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允植在与唐廷枢的笔谈中，增加了对于西方帝国主义的认识。他问“曾闻泰西诸国，惟俄外不贪人土地。此说亦妄。“唐回答说：“大约各国无不贪土地。如人无不贪银钱。“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侵略，就是掠夺。
余曰：阁下兼管开平矿务。开平距此几里？是煤矿耶？又有铜、铁矿耶？唐曰：距此旱路二百余里。水路亦不过二日程。专为采煤。又有产铜、铁处，不在一矿。余曰：采煤几许？唐曰：今则一日所采，可值银千两。稍过几月，一日所采，可值五千两银子。余曰：然则此局所用，多贸日本之煤。却是何故？唐曰：往时姑末（当为“未“字。笔者）多采，故贸用于外国。自今不必买用。余曰：以机器掘采否？唐曰：然。余曰：阁下何时当往看察否？唐曰：拟于四月，一遭往看。余曰：若由船行，则弟欲附骥往看，何如？唐曰：甚好。“（〔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127页）
原书上有注曰：“开平矿“。
金允植要了解开平矿务局的情况。他还想跟着唐廷枢去那里参观。
开平矿务局是李鸿章于1878年（光绪四年）创办的。该局设于天津海大道（今大沽路）。其开采作业区位于今河北省唐山市滦县的开平镇西南。它是我国最早使用机器开采的大型煤矿。该地区之煤炭，早在明朝就有人陆续用原始的方式进行开采。李鸿章委派唐廷枢筹办开平矿务局，并雇用英国人巴赖（金允植原文称其为“巴尔“。见《阴晴史》下卷，第219～210页之记叙）为矿师，从外国购买采矿机器，进行开采。（来新夏主编《天津近代史》，第11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按照唐廷枢的介绍，开平煤矿每日的开采量大约价值五千两银子。
二十三日，晴。历诸厂至电机厂。有自上海来者，年二十。能以电气铸铜字，方试其法。潘梅园亦在。转访许陈（涑。原注）文，不遇。访文芝轩、萨毅龙（神器营参领。原注）而还。
二十四日，晴。暖如夏。行诸厂。与潘梅园至木样厂。向于浚濠时见水车，托造小样矣。梅园饬木工造样，并造踏车、马车之制。盖水车一样，而或用一人两手而引水者，或用六人踏引者，或用牛马曳引者。此为农政灌溉之具也。余又问水龙救火之具，梅园偕至翻沙厂前井傍，安一水龙，引水喷上四五丈。余称善。梅园曰：此为救火之良器。余曰：请购造一个，可乎？梅园曰：易耳。
二十五日，朝阴，若将雨。晚晴而风。许、潘送示照会。盖报东局工匠勤慢，受中堂批，而照会于途也。辞意概多贬抑，未若南局之将大借。工徒等，颇形羞忿。诚可笑也。大抵东局学规，逊于南局。学徒颇有怠缓。余督饬之不察也。此中局员，为我警告，诚为药石。在工徒等有则改之，无则己（当为“已“字。笔者）焉，夫何怨尤！
夕后招致工徒，一一晓谕，俾各警省，勿至怠荒。如有不悛，当案罪严治。“（〔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127～128页）
原书上有注曰：“电气铸字““中国水车之制“（韩文）。
金允植看到了中国第一批铅字的铸造实验，他也看到了近代中国的救火器具。但是，他所感兴趣的却是水车，显然，这是落后于时代的选择。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当是他头脑里根深蒂固的文化修养在起作用。四百年前，有一个叫崔溥的朝鲜官员被大风刮到了海上，吹到了我国的浙江台州。当地人救起他并送到北京。明孝宗皇帝又把他送回国。崔溥本来是一个文人，可他非常重视我国的农业技术。崔溥跟随行的中国人学习以后，在朝鲜制造出来了王朝的第一部水车。
崔溥从东北陆路渡过鸭绿江后，受朝鲜成宗之命写出了《飘海录》。该书有十一万字，在古代朝鲜曾经刊印了多次，是一部很有名的书。金允植当是见过此书的。
可是，崔溥在朝鲜制造的水车不好用，长时间得不到推广。《成宗实录》记载说，崔溥回国后，成宗就命令崔溥监督制造水车：“令巧性木工，听溥指挥造作上送。“可能是实验结果令人失望吧，该水车没有得到普及。后来，燕山君二年（1496年）时朝鲜湖西大旱，燕山君又特派崔溥到湖西去向农民传授中国水车的制作与使用方法。朝鲜孝宗当政的时候，又因为旱情严重，再次制作了十部崔溥式水车，但是还没有普及起来。也就在此时，“崔式水车“的图纸传到了民间，经过了几十年的摸索，朝鲜工匠终于制造出了很棒的水车。到了朝鲜正宗（1777～1800年在位）年间，水车在朝鲜半岛已经很普及了。可以说，崔氏只是把水车这样一个概念传到了半岛。是朝鲜自己的工匠才把它制造出来的。
