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铃声立刻醒了过来。响的是公寓的门铃。我躺在沙发上望向挂在墙上的钟。现在是十一点。我睡了六个多小时，而且还梦到了他。我知道自己记得梦境的内容，这个梦清清楚楚地保存在我的脑海当中，而且我可以像播放录影带一样地观赏，但是，门铃又响了。
外面和屋里都有光线，那副三十克朗的眼镜好端端地架在我的鼻梁上，《阶级斗士》则躺到了地板上。我坐直身子，用力揉眼睛。好痛，我忘了眼圈还是浮肿的。该死！我出声咒骂，捡起地板上的书本放到咖啡桌上，然后才穿过走廊去开门。来的是三楼的库德族人。他带着微笑站在门口。
“嗨。”他的挪威话说得很好，尽管说这个字很简短，和“谢谢”几乎一样短。如果有人事先教过我，我也可以用库德族语或是不管他说的什么语言来表达。我突然有些羞赧，因为我还没完全清醒，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说：“嗨。”他的胳膊下夹着一个像是小包裹的东西。他把东西递给我，我明白他的意思。“这是要给我的吗？”他点点头。
“谢谢。”他这么说。但如果包裹是要送给我的，那么该道谢的人是我，于是我也说：“谢谢。”他的微笑越来越热情，我们就这么站在门口——他的脸上还有伤口，我也还有一个黑眼圈——彼此交换了两句简短的话。我突然不再觉得害羞，于是放声大笑，他也跟着笑了起来。我拉开门，伸出右手略一欠身，用通行无阻的身体语言邀他入内。但他又笑了，伸出手，掌心向外，然后摇了摇头。他指着楼梯，家人在等他。说实在话，我也不在意他的拒绝，因为我不太确定家里是否够整洁。他抬手道别，说：“嗨。”我有样学样，也跟着抬起手，点着头说：“嗨。”我知道了，他送我小礼物是为了昨晚的事，因为我起床为站在冷风当中、脸颊淌血，而且离库德斯坦山区极为遥远的一家人开门。而在他们的家乡，月亮似乎近在眼前，深谷里有蜿蜒的窄路，漆白的房舍里住着善良的邻居，没有人会锁门。
他回头走上楼梯。我听着这个往上爬的脚步声。
“谢谢。”我说，一边挥了挥手上的小包裹。他转头露出微笑，说：“嗨。”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进一步沟通，没什么别的话好说了。我关上门，穿过走廊回到客厅。我坐在沙发上打开包裹，把东西放在咖啡桌上。那是一件闪闪发光的黄铜小圆盘，上面的图案应该是阿拉伯传统图纹，要不然，至少也应该是传统的东方图纹，我对装饰艺术实在没什么研究，说不定，这个设计来自加拿大的原住民因纽特人，他们一样有出色的黄铜工艺品。
我到厨房去翻找橱柜，找到一个塑胶袋，里面装着两只苹果，果皮虽然已经发皱，但是还有些色泽，我把苹果放进圆盘里，然后把《阶级斗士》放在一旁。白色的桌子上摆着来自远方的圆盘，里面装了两只挪威苹果，一旁还搁了本厚厚的瑞典书。这幕静物，仿佛出自某个富裕而且阅历丰富的知识分子家中。我坐着凝视。那两只苹果看起来不太圆润，于是我拿开了一只，但看来仍然有些奇怪。我把苹果全拿开，卷了一支烟点燃，抽了几口，把烟灰弹进圆盘里。烟抽了一半之后，我把烟头放到东方图案的正中间捻熄。这实在不对。别人送我一件礼物，而我竟然拿它来捻熄香烟。我拿起小圆盘走进厨房，用水冲烟屁股，确定香烟完全熄灭之后才扔进垃圾桶里，接着我动手洗圆盘，再拿布擦拭。这不是烟灰缸。我把圆盘放在餐桌的正中央，天花板上的灯光可以照亮这只盘子。
我走进浴室里，脱掉衣服和绷带，好整以暇地冲澡。接着，我关掉水龙头，慢慢擦干身体，然后用毛巾的边角抹干镜子上的水蒸汽，开始研究起自己的脸孔。还不错。药柜里有一条粉底霜，我早已忘了物品主人的长相，她不会再需要化妆，因为她的脸孔已经消失，就像岁月在我看到那张脸的一瞬间消失一样。我拿起粉底霜在眼睛下的淤血处轻轻抹了两下，然后用指尖揉匀。看起来相当自然。也许我只是没睡好，像所有的作家一样，总是睁着一只眼睛看时间。
