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苏青
张爱玲（1921—1995），河北丰润人。生于上海，在天津度过童年。八岁后再回上海，长期在租界居住。她出身书香门第，接受良好教育，因父母失和，少时即体验了人生冷暖。她自幼喜爱文学，七岁尝试写小说，九岁开始给报刊投稿。
1932年，她的小说处女作《不幸的她》发表在她就读的上海圣玛利亚女校的校刊《凤藻》年刊上。年仅十二岁的女孩，以缠绵的笔调描写一位孤傲的少女，为寻求自由而四海漂泊。接着又发表反映农家生活的《牛》，及写历史传奇的《霸王别姬》，显露出她的文学天赋。
1939年，张爱玲考上英国伦敦大学，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改读香港大学。香港被日军侵占后，动荡的社会生活，让她看到人性的某些真相，也形成她看取世事人生的独特视角。
1942年，她重返上海，家境已败落，张爱玲靠给英文《二十世纪》等报刊撰稿为生。一年后的6月，《紫罗兰》复刊，第二期即发表她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编者在按语中评价说，张爱玲的这篇小说脱胎于《红楼梦》，又受英国文学影响，写得“很别致，很有意味”。从此张爱玲引起文坛的关注。随后，她一篇篇的传奇故事，在上海深受读者追捧，引起轰动。1944年自选十篇小说，结集为《传奇》出版，成为畅销书。后她又增补五篇，再由上海山河出版公司出版。
上海沦陷时期，张爱玲还创作有《创世纪》《连环套》（均未载完）等小说，而《金锁记》《倾城之恋》等小说，是20世纪40年代日伪统治下上海孤岛出现的文坛奇迹，一个“传奇”。
20世纪50年代初，张爱玲在香港创作了《秧歌》《赤地之恋》等长篇小说，思想倾向不好。1955年寄居美国后，创作《五四遗事》《色，戒》《相见欢》《浮花浪蕊》等长篇小说，内容各异，追求的是“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但专家们认为艺术上表现平平。1975年，张爱玲完成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彻底打破了“平平”之见。《小团圆》的圆熟而多样的手法，一点也不比《金锁记》《倾城之恋》逊色，甚至可以说是一部炉火纯青之作。
苏青（1917—1982），浙江鄞县人，原名冯和仪。1935年始，在《论语》等期刊上发表散文。上海沦陷后的1943年7月，出版了自传体长篇小说《结婚十年》。小说表现的是“人类的共同性”的女性追求，故事是女主人公苏怀青结婚十年的境遇遭际。小说出版后，印行了十八版，足见读者之众。后来又出版了长篇小说《续结婚十年》《歧途佳人》《朦胧月》等，还有《涛》等散文集出版。
上海“孤岛”被日本占领后，上海的作家处于顺日伪则荣显，逆日伪则辱苦的险恶环境中，文坛自然随之凋零，但文学的民族血脉依然在沦陷的上海涌流。于伶、杨绛和钱杏邨的话剧，王任叔、唐弢的杂文，王统照的小说等，都蕴含着爱国的精神，都充溢着民族的正气。
而上海“孤岛”沦陷后之文坛，较有文学史意义的是，它提供了两位传奇式的女作家张爱玲和苏青。
她们的创作，以其在“雅”、“俗”之间，“传统”、“现代”之间出入自如的沟通和平衡（钱理群、吴晓东《“分离”与“回归”》），表明了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一）
张爱玲与苏青两位才女，在上海孤岛沦陷时期，曾是孤岛文坛一道绚烂的风景。
张爱玲和苏青的小说创作自然有高下文野之分，但其在艺术风格上有不少共同之处。她们的代表作，多是对女性和情感生活有深入的参悟，而且各自都有着独特的生存体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小团圆》，苏青的《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都具有自传色彩，甚或说是文学化的自传。苏青的小说几乎就是自己生活的真实写照。两位才女在描写生活时，特别是写自己婚恋和女性隐秘方面又都直率大胆，写琐事俗务也求真实。
