲知道：这副担子不轻！她将要面对的是一个个混沌未开却又走上歧途撞入法网的孩子。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孩子们的犯罪多出自无知与莽撞。他们是一个可塑性极强的群体，拉一把，就有可能幡然悔悟，走向光明；推一把，就有可能毁掉青春，甚至会走上不归路。而在“拉与推”之间，又会出现情与法的冲撞。
雷玲提审一个年仅14岁的少年犯。任你磨破口舌，那孩子一言不发，稚气的脸上一脸泪水一脸迷茫。末了，那孩子哭喊道：“我想妈妈！我想妈妈……你为啥不是我的妈妈？”
就在这一瞬间，雷玲的心战栗了，一位母亲的心战栗了，一位共和国法官的心战栗了……
孩子！这还是一个期望着偎依在母亲怀抱中撒娇的孩子啊。
雷玲审讯一个16岁的少年犯，一上午没有任何进展。雷玲决定休庭，下午再审。当她走到院子里的时候，发现那孩子被法警铐在了无遮无掩的太阳地里，夏日正午的骄阳炙烤得孩子大汗淋漓。雷玲立刻叫来法警，她说：“他还是个孩子啊！赶快把他转到阴凉的地方。”少年犯被转到了阴凉处，雷玲又把从食堂买的饭递到了他的手中……下午一开庭，那孩子不等雷玲提问便交代了全部案情。雷玲问：“为什么上午你一句也不说呢？”那少年犯抹了一把眼泪，喃喃地说：“我觉得这个世上，只有你把我当人看！再不对你说实话，我就真的不是人了！”
一桩桩案件，一场场讯问，雷玲在为少年犯的失足而惋惜的同时，也为他们良知的不曾泯灭而庆幸，从而也愈发感到：自己的工作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审案定刑，而应当把少年犯的“教育、感化、挽救”作为义不容辞的义务；少年法庭的审判长应当是个“特殊园丁”。
雷玲说：“不能把自己和审判对象的关系机械地看成法官和罪犯的关系，应当像父母对子女、老师对学生、医院对病人那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辅之以治疗。挽救一个失足的少年犯，就是给他留下一个海阔天空的未来啊！”
某中学一个有着唱歌天赋的学生，放学回家途中遇到一个对他心存妒忌的同学的无理挑衅，二人发生厮打。会唱歌的孩子用水果刀刺伤了那个同学。官司打到少年法庭，依法，伤人者应当判刑。但雷玲通过走访了解到：这孩子在校表现良好，歌又唱得特别好，是一个难得的艺术苗子，这孩子报考的艺术学校即将开始考试。学校里数十名教师、学生联名写信，恳请雷法官为了孩子的前途而“网开一面”……雷玲的心被打动了。难道，就因为孩子在无助情势下的一次失手就毁掉一生的前程吗？谁能断定这孩子不是未来天空中的一颗闪亮的新星呢？雷玲一次次地去找被害孩子的家长，又一次次地将双方家长找到当面，协商合情合理的解决办法。她说：“考期不等人啊！无论如何要让孩子去参加考试。都是做父母的，拉扯个孩子都不容易啊！”受伤害一方的家长终于被雷玲的真情感动了：“真没想到，法官也有慈母情肠！这事，原本也不能全怪人家的孩子，咱娃也淘神哩！”
双方家长互谅互让，在雷玲的主持下达成和解协议。那孩子如期参加考试，被某艺术学校录取了。
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原则，对触犯刑律的未成年人可多判缓刑，但前提是必须有监护条件。可造成青少年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这些孩子缺少必要的监护，几乎每个少年犯的背后都有一个残破的家庭。这个严酷的现实让雷玲感到心痛和焦虑。她实在不忍心将那些按犯罪情节可判缓刑却缺少监护条件的少年犯推进高墙。于是，她大胆地提出一个设想：为没有条件的孩子们创造条件。这件事，由我来做！
这的确是一个善良愿望激发出来的大胆设想。但是，这种“创造条件”的工作将耗费人到中年的雷玲多少心血啊！
她要找那些对自己的孩子早已失去信心的父母们谈心：无论如何，做父母的都不能放弃教育子女的责任。孩子还小，人生的坐标还没有定型，我们得拉他一把呀……没有父母的，雷玲就去找孩子的直系亲属，连直系亲属也找不到的，雷玲就去找学校，找妇联，找居委会，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就找单位……就这样栉风沐雨，就这样走门串户，就这样苦口婆心，直到用她的真情融化了冷漠，为少年犯们找到了可靠的监护人，法官雷玲才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当那些被判缓刑或被免予刑事处分的少年犯们知道了法官雷玲为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时，麻木的灵魂复苏了，板结的情感解冻了，他们称雷玲为“法官妈妈”。有位少年犯泣不成声地对雷玲说：“我要真有你这样好心肠的妈妈，死也值了。”
