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论争之后，关于研究方法的探讨一直就没有停止过。2004年6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通过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表明国家开始重视学术规范，并将其制度化。2005年夏天，首届“复旦大学中外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与方法暑期讲习班”举办，针对青年教师和在读博士生进行研究方法培训。具有里程碑式的事件是《新闻大学》在2007年开展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体例、视野和方法——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笔谈”。该刊编辑在第1期《编者按》里写道：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进展迅猛，成就卓著，无论是其深度还是广度，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同仁们无不为此而感到欣喜和自豪。然而，从更高的要求看，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仍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大而言之，尤其在其体例、对象、视野、方法等方面，颇有进一步讨论之必要（70）。
该笔谈共刊载了新闻史学界10多位著名学者的笔谈文章，再次把新闻传播研究方法问题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研究方法的进一步规范，新闻传播研究必将走向深入。
以上是对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发展过程的阶段性考察，并以此宏观地、粗线条地勾勒出其整体状况。由于构成学术的各个要素，如研究者、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效果在历史进程中并非完全按照统一的口令“齐步走”，发展进程并不完全一致，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一一对应关系或因果关系，因此有必要分而述之，以期更精细地呈现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的脉络。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对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状况给出如下判断：
第一，从整体和宏观上看，新闻传播研究在短短30年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具备了作为一个学科的面貌。从国家建制来看，1980年代初新闻学还戴着“无学”的帽子，1990被划入中国语言文学下的二级学科，1997年升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已经成为我国学科体系中独立的一员。从新闻传播教育来看，1978年开始硕士教育，1984年开始博士生培养，1999年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完整的新闻教育体系已经形成，并且增长迅速、规模庞大。从研究机构来看，1978年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成立，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被批准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6年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建立，新闻传播研究有了组织和机构的保证。从研究基金来看，1988年成立了中国新闻学研究基金会。虽然此专门基金会后来被取消，但从“七五”开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中就设有新闻传播类项目。从学科代表人物来看，王中、甘惜分、方汉奇等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成为认可度较高的代表性人物。从代表性著作来看，涌现出《中国近代报刊史》、《新闻采访方法论》、《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精神交往论》、《新记<大公报>史稿》、《华夏传播论》等一批力作。从新闻传播理论体系来看，从以党报刊为中心的党报新闻学到以新闻事业为中心的现代新闻学（71），再到以人类新闻、信息传播现象和活动为中心的新闻传播学，新闻传播学术随着新闻传播事业的扩展而不断丰富。相应地，新闻学与传播学、心理学、管理学、语言学、哲学、文化学、伦理学等学科相融合形成的分支、交叉学科不断出现，学科视野不断扩大，体系不断完善。在研究方法上，从比较随意的研究，到倡导学术规范；从以思辨为主，到定性定量结合，研究越来越科学化。从国际交流来看，从偶尔邀请国外专家到华讲学，到两岸三地共同研讨、合作，再到联合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中国学者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机会越来越多，再加上外文原著的译介、学术访问和大量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的学者的加入，我国新闻传播学术越来越具有国际视野。
第二，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我国政治、经济、教育、科学研究以及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分不开的。改革开放伊始，新闻传播研究开始摆脱教条化、语录式研究，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学术立场和方法论。在1980年代整个社会改革的大潮中，新闻改革当仁不让地成为新闻传播研究的中心——从业务、经营管理改革，到舆论监督、新闻体制改造。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传播学一度被视为资产阶级新闻学。1992年以后，市场经济给新闻事业以巨大冲击和影响，新闻伦理道德、新闻商品性成了热门话题。1990年代后期，网络传播改变了传媒格局，网络传播研究成为一道学术景观。