有着类似人生经历的张爱玲和苏青，其交谊虽不笃深，但却有难得的相互理解和惺惺相惜。比如，张爱玲在评价苏青的作品时说，苏青“踏实地把握住生活情趣”，“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经过她那俊洁的表现手法，最普通的话成为最动人的，因为人类的共同性，她比谁都懂得”（《女作家聚谈会》）。
自新文学运动爆发以来，一直到张爱玲和苏青生活写作的“孤岛”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坛就没消停过，作家间的种种矛盾，各派系的纷纷争争，交织着知遇与功利，友谊和背叛。冷眼相看，从中既可见作家的高尚情操，也可窥视到文人的种种丑陋的人格。但张爱玲和苏青这两位弱女子之间，不管是得风得雨时，还是处境尴尬或一派悲凉，甚至得知自己爱的男人曾同时与她们中另一位有染时，她们彼此都没有背叛过友谊。
张爱玲和苏青，都取得过文学创作的辉煌，又都经历过人生命运的凄凉。
先说张爱玲。她曾有过一往情深又梦魇般的“张胡之恋”。张者，张爱玲。胡者，胡兰成。曾经是一对恋人。香港的女作家蒋芸曾说过，胡兰成是一个一生都“没有停止过利用女人的男人”，不幸的是，二十三岁的张爱玲“初入情场，就遇见了这样一个”男人。蒋女士这段话，实际上是对“张胡之恋”悲剧最准确的诠释。
“张胡之恋”发生在1943年至1947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的这段孽缘，对胡兰成来说是逢场作戏，而对张爱玲一生而言，影响之大，难以估量。可悲的是，对这段畸恋她至死都是一往情深，念念不忘。
胡兰成是汪伪政权中的一个有才学又“眉眼英秀”的小官吏。他风流倜傥，到处拈花惹草，阅女人无数。他甚至在与张爱玲热恋间，还同张爱玲的好友、当时在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女作家苏青偷情。张爱玲后来得知并不妒忌，说，“他对女人太博爱”，“当然在内地客邸凄凉，更需要这种生活上的情趣”，何等宽容。
胡兰成因汪伪政权内部的狗咬狗斗争，被捕入狱。之前，与张爱玲并无来往。只是胡兰成原来是个风流才子，文学造诣也不浅，读过张爱玲的小说，而且很喜欢，曾在苏青当主编的杂志上发表过颇有见地又有文采的评论。苏青将这篇评论的清样寄给了张爱玲。张爱玲后来说，胡兰成的“文笔学鲁迅学得非常像”。
胡兰成这篇文章名曰“论张爱玲”，发在苏青主编的1944年5月《天地》月刊上。文章说：
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和鲁迅不同的地方是，鲁迅经过几十年来的几次革命和反动，他的寻求是战场上受伤的卫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则是一株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与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受过摧残，所以没有一点病态，在长长的严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动，这样的苗带给了人间以健康与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
张爱玲那时初登文坛，年纪只有二十三岁，得到这样高的赞誉，甚至将她与大家鲁迅相提并论，她几乎激动得不能自持。对这样有才华又欣赏自己的男人，她芳心早已萌动，信中苏青还告诉她，胡兰成已入狱，她十分惋惜着急。
不久胡兰成出狱，从苏青那里要了张爱玲的地址，于是神交已久的二人见了面。一个相貌英俊的才子，一个妙笔生花的美丽女作家，很快就坠入情网。对张爱玲来说，梦魇从此开始。
