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两个部主要负责为秘密情报局的“核心事业”提供行政和技术上的支持。财务行政部部长的职责之一是对情报人员进行培训。委员会向秘密情报局提出了一条革命性的建议，“战后情报机构应当设立培训处”。就培训问题，包括对情报局新成员进行的“情报官初期培训”，对“总部及海外情报站的情报官”进行的每年一次的“高级技术培训”，以及“情报秘书培训”，委员会都提出很具体的建议。其潜在目的在于，使秘密情报局在武装力量和所承担的使命方面与目前的培训活动保持一致。“情报机构的一贯做法，”他们强调说，“实际也是大多数商业机构的一贯做法，是让其身居要职的所有成员首先熟悉与他们工作相关的所有部门的情况。相信这种做法也同样适合我们的情况。”“高级技术培训”主要是针对秘密情报局的情报官，但也适用于特工人员，甚至可以在海外情报站实行。培训的内容包括隐显墨水、字母代码、显微摄影、无线电通讯、间谍情报技术，以及“最先进的隐藏技术与手段、文件复制及特殊的小设备”。
财务行政部另一个需要整改的地方是中央档案馆。“二战”初期，档案馆因安全原因搬到了圣奥尔本斯；不到一年之后，总部回到伦敦时，又把它搬回了原处。但它在战争中不可避免地不断扩大，规模达到了战前（六位工作人员）的十几倍。而且，从圣奥尔本斯往伦敦运送档案很不方便，十分费时，于是总部之下的机构便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档案系统。十分重要的“中心人物参考索引”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作为寻找可能联络人与特工的手段，该索引在战争末期时已经非常不可靠，以至于——正如后来秘密情报局报告所评论的那样——情报局需要“严重地依赖军情五处的相对全面的索引”。中央档案馆回到伦敦百老汇大街后，便开始努力重建情报局档案及重要人物档案。虽然档案馆做了一些整改，但在整个40年代它的人员编制一直不够。情报局安全问题也有同样的问题。1945年11月，孟西斯任命战争期间第五处和第九处的一把手瓦伦丁·维维安为自己的安全策略顾问，代号为“A.S.P.”。将情报局安全建立于一定的根据之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大进步，尽管刚开始时维维安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机构来履行自己的职责。不过，情况后来得到了改观，1947年2月，维维安被任命为安全督察官，并有了辅助自己的参谋军官。
兼并特别行动处
秘密情报委员会提议设立的第四个处是技术服务处，它的职责是保证秘密情报局“在截取情报或进行情报通讯时，能熟练运用任何所需要的技术设备与手段”。同时，委员会正认真考虑将特别行动处并入秘密情报局的事宜。就技术要求问题成立了专门小组委员会，由特别行动处和陆军部的代表组成，空军准将杰克·伊斯顿任会长。杰克·伊斯顿在战争期间一直为空军情报处服务，1945年8月进入秘密情报局，11月被任命为局长助理。现在的问题是，秘密情报局提出的要求几乎都和情报通讯问题有关，而特别行动处的要求主要集中于技术设备的改进与提高。面对这样的情况，伊斯顿的小组委员会只能尽力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合理调整，并作出实际而经济的安排。他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在两个不同的地点各自建立了一个工作坊，一个主要负责情报通讯问题，另一个则主要负责武器及类似的技术设备问题。按《布兰德报告》的提议，建立工作坊所需要的大部分经费，分别由外交部公开表决拨款，及供给部按期拨款。1946年，在甘比尔——帕里的第八处诞生了一个新的机构——外交无线情报处，处于外交部直接领导之下，全面负责政府的安全通信需求，从而节省了进一步的秘密表决拨款的开支。