为了更好地教育挽救失足青少年，雷玲为少年法庭合议庭聘请了多名人民陪审员，这些陪审员都是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或党政工作，共青团、妇联工作的老同志。法庭之上，雷玲和他们共同探讨青少年的特征，研究青少年犯罪心理学；法庭之外，他们在查清案情的同时，适时地融进人生、理想、道德等方面的内容，启迪感化少年犯们的心灵。
对于被推上被告席的少年犯，雷玲不仅缜密地调查案情，分析犯罪原因，而且坚持一条原则：定罪量刑前，一定要见到被告的监护人，摸清被告的家庭状况。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雷玲说要到陕南的山阳县去找盗窃犯孙某的父母。院里的同志们说：“山阳在秦岭那边，翻山越岭的，这天气，你身体吃不消。现在的证据足以给他定罪了嘛……”但雷玲却说：“定罪容易救人难啊！不把他的家庭情况搞清楚，不取得家长的配合，就这样判刑，我心里不踏实。”于是，她拖着患病的身体，带着书记员，迎着风雪出发了。离孙某的家还有二十多公里，崎岖的山路上，汽车便不能走了。雷玲和书记员沿着冰雪覆盖的山路，一步一滑地向山上攀爬。山涧上有一座独木桥，桥下是万丈深渊，年轻体壮的男书记员怯怯地说：“雷姐，咱回吧！”雷玲摇摇头说：“不，今天一定要见到他的家人！爬也要爬过去！”
迷茫的风雪中，冷寂的山道上，雷玲硬是用柔弱的双臂扶着独木桥光滑的木栏杆爬了过去……
其实她早已身患严重的肝病，洒在那弯弯山道上的，不仅是她蹒跚的脚印，还有因肝区剧痛而滚落的涔涔冷汗啊！
雷玲主持少年法庭十几年，经她审讯办理的案件涉及少年犯近300人，据司法机关统计，这些人中没有出现一个重新犯罪的。这是一个奇迹，一个用法律的神圣和人性的真善美共同创造的奇迹。这些少年犯中，有的后来考上了名牌大学，有的成了事业有成的企业家，有的成了企业的优秀工人……如今提起法官雷玲，他们还会念叨着：那是我们的法官妈妈！
雷玲用一颗赤诚的爱心为未成年人犯罪的审判工作探索出一条新路，她的成绩也得到了社会的赞誉和各级组织的表彰。1994年，她被评为“全国少年案件审判工作先进个人”；1995年，国家五部（委）联合授予她“中国保护未成年人优秀公民”；1997年，荣获“优秀女法官”、“优秀女干部”、“三八红旗手”等光荣称号，又被推选为陕西省九届人大代表，成为历届人大代表中唯一的一位女法官。由她担任审判长的少年法庭合议庭分别被最高人民法院和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少年案件审判工作先进集体”；2001年，未央区人民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法院系统优秀“少年维权岗”称号。
雷玲为挽救失足少年，倾注了满腔的热情。然而，无情的病魔一步步向我们的女法官逼来……
“我要工作……”
2000年初秋，有着10年肝病史的雷玲因咳嗽不止被丈夫和女儿送进了医院。医院检查的结果令家人大为震惊：雷玲的肝部已出现癌变！
雷玲的丈夫邸新宽原是西安某国有企业的常务副厂长。老邸对妻子平日那种工作起来不要命的劲头虽然也多有微词，但他知道，那就是妻子的性格，劝也没有用的，只好用“你身体不好，悠着点”的语言给妻子提个醒儿。雷玲总要笑着问：“你给我教教，该怎么个悠着点？那么多的孩子犯了罪，我大笔一挥，一判了之，行吗？”
法院领导得知雷玲患了癌症的消息后，心痛不已，主动帮着找到一家大医院，嘱咐医生：一定要医好我们的好法官……这家医院的院长、一位著名的肝胆病专家亲自主刀。第一次手术还是很成功的，医生从雷玲的肝部切下了一颗将近4厘米的肿瘤……
虽然家里人对雷玲严格保密，但聪颖的雷玲却早已察觉到了自己的病情。不过，她佯装不知，手术后不久，她就打电话给她的同事：“没事，我好了，过两天就来上班。”
2001年春节刚过，雷玲不顾丈夫和女儿的一再劝阻，走进了她离开近半年的少年法庭。
法院的领导左右为难：把实情告诉她吧？显然不行；不告诉她，又怎忍心让一个身患绝症的女同志继续工作呢？
