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管理学理论认为：领导者在进行人才管理的过程中，必须要注意做到两点：一是要明确自己的工作目标，二是要加强信息沟通。明确工作目标，不仅就是指领导者本人要明确工作目标，而且还要使下级在完成这一目标前，首先要向他们讲清讲明这一目标的挑战性，完成的艰难性，实现的重要性，从而将下级为完成这一目标而紧密的组织和管理起来。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作为统揽全局的领导者要做到心中有数，随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和下级的思想动态，就必须加强上传下达，加强信息沟通。根据新情况作出新的决策。信息沟通的最大功效就是既能做到群策群力，由民主取代****，同时又能有效的消除下级在思想和行动中散漫拖遢等无政府主义状态。
******在对下级进行管理时，首先就给他们讲清工作的目标。方志纯，方志敏的堂弟，曾任中央卫戍区司令部副参谋长。随着解放战争由北向南的节节胜利，******决定让他打回老家江西去。临行之前******向方志纯指明了工作目标。他说：“江西是革命老区，群众基础好，这是最有利的条件。不过过去战争年代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也错伤了一些同志，你去，要为他们平反！还有，要救济老百姓，江西老表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太大了。国民党打了我们那么多年，把江西搞得很穷，没什么工业，农业也不行了，很平淡。另外，国民党留下的特务和残余势力，也要消灭。”
“我记住了。”方志纯说。“还有一点，要与南下的同志搞好团结。你与同去江西的领导同志都认识吗？”“大多数认识。”方志纯回答。“彼此熟悉了解，就更好开展工作了。”******放心了。“过去是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是城市领导农村了，你去，一要保证老百姓有饭吃，不能饿肚子；二要有柴烧；三要消灭大烟馆、窑子，坚决肃清那些不健康的东西；四要教育好干部，不要被敌人的糖衣炮弹击中。现在二野要南下，四野也要调来，要保证过境的部队有饭吃。”“我们一定做到。”方志纯坚决地保证道。“去江西的干部总人数，你掌握了吗？”******又问。“有6000人多些。”方志纯答道。“嗯，这么多干部，是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宝贵财富啊。”******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这时候忽然停下来，很郑重地看着方志纯，“你去，要告诉大家，现在环境变了，地位变了，但是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绝不能丢掉。”******的胳膊在空中重重地做出一个下劈的动作，很果敢、很坚决地再次强调说：“绝不能的！”
谭启龙，浙江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在西子湖畔向他指出工作的目标：“革命胜利了，我们成了执政党。但是，要保证我党在革命和建设中的方针和政策的正确，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最可靠的就是要了解实情。”并问：“深入基层，了解群众呼声的工作你做了吗？”“做了些。”谭启龙说，“只是，有点儿盲目，调查了解的方法和渠道还不够多。”“这就需要动动脑子想出点子喽。”******拍拍自己的额头，边想边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从这么几方面了解情况：一是从群众来信中了解情况。二是交敢于讲真话、讲实话的知心朋友。三呢，当然是亲自下基层搞调查，好的、坏的都要看。这是必须的，任何方法都不可替代的。第四条嘛……对！四是派身边工作人员专门下去搞调查，自然，也可利用他们回乡探亲的机会了解情况，毕竟是他们自己家里、庄子里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更真实可靠些。”
江渭清，江苏省委第一书记。1961年11月，******会见江渭清时明确指出：“所以，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主义诸现象彻底克服掉。不根据调查研究订出来的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江渭清点头称是。他已经在准备下去做调研了。******继续说：“这两年，我发现我们工作中有局限性，就是上级的局限性是不易了解下情，比较空。下级的局限性是比较片面，不了解全局。领导者不可能样样清楚，这就要去抓典型，弄清楚个把县、公社、生产队。”“我也正想着下去抓几条鱼哪。”江渭清呵呵笑着，“主席，你给我出个题目吧！”“那么，好吧。”******仰头思索，手指轻扣着桌面，稍顷，即出了个题目：“你就下去摸摸生产队核算单位这条鱼吧，看看是大了还是小了。一星期到10天后，向我汇报！”江渭清呢，心里有了谱，便带上几个人深入武进县小河、孟河一带农村去调查。他们找了许多农民谈话，又开了一些支部书记座谈会，对核算制问题渐渐有了些看法，最后归纳出了些条条。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江渭清、谭启龙等作为执掌一省大权的********，******通过向他们讲明工作目标，从而有效地将他们管理在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的旗帜下。为了准确把握这些目标实现的情况，******还随时以写信、会谈、打保密电话等形式加强与他们的信息沟通，根据出现的新情况作出新的决策，部署下一步工作的目标。
1961年5月6日，******给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和正在那里调研的农机部长的信中写道：“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来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四月二十五日通知你们的……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和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你们来信，用保密电话直达我的住地及火车上，勿误为要。”
以后，******陆续收到********们的来信。5月13日，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信送到了专列上。信中汇报了他到一个生产队做调查，同群众一起商量解决按劳分配和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接到信的第二天，******履行了诺言，即从天津致信张平化：“张平化同志：你的这封信，可发湖南全省各地、市、县、社党委研究，仿照办理。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做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从4月中旬到5月中旬的一个月里，******每日伏案工作，审阅了大量中央和各省委领导人写的调查报告和来信，并亲自写批语，以****中央的名义转发了十多件信件、报告，供各地参考。
1959年3月，在上海会议上，******就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报告上作出了如下批示：第一处是“有些地方不是这样，他们怕鬼，不敢将郑州会议要点立刻一杆子通到生产队、生产小组和全民中去。他们怀着无穷忧虑，怕天下大乱，不可收拾。”第二处是“这三条办法好。”******肯定地写道：“群众一到，魔鬼全消。本来没有鬼，只在一些同志的大脑皮层里感觉有鬼，这个鬼的名字叫做‘怕群众’。”第三处******批注：“很好，必须这样肯定”。第四处******批注：“牢骚也罢、反动言论也罢，放出来就好。牢骚是一定要让人发的，当然发者无罪。反动言论，放出以后，他们立刻就会感觉孤立，他们自己会作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紧，群众的眼睛里已经照下了他们的尊容，跑不掉了，故可以实行言者无罪这一条法律。现在是1959年，不是1957年了。”******在第五处批注：“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在最后一处批注：“开大会将要妨碍当前紧迫的春耕生产，这也是一项迷信，已被群众打破。看开什么会。开一平二调三收款的会呢，还是开现在这样的会。前者一定妨碍生产，毁坏社会主义，毁坏人民公社。后者则完全相反。”
在对陶鲁笳近万言的报告批完后，******在报告前写了六个字作标题：介绍山西经验。并将之作为第35号文件发到与会者手中。山西的经验，对于刹住正在全国蔓延的“共产”风，对于调整农村生产力，恢复“******”造成的农业破坏起到很大作用。
******通过明确工作目标、加强信息沟通的形式，收到了良好的管理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