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穿上靴子，系好鞋带，只穿着T恤就套上厚呢短大衣，尽量不去看散落在地板上的玻璃碎片。我拿起垃圾桶，把翻得破旧折角的挪威版《俳句一百首》塞进口袋里，然后走出去，锁上门，将手上的袋子丢到垃圾间去，走出公寓的大门，打开信箱。信箱里面有一本《阶级斗争》双周刊和两封信，其中一封来自我的出版商。假如在从前，我会迫不及待地撕开信，好好坐下来详读，然而我现在却把这些东西全留在信箱里。我关上信箱盖，大步走进阳光之下。我想，这天应该是星期五。一排排的公寓遮住了我的视野，往前走一点有好几栋盖有露台的独栋别墅，专门提供给经济能力足以负荷、想要出人头地，而且有兴趣养块草坪来刈草的人。有些人认为这就是重点。再过不久，社区就要发动住户来进行义务性的春季大清扫了。大家全都要出动，在管理员的指挥下清扫步道、冲刷脏污和狗粪、栽种花草，还要为入口那片两平方公尺草地的围篱重新上油漆，虽然住户根本不在乎，还是得天南地北地闲聊。我恨死了这档子事。虽然我在这里住得最久，但是我现在什么人也不认得，除了聂姆·哈尤之外，我连谁和我住在同一栋楼都不知道。没有任何神志清楚的人会在这里一住超过三年。
但至少今天的阳光灿烂。窗玻璃熠熠生辉，外面的温度几乎和室内一样温暖。这让我也觉得喜滋滋的。我沿着步道往上到山丘，来到公寓区和别墅区的分界点，托儿所就在足球场对面。所有的孩子都在户外，我在围篱边停下脚步，站着凝视孩子们玩耍。我看到葛林德女士的儿子穿着厚厚的衣服和防水裤站在沙堆上。他正在大声说话，挥动手上的红色沙铲，四处指指点点。他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是主宰者。他注意到我站在一旁观察他，但完全不知道我们经历了两场战役，而且他两次都吃了败仗，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外头都一样。我轻笑着对他点个头，这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像有这个义务。他直直地看着我，完全不晓得我是什么人。他扮个鬼脸，对我吐舌。真是个小混蛋。我笑着摇摇头。他有些恼火，转过身用小铲子用力挖沙。
我离开托儿所的围篱，往上来到小丘的顶端。这一带的别墅享有最好的视野，放眼望去就是森林和山谷的优美景致，春天来临之前，这些人家的草坪和树篱一定会成为众人艳羡的焦点。到了丘顶之后，我挑了一条小路往下走到另一侧的森林里。沿途我感觉到好些住户从窗口看着我的背，虽然这些目光不如从前来得令人难过，但我还是在停在小桥边，站在昏暗的林子里卷了支香烟，慢慢决定自己是否该回头走原路回去，还是走另一条路绕过整个别墅区，或者是说，干脆再选另一条路。从这地方可以接到古道，让我走个几天几夜都没问题，沿路除了早已被人遗忘的倾圮小农舍之外，继续往下走只能看到寥寥无几的林间小屋。至少，邻居是这么说的。我在这里住了十四年，除了两个女儿小时候对小东西还有兴趣的时候，曾经朝那条小路走个几百公尺去捡球果之外，从来不曾深入去探访。
我站在小水泥桥边的阴影下抽烟，看着阳光照在身边的云杉和转个弯消失在悬崖后方的小径上。阳光穿透了一丛白桦，金黄色的光线洒了进来，光滑的树干黑得发亮，这一幕看起来像是以中国或日本的古画作为蓝本的杂志插图，我真想把这幅景象挂在自家的墙壁上。但话说回来，这又有何不可呢？我抽完烟，用鞋尖踩熄了烟蒂，继续往前走。我回头看了两次，别墅还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但是第三次回头就完全看不见了。我一直在想，上次我看到、接近或进入独栋的房子是在什么时候，我只能说，那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记得我到过一户独栋的屋子。当时我躺在沙发上想要休息，应该是前一晚喝多了吧，我又累又孤单，身边不再有家人相伴，失去了一切。接着，父亲下楼来。我能清楚分辨出他与众不同的脚步声，听得出他的分量，他从我身边经过，到窗边拉开窗帘。微弱的光线照进了屋里。
“雾散了，”他说，“我们得赶快出发，他们追过来了。”我转过头，看见光线映在他的脸上，柔和的灰色光芒仿佛是屋子里无形的烟雾。他和我现在的年纪相仿，而他的话吓到了我，因为他一直在留意，而且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但是，时间不多，我得振作。