第三，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分化的过程。研究主体上，新时期之初的研究者大多有业务经验。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经过学院学术训练的硕士、博士加入到研究队伍中，并逐渐成为学术骨干。与此相应，实务界与学术界的研究不断分化。今天我们所谓的新闻传播学术，更大程度上指向新闻传播学院的知识生产。研究内容上，随着多学科的融合、新理论和方法的引进，传统意义上的理论、业务、历史研究开始朝多元化发展，管理学、统计学、社会学、文化学、符号学、现象学等学科与新闻传播学开始有所交叉，新的研究点和领域不断出现，新闻传播研究范畴不断扩大。
第四，作为一种建制意义上的学科，新闻传播学可以说已经初具形态，但从其理论体系来看，一些基本概念，如新闻、新闻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尚不稳定；分支学科多是跑马圈地，尚不成熟；研究层次上，描述性研究较多，教材所占比例很大，重复性研究较多，概念化、理论化不够。
注释：
（1）陈力丹：《新闻学：从传统意识到现代意识》，《新闻学刊》，1988（6）：5-13
（2）陈力丹：《中国新闻工作改革开放的起点——纪念1979年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20周年》，《新闻学论集》，总第18辑
（3）该校于1984年更名为中国人民警官大学，1998年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合并。
（4）资料显示，1981-1983年三届毕业的218名新闻学研究生中有55名毕业后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占总人数的25%。参见《中国新闻年鉴》（1984），第50页。
（5）参见洪一龙：《新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概况》[A]，载于《中国新闻年鉴》（1982），第59页。
（6）《中国新闻年鉴》（1984），第28页。
（7）方汉奇、李矗主编：《中国新闻学之最》，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495页。
（8）1983年的统计资料显示，人大、复旦、暨南大学新闻专业第一线的教师的平均年龄都在50岁以上。参见《中国新闻年鉴》（1984），第62页。
（9）数据来自《中国新闻年鉴》（1982）第393-395、399页。
（10）数据来自《中国新闻年鉴》（1983），第53页。
（11）《中国新闻年鉴》（1984），第30页。
（12）本书所谓“传统新闻学”既是时间上的概念——1978年传播学导入之前的新闻学统称传统新闻学，又有特定涵义。张昆（1997：294）认为传统新闻学，“是以报刊等印刷媒介为主要研究对象，偏重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新闻历史三板块研究的新闻学体系”，“就其阶级性质而言，又可以称之为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张昆认为，中国传统新闻学的重大缺陷有：（1）满意于定性研究，忽视了定量分析；（2）满足于对现有新闻体制的论证，放弃了对现有传播体制的剖析和未来新闻传播的科学预测和设计；（3）满足于对新闻工作的经验总结，缺乏理论思辨性；（4）满足于孤立地分析新闻现象与新闻规律，忽视了新闻现象同现实背景及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5）满足于新闻学本身的研究，忽视了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建设；（6）习惯于单独研究个别新闻媒介，忽视了对不同媒介的综合研究；（7）满足于传者研究，忽视了受众分析；（8）重视传播内容的研究，忽视了传播过程与效果分析；（9）过分强调新闻的政治性，忽视了新闻传播的其他属性与功能；（10）片面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忽视了新闻机构与党的正常关系的研究。本书所谓“传统新闻学”的涵义即在于此。参见张昆：《传播观念的历史考察》，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1-305页。
（13）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
（14）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香港未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
（15）沈莉：《中国新闻学科理论建构的反思——改革开放十八年（1979.1-1996.12）新闻理论专著与教材的宏观考察》，复旦大学博士论文，1997年5月。
（16）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香港未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17）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Z]，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862页。
（18）甘惜分：《新闻学术著作获奖后赘言》，《新闻战线》，1988（1）：33-34
（19）成思行：《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20）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0页；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香港未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21）包括经营管理、舆论监督、新闻自由、新闻法等问题。
（22）《中国新闻年鉴》（1990），第4页。
（23）以上数据均据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计算得出。
（24）《中国新闻年鉴》（1989），第12页。
（25）《中国新闻年鉴》（1990），第14-15页。
（26）《中国新闻年鉴》（1988），第12页。
（27）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立于1983年，“六五”期间设立的项目中并无新闻学。
（28）甘惜分：《新闻学术著作获奖后赘言》，《新闻战线》，1988（1）：33-34。
（29）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
（30）何湘：《关于新闻价值的讨论情况综述》，载《中国新闻年鉴》（1985），第71页。
（31）旭培整理：《关于新闻真实性的讨论情况综述》，载《中国新闻年鉴》（1985），第74页。
（32）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
（33）参见《中国新闻年鉴》（1988），第12-13页。