我站在门外关上家门，这是这个礼拜以来我首度这么做。在经过楼梯间的信箱往外走时，我又听到了电话铃响。是我家里的电话。我转过身子，又等了一会儿，才再次回头拉开大门，往外面的大白天走出去。电话铃声依然在响，但我在家里待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真有人想找我，再怎么说，都可以在之前打过来。我现在就是想出门。
时值三月，冷冽的阳光照在屋顶上，风从山头呼啸而过，一排排的建筑物之间还积着雪，通往超级市场的步道两侧各有一排硬如骨头的凝雪。其他的地方仍然是光秃秃的一片，空气干燥得不得了，像是沛绿雅矿泉水里的气泡，让我的喉咙又刺又痒。我咳了一下，吞下空气，看到家庭主妇带着身穿防寒衣的孩子出门，我接着又咳了一下。他们瞪着我看。我慢慢吸气，尽可能地憋气，强压下咳嗽的欲望，然后才慢慢地吐气。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盯着我的后背看，风也一样，对准我的背后吹。我拉高衣领遮住脖子，走在建筑物之间，经过了超级市场和巴士站，沿着陡坡斜斜的人行道走，蓝色的巴士通常会在这个路段将排挡打入低速挡。山脊上，灰色的云朵疾疾掠过，将太阳遮住了好一会儿，然后继续前进，投落的影子划过树林的边缘，穿过荒地，朝山谷里的中央医院大楼奔驰而去，颜色跟着由灰转黄。我停下脚步，站定身子，闭起了眼睛。
风势很大，我独自站在山坡上。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这和我的期待不同，但是我没办法继续往上走，于是只好下山到大马路旁的购物中心去，在绿灯亮起之前直盯着前方看，然后穿过停车场里并排停靠的车辆，走进大玻璃门里。
这天是星期三，而且现在才一点钟，但是这时卖场一楼的店面和二楼的长廊里都已经有人潮，高高的天花板下方有好几支贯穿商场、漆成蓝色的横梁，梁上还挂着轨道，当年这地方还是炼钢厂的时候，大型吊车便是沿着轨道前后移动。这听起来似乎是古早的事，但其实离现在不过才十五年。我认识好些曾经在这地方工作的人。瑞达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他同样也想要写作，而且终于达成心愿，但随后便过世了。当年我们无所不在，想要让世界换个面貌。我们到过工厂、建筑工地、印刷厂，还登上电车驾驶员的座位，我们想要效法列宁攻入冬宫，亲眼看着自己的肌肉在熔铁的光芒下律动，亲耳听到电锯在红色的森林里呼啸作响、缆绳抖动出窝瓦河上行船人精力充沛的歌声：嗒、嗒、嗒嗒、嗒，哈！嗒、嗒、嗒嗒、嗒，哈！我们想要让光亮照耀在陆地上，如果当年这个世界和我们的说法相同，我们的做法却几乎全盘错误，因为在黑夜里，每户人家的客厅都点了灯，电视的光影也闪烁不停，世界的脚步越来越快，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如今炼钢厂成了购物中心，父亲最后工作的鞋厂离这里也不过几步之遥：当年，只要老板一个口令，他便会回以一个动作，如此一直到工厂终于被意大利廉价鞋打垮、到最后什么也不剩为止。但是我当时眼里没有他，也不想看到他。我看的是成千上万人挺身对抗希特勒，是彼得格勒和马雅可夫斯基绘制的革命海报。我看到了阿尔巴尼亚的群山布满枪枝和红色的布条，和这一切相较，他几乎成了一个看不见的人。
我经过大厅里的店面，来到另一端的面包店，排队等着买咖啡和拿破仑千层派。父亲常说，你永远说不出自己为什么喜欢拿破仑，但他就是懂得做糕点。他的幽默最多也只能到这个境界。他真的很喜欢这种千层派，我也一样。我拿着放了咖啡和千层派的拖盘走到吸烟区的桌边，打算要坐下的时候，突然想起当楼上库德族人按门铃时我正在做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