那是一场梦，一定是的，因为我不记得那栋屋子的外观，不知道他看到窗外有什么人，也不晓得我们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我记得的梦不少，有时候甚至分不清梦境和事实。这不至于令人担心，就和我对某些书的感觉一样。
我大概在缓坡上上下下走了一两个小时，接着小径突然变陡，直通一座丘顶。这下子，我的双腿真的得努力发挥实力，虽然我的呼吸称不上平顺，但是这段路比我预期的来得容易，也让我燃起了冲劲。我大可养只像哈姆森[22]在《牧神》一书中那只唤做葛兰的狗，为它取个伊索或是天琴之类的好名字，让它在我跟前跳来蹿去，只要有人或动物经过我们的前方，小狗便会立刻警告我，好让我躲在树后看着他们经过；而同时，这只狗也会服从地坐在我的脚边。我可以带把枪，靠我有能力猎杀的小动物或大鸟为生，带着我所需要的少许物品，比方说书籍、旧式打字机、四季合用的衣服，以及足够的木柴，住在林间小屋里。说不定我还可以去当喇嘛，成为一个和现在迥然不同的人——但是，当然了，我偏偏就不是这样的人。我终于爬到了丘顶，不管我的头往哪个方向转，举目望去尽是森林。在我右侧的远方有座细长的湖，从丘顶这个位置上，我看不出湖的起点或终点。湖面的冰层已经裂了开来，我可不想在上面走动。湖对岸的阴影中有一片覆着雪的坡地，麋鹿应该会到湖边散步，只是我现在看不到。一切都好宁静，除了森林深处飘蹿的一缕轻烟之外，万籁俱寂。
我坐在岩石边欣赏湖景，一边卷了支烟，点着了之后，我掏出口袋里的“俳句”来阅读。我有好一段时间没读这本书了，我随手翻阅，读到一首描写暮色笼罩无人小径的诗篇，我反复读了几次，再读了另外几首之后，又读到了一株凭空画风的柳树。我对柳树很熟悉，丹麦到处都看得见柳树，再说风也很常见，所以我完全能够体会这个意境。我合上书，熄掉香烟，凝视对岸森林中、距离湖面约莫有几英里远那缕几乎不动的轻烟，接着我闭上眼睛，往后仰头靠向岩石，让阳光照在我的脸上，小睡了一会儿。醒来时，我只模糊地记得清风和湖畔的白屋。
回家之前，我先到超市买些昨天没买到的东西。我在打烊之前及时赶到，不过老实说，我买的东西远超过自己需要的分量。我提着袋子沿着步道走回家。云层掩了上来，天气开始转凉，但还不算太冷。公寓前面不见半个人影，我到走廊上拿出信箱里的信件，当我走到家门口时，聂姆·哈尤——那个住在三楼的库德族人——正在按我家的电铃。他的胳臂下夹着一本书。
“嗨。”我说。接着他带着微笑说：“嗨。”我打开门锁推开门，伸出一只手臂浅浅地行个礼。我的臂膀在颤抖，但是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我忘了吃东西。哈尤没有忽略，全看在眼里。
“进来啊。”我说。他听了我的邀请，往前跨一步越过门槛之后立刻停下来，看着散落在客厅地毯上亮晃晃的玻璃碎片。接着，他严肃地注视着我，并带着点质问的表情看向地板。
“没事。”我说。
他仿佛听得懂我的话，但看起来大不赞同。也许他也读过松尾芭蕉的俳句。他摇着头说：“问题。”就这样。然后他指着我，不是指向我的脸，而是指着心的位置。我想了想，不知道自己的心脏部位是否有问题，但是我没找出能够解释给他听的问题，我是说，没办法借助他和我之间的共通语言来解释。我的问题是：我有一面破掉的镜子。但是他的关心让我很高兴。现在，他已说了三个词了，这让我也跟着开心起来。
“等一下。”我说完话，伸手阻挡不让他往前走。我拿来扫把和簸箕，把前门到客厅这片地板上的玻璃碎片扫开，然后挥手要他进门。
“进来。”我说。“咖啡？”我问道。他笑了，这两个字对他一点也不难，他跟着我走进厨房。我伸手指向一张椅子，他坐了下来，把夹在胳膊下的书搁在桌上，就放在黄铜小圆盘的前面。圆盘经过擦拭，在窗口的光线下看来很是耀眼。我看得出这让他很欢喜。我也很欣慰。我把袋子里的东西拿出来放在流理台上。为了营造出东方风味，我刻意将超市的绿包装咖啡煮得特别浓，希望他能喜欢。幸好桌布还算干净，我把成套的杯盘放在上面。这套磁器是母亲的遗物，是她在五零年代初期从丹麦带过来的，也是我最好的一套餐具。在这一瞬间，形式似乎变得很重要，每一个细节都该认真看待，而且他懂，因为在属于他的世界当中，喝咖啡不只是把咖啡倒进杯子里，然后端到阳台上就好。毕竟，我还不至于无知到那种程度。我将牛奶倒进小罐子里，在同样成套的碟子里放了些糖，再找出两支货真价实的银汤匙。