院领导只好采用“冷处理”的办法，嘱咐刑庭庭长（少年法庭是刑庭的一部分）不要给她分案子，任她来去自由。
可雷玲不干了！她径直找到主管刑庭的董副院长，言辞恳切地说：“怎么能不给我分案子呢？我是党员，是法官，怎么能混日子？再说，我看病花了单位那么多钱，病好了再不工作，良心上说得过去吗？”
一番话，说得董副院长直想掉泪。可是，董副院长怎么也下不了为她安排工作的决心。
雷玲明白了：这是同志们在心疼她，同情她。可她更明白了：属于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她不能在友情光环的笼罩下放弃自己所钟情的事业。她要自己给自己找工作干。
在主持少年法庭合议庭的日子里，她就定下了一项制度，称作：“请上来，走下去。”请上来一是在开庭审理时，请被告的家长或其他监护人到法院来，殷殷劝说他们对犯了罪的孩子尽到教育挽救的责任；二是让那些被处理过的少年犯获释后定期到法院来，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每季度为他们举办一次法律知识讲座，年终还要进行考试。走下去就是家访，自己登门访问那些获释后的孩子，看看他们的生活是否有了着落，境况有没有改善，还需要法院帮他们做些什么工作。对于那些尚在劳动改造场所接受改造的少年犯，雷玲也要不定期地去看望。
在得不到院里安排工作的日子里，雷玲便去开始继续她的“走下去”：到街巷、农村访问那些重新走向生活的孩子们，和他们及家长促膝谈心，勉励他们走好今后的人生之路。
雷玲为自己选择的另一项任务就是对青少年进行普法教育。她是区上十几所学校聘请的普法教育辅导员。正常上班的日子，她就经常到这些学校给学生们做法律知识的报告。她的报告事例生动，知识丰富，加上她嗓音甜美，又会讲故事，每场报告都会赢得一阵阵掌声。有一次，雷玲应邀在某中学作一场法制报告，第二天，区司法局的同志告诉雷玲：“雷法官，你知道昨天的报告会后发生了什么事吗？昨天上午，这个学校初三的两个班打了场群架，吃亏的一方当即密谋在下午放学时实施报复行动，棍棒、刀子都准备好了。下午你的报告一作完，几个学生便找到班主任，把械斗的凶器全部交给老师。他们说，听了雷阿姨的报告，我们才知道，我们错了……雷玲啊，你的报告可真管用啊！”
这期间，在雷玲的一再恳求下，领导也交办了一些案件。
一般来说，对未成年人的犯罪实行的是不公开审理，但雷玲却常常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有选择地邀请少年犯的家属或所在学校的老师、同学参加旁听。一次，当雷玲审完三个少年犯的案子后，被邀请旁听的三个孩子的家长泪流满面地对雷玲说：“孩子的诉说使我们感到无地自容。我们是不称职的家长。今天与其说是审孩子，不如说是审我们，审判我们的良心！”
看到大病缠身的雷玲还在不分昼夜地拼命工作，同事们心疼得悄然落泪。未央区法院的李院长忍不住悲情，严肃地对雷玲说：“雷玲同志，你不能这么干！你……”但是，下面的话还是被他强咽了下去。
可是，谁也料想不到：对自己的病，雷玲是知道的。她曾对她的亲弟弟私下里说过：“姐的日子不多了……”
我们的好法官留给自己那“不多日子”的，仍是匆匆忙碌的身影，甜美安详的笑容……
生命的最后不是凄凉的挽歌
雷玲的女儿，24岁的邸严对记者说：“虽然妈妈整天忙于工作，我连个在她跟前撒娇的机会都很难找到，但我还是认为，妈妈是世上最伟大的妈妈！妈妈的坚强、无私、开朗是世间少有的！”
雷玲第一次手术出院后，丈夫曾反复叮咛：一定要定期检查，两个月就要来一次。但出院不久就忘情地投入工作的雷玲，根本就顾不上去医院，医院几次来电话催，都被她敷衍过去了。直到2001年8月，雷玲去省上参加人代会，有人告诉她：为你做手术的那位大夫也是人大代表，现在正满世界地找你哩！他说，你如果不立刻到医院复查，他就建议会上派车把你强拉到医院去。
雷玲最终还是听从了医生的忠告，2001年8月，她再次走进了医院。这次检查的结果更令人心碎：雷玲的肝癌已到了晚期，肝部出现了两个肿瘤，并且诱发了肝腹水及多种并发症。
亲人们觉得再也无法隐瞒了，便以委婉的口气试探着给她以暗示。
但是雷玲却语出惊人：“我早就知道了。现在我的任务就是积极配合治疗，什么都不用说了。”
邸严忍不住哭出声来，邸新宽也老泪纵横……
过了几天，邸新宽带着雷玲、邸严到西安最有名的一家医院找一个大夫朋友，请他再确认一下医生为雷玲拍的X光片。那位朋友说：“确实很严重了，恐怕……现在人在哪个医院住？”
站在一旁的雷玲平静地说：“我就是病人。”