到1945年11月情报局局长委员会进行汇报时，特别行动处的命运便已确定。1945年5月，特别行动处的上级部门经济作战处被撤销，这之后特别行动处一直致力于独立职能的创建。卡文迪什——本廷克毫不留情地指出，科林·格宾斯（1943年9月继任查尔斯·汉布罗的职务）“认为自己应无限期地任特别行动处处长，职务与秘密情报局局长相当，位居英国情报局总局长之下”。但外交部坚持特别行动处归属秘密情报局。卡多根告知贝文，“很重要的是”，此后应由孟西斯同时任这两个部门的领导职务。贝文表示赞同，并把此事交由艾德礼处理。1945年8月23日，艾德礼宣布“只能由一个人来领导，那便是C”。11月，依照卡文迪什——本廷克任主席的专门委员会（委员有孟西斯、格宾斯和其他情报部门的代表）的提议，参谋长委员会对大大缩减的特别行动处的计划及培训职能作出限制性规定。特别行动处应保留一个核心机构，该机构应保持“恰当的秘密联系”，掌握“关于重要目标的最新情况”，并且“在战争爆发时，应立即改变有效通讯方式”。特别行动处希望能在德国和奥地利占领区发挥积极作用，以打击纳粹的再次抬头，以及应对可能来自苏联的威胁，但这没有得到外交部奥姆·萨金特爵士的支持。“这一切对我来说似乎太危险了”，奥姆·萨金特爵士在11月28日会议记录中写道，当时仍普遍希望（结果证明，这是十分不现实的），在战争中与苏联的联盟能以某种方式持续下去。“在这个国家，让特别行动处在和平时期维持一个机构，该机构能在战争时迅速而有效地扩大，这是一回事；在目前的情况下，让其从事反对苏俄或其他任何友好国家的活动，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但要采取某种这样的行动在某些情况下就将“完全是时候了”，那就是当政府“决心备战，打击苏俄时，在这个时候，如果确实有地方让特别行动处采取其在上一场战争中使用的效果并不可靠的手段”。他称特别行动处在德国打击纳粹顽固分子的行动应是“秘密警察”的行动，是“危险而易激起怨恨的任务”，特别行动处没有足够的装备，其成立的初衷也不是为了执行这样的任务。[534]
秘密情报局对特别行动处的合并，表明外交部对海外秘密行动控制权的主张进程进入了新的阶段，孟西斯显然对此完全赞同，这在其草拟的“给秘密情报局局长的重要指令”中能够得到证实，1946年1月他将这份指令呈递给哈罗德·卡恰。事实上，孟西斯能将自己的职权范围写下来，表明他对自己政治主人的要求很敏感，同时也证明二者之间已经建立了相互高度信任的关系。
[孟西斯草拟指令中陈述道]在和平时期，基于政治以及经济原因，非常重要的是将特别行动处国内机构缩减到一个较小的规模，在没有外交部授权时，特别行动处不得在国外开展任何行动或准备性工作。惟一可以例外的是在中东和印度的某些经过专门授权的活动……特别行动处与秘密情报局将组成一个统一的特情局，由您控制与管理。
1946年2月2日，卡恰对这份指令表示赞同，认为它不仅反映了“参谋部的决定”，而且“非常符合外交部的要求”。1946年3月发给全世界英国外交代表的通函中拟定，自此以后，将“只有一个特情局”，“局长在各国的代表”将“只负责在该国的事务”。特情局“在没有得到外交部许可时，不得从事除获取情报之外的任何活动。尤其是为抵抗活动而进行的秘密招募，已经被禁止了”。[535]
合并特别行动处的工作持续了几年时间。这项工作的浩大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说明：1946年至1947年，秘密情报局的秘密表决拨款大约是175万英镑，而用于特别行动的拨款便占50万英镑，超过了拨给军情五处的全部款项（32.5万英镑）[536]。而且，除了特别行动之外，特别行动处还在技术能力和培训技能方面为二战后的秘密情报局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技术研究和开发方面，建立了两个部门，一个是基于特别行动处的强项而建立的，比如蓄意破坏、爆炸、保险熔丝、武器及各种化工任务等方面；另一个则借鉴甘比尔——帕里第八处的经验，致力于通讯及电子开发。