然后，我从购物袋里拿出一包燕麦饼干，撕开包装，适量取出几片饼干，还在上面涂抹了一点奶油，放在小篮子里。这只篮子是某个曾经住在这里的人留下来的物品。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是否该点蜡烛。但是我没有蜡烛，况且现在是大白天，再说，点了蜡烛就太像约会了。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坐下来为他倒咖啡，等着他加糖，用银汤匙搅拌，喝下第一口咖啡。他点头微笑。他是不是在想：这才叫道地的咖啡。我接着为自己倒了杯咖啡喝。
“如果你想听我的意见，我会说，咖啡有点太浓，”我说，“但是话说回来，我是挪威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懂，但显然他对我的话表示赞同。我拿起饼干，他也拿了片饼干，我们边咀嚼饼干边喝咖啡，好一会儿都没有交谈。接着我想起先前的梦，我和父亲在屋子里，有人在追我，他帮助我及时逃脱。
“你父亲还在吗？”我问道。接着我等了一会儿，才说：“我的父亲过世了。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如果他还在世，现在也早就超过八十岁，有可能因为任何状况过世。但是他的死，比任何人过世都更让我难过。最难以理解的，是我花了六年时间，才明白这件事有多么难以承受。你懂吗？”我摇着头说话，而他指着我，嘴里说：“问题。”
无可否认的，如果有哪个人在半夜里光着身子冲到走廊，把镜子砸得粉碎，不消说，他的确是有点小问题。我点点头，坦荡荡地承认，接着他指着自己的心。
“问题。”他又说了。我可以理解。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故乡离这里有好几千英里远，也许，他的父亲在伊拉克北部的小村庄里，他可能再也见不到父亲。要不然就是他的父亲死了，遭人谋杀，而他来到异乡，学到的第一个词是“谢谢”，第三个词是“问题”。夹在中间的“嗨”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我又点了点头。
“知道吗，我曾经在晚上看过你。”我说。他询问般的歪着头看我，我用双手撑着脑袋，前后晃动着身体。我意识到自己的动作，觉得这可能有些逾矩。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抬起头看他。他的双眼闪闪发光，不断捻着自己的胡子，仍然在点头，不过不太明显就是了。我赶忙为他加满咖啡，将装着燕麦饼干的篮子递给他。他客气地拿了饼干，又喝了一大口咖啡，接着，他把书向我推过来，然后双手一摊。我又收到一件礼物，这太多礼了，真的。我把书转过来，发现这是亚沙尔·凯末尔[23]的《瘦子莫慕德》。我清楚记得自己在十五年前读过这本书，当时我住在毕约森的公寓里，我记得我的椅子、墙壁的颜色，还有那时巴士从我窗前路口经过的隆隆噪音和车门开关的嘎吱声响。我当时每天聆听的爱尔兰音乐，从此和祖寇洛瓦平原上焚烧的蓟草，以及莫慕德的爱人特别为他编织的袜子紧紧结合在一起。我记得给我这本书的人是谁，我曾经问她是否也可以为我织一双相同的袜子。她尽可能照着凯末尔书中的描述，为我织了一双袜子。突然间，她的脸孔回来了，随之而来的是我和这张脸共度的岁月、她的气味、她走路的姿态，以及她伸手拂开落在额头上发丝的方式，在她两次生产的时候，我曾经跪在这张脸孔躺卧的床边，到了最后，同一张脸显得扭曲又愤怒。我的喉咙又开始痛了。我用力清清喉咙，站起身来握住他的手，说：“谢谢。”接着我又开始咳嗽。“等一下。”我说完话，把书放回桌上，然后穿过客厅到走廊尽头的浴室里。我扭开水龙头，塞住出水孔，在水槽里灌了半盆水。我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再把脸埋进水里。水温冰凉，但我保持着相同的姿势，一直到肺里的空气吐尽为止。这次，我用挂在墙上的毛巾彻底将脸擦干。我用双手梳理头发，端详自己在镜子里的影像。我已经不知道自己究竟像谁了。我走回厨房，他还坐在椅子上，一动也没动。他凝视着我，我晓得他要说什么。我点点头。
“问题。”我说了。这无庸置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