涉世不深的张爱玲与情场老手的结合，注定是不幸的。胡兰成风流放荡成性，不可能对张爱玲忠诚专一。而且他还是个灵魂卑鄙、背叛民族的汉奸。张爱玲的选择恐怕仅非由于年幼无知，爱情至上所为，这里有不顾民族大义的东西在里面。当得知希特勒亡败，日本法西斯的丧钟也已敲响的时候，为了和汉奸胡兰成在一起，她居然希望战争继续下去。为了准备为民族败类胡兰成逃亡，她还为他添置了“午夜兰”大衣。
值得一说的是，岁月如诗，张爱玲与胡兰成离异三十年之后，她对胡兰成的那份深情，丝毫也没有改变。1975年9月，已经完成十八万字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的初稿的张爱玲，曾说：“我在《小团圆》里，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当然也不是否定自己。”张爱玲原来是同意别人为她写传的，比方说她曾允许台湾作家朱西宁为自己作传，但她后来变卦了：自己的人生，“自己来揭发的好”。遂仅用半年时间，自传体小说《小团圆》完成。
《礼记 曲礼》上云：“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这是中国史传文学的优良传统，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遵循这一传统，其中写与胡兰成热恋、离异以及后来与桑弧的恋爱等，都根据史实。对这两个人物的形象和细节也力求真实。但是，《小团圆》中对胡兰成是一往情深，写他的可爱，居然超过了《今生今世》中的胡兰成。张爱玲有“英雄崇拜”心理，岁月愈久，沉迷愈深。
《小团圆》脱稿后，她曾托在台湾的宋淇、邝文美夫妇联系在台连载事宜，后又告之书稿“要销毁”（宋以朗《小团圆 序》）。足见她的内心并不平静，而是充满着挣扎。她深爱胡兰成，并非不知道他是个不齿于国人的汉奸。美化汉奸的小说贸然发表，会遭致声讨。但是，她对胡兰成深入骨髓的爱，让她失却起码的理智，内心挣扎的结果，还是让她的灵魂跌入“胡兰成梦魇”的万丈深渊。她决定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出版。
一个多么痴情而又执着的女人，一段多么畸形的风月。
（二）
有人说“苏青与一度同她齐名而私交甚笃的张爱玲全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作家”，理由是“张爱玲可以以一个地道的小说家的面目出现，苏青则不论是写散文还是写小说，对读者只能‘素面相见’”（《续结婚十年》“索隐”）。
此言差矣，君不知张爱玲的成名小说，又哪一部不是带“自传体”色彩即“素面相见”的？苏青的《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小团圆》都是自传体小说。若谈有区别的话，只是张爱玲自传体小说的叙述上多些文学色彩，而苏青的自传体小说更接近生活的原生态真实。张爱玲和苏青的创作情调形成某种互补而已。
苏青在读中学时，就迷恋写作，被同学看作“天才的文艺女神”。后与李钦结婚，十年后因与丈夫失和，离家出走。为抚养三个儿女，被推上文学创作的道路，靠赚取稿费，养育儿女。
微薄稿酬，难以生存，她便到上海伪市政府做职员。其时，大汉奸陈公博正任伪上海市长，不久，苏青便成了陈公博的“女秘书”之一。苏青到陈身边，也算有些机缘。1942年10月，苏青在《古今》杂志第九期上，发表了一篇散文《论离婚》。该文有感而发，影射的是苏青与不肯养家的丈夫的矛盾纠葛、失望和痛苦。精彩的文笔，不幸的遭际，打动了偶然读到此文的陈公博。《古今》的老板宋朴得知，便找到苏青，说《论离婚》得到伪上海市长陈公博的赏识，你何不写些推崇陈市长的文章，肯定有利于你找份工作，不必再如此劳碌。一开始，或许正是这句话打动了苏青。她收集一些资料，写了一篇奉承陈公博的文章，文章说：
市长也是同我们一样的人……现在所不同者，无非是职业上区别；他做市长，我们做别的罢了。市长也有牢骚，也爱做游戏文章也发泄他的牢骚呀！
陈公博见名作家苏青这么体谅自己，便约苏青谈话，了解到她的生活窘境，陈公博爽快地给有才又有风韵的苏青安排了工作，任伪市政府秘书处的专员。有这种知遇，自然就有两情相悦。知苏青已与丈夫分居，一个人带孩子寄居在外，陈公博即给她花八万租赁了房屋，苏青从此可以有个安身之所。