“什么，你……”那大夫一脸惊恐：“天哪，我还从未见过这样冷静的病人呢！”
二次手术，医生已经回天无力了……
但是，雷玲却对女儿说：“只要活着，我就不会悲观绝望。”
邸严说：“我妈妈就是这样坚强、乐观。第一次手术后，她不仅没有停止工作，而且每天早晨5点多就起来，到院子里去教大娘大婶们跳舞。我妈还常常哼着歌曲为老人们打拍子哩！”
手术后的雷玲常常会出现昏迷，但是，只要一清醒过来，她就要给病友们唱歌。她唱的歌都是她少年时代唱过的传统歌曲。这些歌，从一个身患绝症的人嘴里唱出来，自有一种凄婉动人的魅力。
法院的同志们经常来看她，只要一见到自己的同事，雷玲就显得格外兴奋，一遍遍地询问最近办的啥案子，原先她办的案子有什么变化没有。末了，她总是要说：“等着我，我很快就会出院的，出院后我就去上班。”她对院领导说：“年轻时没有经验，现在经验也有了，也到了好好干事的年纪，偏偏又病了。真是让人着急！”
雷玲二次住院后，少年法庭的工作交给了年轻的女法官宗晓荣。小宗认真地阅读了雷玲所办过案件的卷宗，发现雷玲的工作做得十分细致，案犯的个人资料、谈话记录、判刑前后的表现，方方面面，全都记录在案。小宗深深地敬佩雷大姐严肃、严格、严谨的工作作风，她要向雷大姐学习，努力做一名让人民满意的好法官。于是，雷玲住院期间，她三天两头地到医院来探视，并借机向雷大姐请教。
宗晓荣对记者说：“雷姐是我见到的女人中最坚强最豁达的人！”
雷玲住院期间，某报社在不了解病情的情况下，开辟法律咨询热线。雷玲带病坚持做了一天的主持人，认真地回答了青少年提出的法律问题。随后，报上公布了雷玲的传呼号。雷玲只要在清醒的状态中，一接到传呼，马上回电话。那些听到雷玲说话声的人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位生命垂危的法官在为法律站最后的一班岗。
某广播电台在病床前采访了这位省人大代表，雷玲就青少年犯罪问题娓娓陈言，最后语重心长地寄语青少年：珍惜生命，尊重法律，切不可拿自己的青春做赌注，干那些危害社会的罪恶……
广播播出的第二天，一位在西安打工的四川小伙骑着自行车风风火火地从南郊到北郊。小伙走进未央区法院，对接待他的法官说：“老板昧了我的工钱，我也不想活了。昨天我买了一把菜刀，准备杀了黑心老板然后自杀。正当我提刀出门的时候，我听到广播里播放的雷法官的讲话，听着听着，我的刀就落到地上了……唉，我真混！年轻轻的为啥要自走绝路呢？打官司不行吗？感谢雷法官，是她把我从绝路上拉了回来。听说雷法官正住院哩，我也没啥报答她，我知道我们老家有一个治肝病的老方子，我把它抄了下来，请你们转给雷法官吧……”
雷玲住院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听过她报告的人甚至某些受过她依法处理的人辗转找到医院，送来真诚的问候，也捎来不少偏方。
雷玲感叹道：“我其实没给别人帮过什么大忙，竟有这么多的人关心我，这叫我该如何报答呢？”
其实她一直在报答着人民的信任。邸严说：“在医院，我妈只要清醒，不是打电话就是接待来访的，要不就写东西，给人大写信，写提案。我妈老家草滩的农民来了，向她反映一些不公平的事，我妈就打电话向有关部门反映。医生说：你把法院搬到医院了！有时候，我真急了，我想对那些来访的人说，求求你们了，大伯大娘们饶了我妈吧！她已经不行了……可妈妈却板着脸对我说：能来找我的都是需要我帮助的。只要你妈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乡亲们白跑一趟！”
连女儿邸严也想不通的是：妈妈明明知道她的病治不好了，却从没有给丈夫和女儿说过一句交代后事的话。凡遇到有熟人朋友打电话询问病情时，妈妈总是说：“快好了，我很快就回单位上班了！”
如果说，雷玲在最后的日子里还吐露过什么愿望的话，那就是“法袍”。她不止一次地问女儿：“法袍，我的法袍该做好了吧？”
万物复苏，百花争艳的4月，雷玲安恬地离开了人间……
她是唱着她最喜欢的歌离去的，歌声的凄美一如她生命的凄美；她是穿着她企盼中的法袍离去的，法袍的神圣一如她灵魂的神圣！
1970年我在市建材局文艺宣传部是队长兼编剧。成立于1965年的西安市职工演出队（我在队中任编剧），“****”中也曾“风风火火闯九州”……38年后再聚首，当年的少男少女们多数都成了“爷爷奶奶”了。
我的一贯作风是：开会墙角坐，照相“靠边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