崔溥在世时，“崔式水车“始终“未能颁行“。其原因在于，崔溥学到的不是真正的水车技术。根据崔溥的记载，在从浙江到北京的路上，他们一行于明弘治元年（1488年）三月二十三日，乘船到达静海县（现属于天津市）。他们的船分别经过钓台铺、南家口铺、双塘铺、奉新驿。在船上，崔溥向随行的中国人傅荣仔细询问水车的制作方法。而崔溥的水车制造技术，就是他在静海县的船上学会的。崔溥记载说：“（奉新）驿在静海县治之前。臣语傅荣曰，愿学水车之制。荣曰，你于何地，见所谓水车乎？臣曰，曩者过绍兴府时，有人在湖岸运水车，以水灌田。用力小而上水多，可为当旱农稼之助。荣曰，其制木工所知，我未之详。“傅荣是明朝的“千户“。他说，我不知道水车怎么制造，木工才知道呀！可崔溥反复请求，说高丽时代济州岛的人也是因为大风被吹到了中国苏州的昆山县。那时候，知县韩正彦看见高丽人船上的桅杆不能放下来，就教会了他们如何制造“转轴“。至今传为佳话。况且，我们朝鲜国多水田，遇到干旱年头，水车的用处可就大了。于是，傅荣说“我姑思之“，让我想一想。一顿饭的工夫以后，傅荣开始告诉崔溥水车怎么做。一个是不懂木工的中国“千户“，一个是匆忙赶路的朝鲜文人。他们的水车设计效果到底如何，可想而知。
崔溥的水车设计虽然不合理而没有得到广泛运用，但他毕竟把水车技术传给了朝鲜半岛的官员。而金允植之所以被从外地调到朝鲜首都附近的江华，并委派为领选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祖先金就在水车、货币、税务和医药等方面做过许多改革的尝试。
也许见过崔氏的书，却真的不怎么了解水车。水车在朝鲜的使用情况，金允植也知道的不多。而其记载的“一人两手而引水者“不是水车，而是辘轳。这样的取水设施，在当时金允植所居住的天津东局附近随处可见。
金允植的祖先金堉是在满清军队征服朝鲜王廷之际进入北京的。当时的北京是明朝统治的中心。金允植等朝鲜文人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的国家才是汉文化的正统继承者。清朝的统治者只是不得已才接受了汉文化。
假如我们把清王朝与朝鲜王朝对待新技术的态度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金允植等的说法不虚。清王朝是依靠人数极少的满族人来进行统治的。满族人享有许多特权。来中国的朝鲜使节对这一点多有记叙。因此，尽管康熙帝就已经学会了许多科技知识，但绝不会把它们普及开来。也绝不会鼓励知识分子去学习和研究它们。清王朝鼓励的是所谓的“实证“，也就是在故纸堆里去寻答案。其学问大家的最大用处，也就是为王朝增色添辉而已。一旦这些学问关乎国计民生，便不入流。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是英文的绝对权威，还要反复去参加科举考试（参见皮后锋《严复大传》“四应科举“，第82-8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原因不在于他自己没有接受西方思想的启蒙，而是中国的现实就是如此。天津水师学堂况且如此，还用说别的地方吗？一旦这些学问可能会危及清朝的统治，则主流意识形态马上就会扼杀之。清王朝所兴之多起文字狱就是明证。到了金允植等来天津的时期，晚清的技术官僚走的几乎都是“技而优则仕“道路。任何科学技术的价值，首先要在统治者那里进行衡量，假如它们不会危及统治而又可以为官员带来向上表功的可能，它们就是最好的科技。反之，尽管是世界上最好的技术，也是毫无用处的。李鸿章等兴办洋务几十年，耗费国家大量的金钱与人力，始终无法走出引进—模仿—再引进—再模仿的怪圈。说到底，是因为朝廷根本就不打算认真地搞科技，不打算兴办近代制造业。
科学技术是近代产生的新兴生产力，它要求与之相应的生产方式，也要求与之相应的社会关系的调整。善于书写满文的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不会同意这种调整，善于书写汉文的李鸿章、张之洞们也不会同意这种调整。善于书写英文的严复和他的同志们才会强烈要求这种调整。
朝鲜王朝的情况，与清王朝有些不同。在那里，汉文化的传统始终没有被打断。朝鲜“实学“的产生，与中国的“朴学“没有本质上的相似之处。“实学“是在朝鲜半岛汉文化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金允植和其祖先探寻新技术的任何努力，都没有任何忌讳。朝鲜王朝的官僚们也没有走“技而优则仕“道路。相反，他们倒是在自己的官位上竭力去寻找新科技。从崔溥到金堉，再到金允植，他们对水车的兴趣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王朝倒台以后，科学技术这种新兴生产力的社会调整要求在朝鲜就迅速得到了满足。尽管有日本长期的占领，推迟了其进度，现今韩国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之上的生产能力还是世人有目共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