（34）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香港未名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2页。
（35）《中国新闻年鉴》（1990），第16页。
（36）《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下）》，第2232、2251页。
（37）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象之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I页。
（38）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5）：133-150。
（39）陈力丹：《陈力丹自选集——新闻观念：从传统到现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40）数据来自《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下）》，第2321页。本段中的数据均来自《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下）》。
（41）第一家以“都市报”命名的报纸是《贵州都市报》，创办于1993年8月；1994年1月，《三秦都市报》诞生，但它们都没有在业界产生多大影响。真正产生巨大影响的则是1995年1月创办的《华西都市报》。
（42）黄瑚：《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8-289页。
（43）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49页。
（44）《中国新闻年鉴》（2002），第59页。
（45）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页。
（46）《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第2457页。
（47）《新闻学大辞典》序，第2页。
（48）王全林：《“知识分子”视角下的大学教师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3月。笔者认为这种转变是由研究者的自觉和国家的引导机制共同造成的。课题、项目的设立即可以看作是引导机制之一。
（49）《中国新闻年鉴》（1998），第44页。
（50）陈力丹：《写在前面》，载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M]，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年8月版。
（51）转引自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
（52）方汉奇：《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二）》，《新闻与写作》，2007（2）：32-37
（53）参见方汉奇为《新记<大公报>史稿》写的《序》。
（54）屠忠俊：《网络多媒体传播——媒介进化史上新的里程碑》，《新闻大学》，1999（春）：21-26
（55）孙玮：《现代中国的大众书写——都市报的生成、发展与转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56）该数据不包括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由地方宣布成立的报业集团。
（57）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我国新闻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3）：62-95
（58）分别是《新闻事实论》（杨保军）、《花环与荆棘——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彭兰）。
（59）何梓华：《控制办学规模，提高教学质量——兼论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面临的问题》，《新闻战线》，2005（7）：64-65。
（60）张晓锋、马汇莹：《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现状与挑战—“中国社会与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高层圆桌会议综述》，《新闻记者》，2007（1）：62-64。
（61）科学技术部、教育部：《关于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作用的若干意见》（国科发政字[2002]202号）。
（62）此时间为第一届会议时间。下同。
（63）参见方汉奇为该书写的《序》，第2-3页。
（64）如周宪、许均主编的“文化和传播译丛”、李陀主编的“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张一兵主编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媒介文化系列？）”、常昌富主编的“传播与文化译丛”、黄旦主编的“传播文？社化会译丛”等，不仅数量大，且涵盖美国、欧洲传播学研究经典著作，不再以美国为主，政治经济学、文化学、符号学等传播流派得以引入国内。
（65）区别于按照西方已有的框架、理论和方法的验证性研究，而是关注自我，甚至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
（66）赵莉：《十年来我国网络传播研究的进步与不足》，《国际新闻界》，2006（11）：54-58。
（67）方汉奇的鉴定意见。参见屠忠俊、吴廷俊：《网络新闻传播导论》[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I页。
（68）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69）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70）《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第28页。
（71）吴廷俊（2002b）认为，现代新闻学的含义包括：（1）媒介功能理论：走出“喉舌论”的局限，确立“信息服务”论；（2）运作机制原理：变单一“行政运作”为“专业运作”与“市场运作”相结合；（3）发展动力理论：从传者本位转向受众本位；（4）新闻控制理论：从纪律控制转向法律控制；（5）研究方法：从单一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并举。本书即是在这一层面使用“现代新闻学”这一概念。但从今天新闻学发展的状况来看，尚不具备现代新闻学的形态，只是实现了部分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