但特别行动处留下的最大财富在于培训方面，其发展基础比秘密情报局深厚广泛得多。特别行动处培训与发展部的大部分都纳入了秘密情报局，到40年代末其培训对象不仅包括军官，还包括大臣和特工，他们可能学习如何通过海陆空（包括使用热气球）等方式“秘密”跨越边境。在向参谋部汇报1946年上半年特别行动进展情况时，孟西斯表示希望“所有联合特情局的成员”都将“在未来的两年内接受培训”。他强调说，“军官将既要接受特别行动方面的培训，也要接受秘密情报方面的培训”，这样他们才“有能力承担这两类工作中的任何一种”。但事实上，培训工作的进展并没有孟西斯所预期的那样快。到1947年中，参加特别行动课程学习的军官还不到四十人，虽然秘密情报局刚招募的所有新手（1946年有100名新手）在学习新开设的“基础课程”时，都接受了“关于特别行动工作性质及要求的短期培训”。
秘密情报局对特别行动处的合并，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赞同。1946年至1948年任帝国总参谋长的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勋爵，对特别行动处独立职能的丧失表示非常遗憾，并试图对整个特别行动处与秘密情报局问题进行重新思考与处理。1946年11月，在共议希腊（英军正援助希腊内战中反共产主义方）与土耳其的重要性地位时，蒙哥马利勋爵对参谋长委员会称，“在土耳其的特别行动将证明是十分有价值的”，并说服委员会“重新考虑特别行动处机构的控制权及职责问题”。次年3月，他开始努力将整个特情部门（包括特别行动处和秘密情报局）的责任权从外交部移交至国防部。他认为，“和平时期采用的管理系统，应尽可能的与战争时期所需要的管理系统保持一致”；作为推进英国政策的手段，特别行动的使用“不容忽视”；“目前所有工作的重点”都在秘密情报上，在外交部掌握着控制权的情况下，“要充分运用实现英国利益所需要的‘无法公开承认’的行动”，是“没有可能性的”。而且，国防部已经负责着三军几个组织，如果它来接管秘密情报局，“外交部将不用再担负令人尴尬的职责：批准‘无法公开承认’的行动的职责”[537]。但这样慷慨的提议既没有给秘密情报局带来什么影响，也没能让外交部有什么改变。虽然蒙哥马利说服参谋长委员会支持他的建议，但是他想把秘密情报局从外交部挖走的努力很快便以失败而告终。作为帝国总参谋长，蒙哥马利是不成功的。不管他在战场上是怎样叱咤风云，他在伦敦“权力走廊”（指上层权力中心）总是空谈理论，而且粗鲁莽撞、盛气凌人，根本比不上白厅诸如孟西斯一类的老将，相比之下，他们采取的方式与手段则更加巧妙，更加温和。
这并不是孟西斯在某个熟悉的官场表演中比蒙哥马利技高一筹的事，很明显，不仅是外交部，事实上国防部也很不希望改变秘密情报局目前的状况。1947年6月，国防部长A.V.亚历山大对参谋部称，将秘密情报局转由国防部接管是“很不现实的政治活动”。“即使外交大臣有意于此，”他补充道，“我也不同意让国防部接管秘密情报局，更何况他对此也并不赞同。”[538]
管理情报局
由于一些重要行政档案的缺失，“二战”期间及“二战”后初期，秘密情报局的机构重建工作遇到很大的障碍。比如，1942年春，来自三军的副局长就职后，便组成了由局长助理克劳德·丹齐任主席的副局长委员会（该委员会似乎相当于一个执行委员会）。有证据表明，此委员会所召开的会议仅有一些程序记录，档案馆中找不到任何一次具体会议的完整记录，更找不到所有会议的整套详细记录（不知曾经是否有过）。局长重组委员会提议情报局进行了体制改革，新体制下，从1945年11月开始，每周召开一次“部长周会”，同时情报搜集部部长定期召开其地区总监会议，会议讨论的事宜涉及较广的范围，包括行政管理、财政、招新、人事、培训及情报要求等。由于此前没有任何部长会议记录，这些周会及例会的会议记录便成了“二战”后关于秘密情报局的主要资料。1947年1月，地方情报负责人会议被秘密情报局副局长情报搜集会议取代，但其处理的事务范围大多保持不变。[5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