生活改善之后，热衷于文学的苏青，当了两三个月做摆设的秘书后，辞职回家。在陈公博特殊关照下，辞职后的苏青，照拿月薪。衣食无忧，苏青想办文艺杂志，继续她的文学梦。又是陈公博拿出五万元，支持苏青创办《天地》杂志，并兼任天地出版社老板。同年10月，《天地》创刊，第二期发表了陈公博的《改组派的史实》，宣传伪政府的政见。大汉奸周佛海及其老婆孩子的“大作”也常见于《天地》。《天地》在当时风光得很。
当上海伪中日文化协会成立，陈公博当理事长，又拉知名作家苏青任协会秘书。苏青虽只挂名而未参加实际工作，但她在沦陷的孤岛，名声已多遭谤议。坊间有一传说：在纸张极为短缺的上海，有了陈公博的卵翼，苏青常坐在拉着满满一车白纸的车厢上，得意地招摇过市。
说苏青不自觉地上了贼船，似不妥。在民族的大是大非面前，怎样抉择人生道路，对于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并不难。但对做文学梦和爱情梦的苏青来说，或许“春秋知罪两难辞”。
苏青第一次见陈公博，陈酒后倾心披露内心隐衷，说的正是文人选择人生道路的苦衷。黯然地诉说他曾是革命志士，然后希望破灭，但他与汪精卫有生死之交，士为知己者死，他不能负汪精卫，故知不可为而为之。其悲苦之状，令苏青动心、同情。
等到抗战胜利，陈公博、周佛海等民族罪人，受到历史审判的时候，苏青还是给予他们同情。这里已与权势政见无关，有的是个人的知遇和感恩。她恪守的是“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道德，为了不失德，她不惜搭上自己的性命，又何惧丧失个人的清白。
在周佛海身陷囹圄后的1947年6月7日，其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女作家苏青，胜利后迭遭攻击，顷承赠新著，作诗二首谢之”云：
新书劳赠意殷勤，妙笔生花思绝群。
冷暖不因寒暑易，明宜未合独怜君。
凄凉身世类秋蓬，历尽艰辛感慨同。
乱后是非浑莫定，漫将毁誉付东风。
周佛海身在牢中，知苏青在世间也多受谤议，得苏青赠书，不免有“同是天下沦落人”之叹。诗中有同情，更有自伤。在得知陈公博被正法后，苏青感慨系之：“我回忆酒红灯绿之夜，他是如此豪放又诚挚的，满目繁花，瞬息间竟成一梦。人生就是如此变幻莫测吗？他的一生是不幸的，现在什么都过去了，过去了也就算数，说不尽的历史的悲哀呀。”
苏青无所顾忌地站在一个女人的立场，看世间的花开花落，把民族大义弃而不顾，当然理应批判。但是，在那动荡的政治情势下，用女人柔弱的话语，表达自己对男人简单的情感，毫不为己辩解，也不落井下石，让我们看到女性的另一面。
苏青把这一切，又偏偏毫不隐瞒地作实录，写进她的《续结婚十年》，为那段历史，也为孤岛里像苏青这样的人提供了正史所不记的民间史。
张爱玲读到好友苏青的《结婚十年》，针对小说中女性在婚姻和情感中的困境，她在《我看苏青》一文中评价道：“苏青最好的时候做到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唤醒了古往今来无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忆……她就是‘女人’，‘女人’就是她。”张爱玲对苏青后来的《续结婚十年》似未置一词。她是何等聪明的角色，当《续结婚十年》变成了类似文献的记载，且又有与自己类似的经历，评苏青何异于评自己？她不也是为胡兰成的命运扼腕叹息吗？
张爱玲和苏青都把心仪的男人看成自己的灵魂和图腾，她们都一次次为孽缘付出代价，又都一往情深，一辈子沉浸在爱情的梦魇里不能自拔。
从张爱玲和苏青的身上，让我们再次认识到人是复杂的，人生也随着复杂。语云，无缺点不可为人。但如果缺点不可谅呢？那么就留下可取的。
题目用大汉奸周佛海在狱中收到苏青的赠书而作的两首诗中的一句，原是赠苏青的，现转赠张爱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