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秘密情报局便开始在欧洲以及全世界范围内逐渐缩小其战争期间的庞大机构。1945年，这个过程与战后行动计划及资源配置同步进行，以迎接和平期可能出现的新挑战。最初的目的主要是对付纳粹残余势力可能带来的威胁，但这很快被苏联威胁所取代，特情局开始对付来自苏联的威胁，并且这成了它此后多年的主要任务。1946年6月，联合情报处分委会断言，从苏联的作战能力及其作战意图来看，它应该是“我们情报机构的首要目标”。虽然艾德礼和贝文起初打算裁减秘密情报局，但到1947年底，无论是因为外交部苏俄委员会的表现，还是贝文亲身感受到苏联人的行为，外交大臣最终认识到，在面对苏联的反西方行为及扩张行为时，再没有什么乐观的理由与之保持友好关系。[551]
结束战时任务
撤销秘密情报局在战争期间的世界各地的联络站点，需要花一些时间。首先，打发特工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比如，对给予奖励及授予勋章的问题，必须经过非常周密的思考来决定。同时还有安全问题。必须安置特工，或给他们钱（或二者结合），以确保他们不会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或自己的经历公之于众，尤其是不能让东欧这样的地区知道。因为这些地方仍然有非常重要的情报活动。另外，还要照顾好遗孀和孤儿。撤销法国里昂的木星情报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支付给该站点40个特工的报酬超过了100万法郎（当时相当于5000英镑，现在相当于16.1万英镑），他们大多数人都获得了一万至两万法郎，这相当于他们三个月的薪水。1945年1月，巴黎情报站征得许可，向木星站被德方枪杀的九位特工的家人发放抚恤金，每个家庭6万法郎（300英镑）。批准这笔费用时，伦敦指示，“除了常规的个人收据之外，你们应该向木星站索要一份书面证明，证实这笔钱已将英国经济债务全部偿清”。同时，伦敦还指示，“你们当然可以说，英国对他及他的朋友所做的一切表示感激，你们为他申请了额外奖励，等申请通过后便可获得”。
马克·西曼
抵抗英雄“汤米”·约——托马斯的菜单，1945年12月4日，巴黎普龙尼亚酒店，英法同盟庆祝宴会。上有斯图尔特·孟西斯和克劳德·丹齐的亲笔签名。
1945年3月，西欧总监提出对三位法国女人进行奖励的事宜，这三位曾跟苏塞克斯站一起战斗的女人是珍妮特·高蒂尔，及两位抵抗助手安德莉·古比隆和玛格丽特·基尔。高蒂尔“毫无疑问是苏塞克斯计划中的女英雄”，她“绝对无私”，“叫人赞扬不尽”。另外两人，“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展现出对国家事业忠实无私的奉献精神”。基尔在巴黎有一家咖啡馆，古比隆则嫁给了另一家咖啡馆的老板。在七个月的时间里，古比隆掩护过二十多个苏塞克斯特工，并把他们的无线通信设备藏在其咖啡馆的地窖里。大英帝国授予的勋章分英帝国军官勋章和英帝国勋章，该授予哪一种得看被授予人的所谓地位等级。珍妮特·高蒂尔是法国陆军部的正式军官，因此应该授予英帝国军官勋章。另外两位虽然也非常值得尊重，但是她们显然“不能被称为‘夫人’”，因而只能授予英帝国勋章。肯尼斯·科恩认为，这种对社会等级的卖弄学问式的关注实在荒唐可笑，1945年3月，他还为此写了一首打油诗：
你是什么感觉
对玛格丽特·基尔一事？
安德莉·古比隆
会跳沙龙舞吗？
是什么样的高层会议
选出了珍妮特小姐呢？
她们的财产、口音、内衣都暴露无遗时，
这时，只有这时，我们才能分一份给她们：
B.E.M.就让给情报杂务吧
但是O.B.E.可要留给高级真丝内裤。[552]
还有一件事能够说明当时的情况，那就是1946年夏巴黎情报站收到的一条无线电信息。一位战时在东南欧工作的现已退役的军官，被临时聘回处理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我们想告诉你们的是，”总部指示，“他已被授权与法国前巴尔干总特工进行联系。他要完成两个目标，第一，清算我方的债务问题；第二，向三位遗孀发放赔偿金，她们已经牺牲的丈夫均曾是法国巴尔干特工。”伦敦将发来包裹，“里面装有一定数量的黄金，你们应选择一个很保险的方式”，在巴黎某秘密地方将其交给那个退役军官，“最好是在深夜，或在早上九点钟之前”。显然是因为很担心这位军官会有其他想法，伦敦方面补充道，除了按计划对前特工进行赔偿外，这位特使“被严格规定，不得与你处联系，在巴黎期间不得与任何情报活动有染”。
除了给钱打发掉一些特工之外，1945年6月，伦敦向南美洲的雷金纳德·米勒建议，“特工曾为我们服务，也掌握着一定的信息，如果能为他安排一份工作，而不是放之于世，则不必担心被其敲诈，也会省掉许多麻烦”。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米勒竭力为一前特工找工作，但当地英国公司的态度让他很痛苦。“你会感到震惊，”他致电伦敦，“如果你知道，所有的英国公司因考虑到自己的生意问题，有多么不愿意干这样的事。我们浴血奋战这么多年，才让他们能够继续拥有这些公司，可这根本不起作用。”但是，伦敦对这样的态度“一点也不奇怪”，并认为，以后将“更是如此，而且，只要战争的记忆犹存，我们也将更加担心特工的安排问题”。
一个叫布拉的特工身后遗留的问题更为严峻。布拉在1942年被法国南部盟军谍报网的人员杀害，留下了妻子和孩子们。1945年底，他的遗孀找到秘密情报局巴黎情报站负责人（“27000”），说她“听传言说，她的丈夫是被作为双面间谍处死的。她想弄清事实真相，要么接受这残酷的事实，要么纠正谣言”。“27000”就此事与曾负责该联络点的玛丽——玛德琳·富尔卡德商议。她认为，“虽然我们可能必须将事实告诉布拉夫人，以免她去设法纠正传言（她可是这样威胁的），但为了孩子们，我们不应该将事实很正式地公之于众”。他补充说，可以将此事弄得像自杀，因为“尸体实际上是在海里发现的，当时报纸便称其为自杀，以平息事态”。伦敦指示“27000”告诉布拉夫人“我们有不可否认的证据，证明她的丈夫在被德方俘获后，甘心为他们效力”，“我们在马赛再次跟他取得联系（故意不说明这里‘我们’是‘99532’即盟军组织还是秘密情报局），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然后便自杀了”。如果布拉夫人“保持沉默，除了我们，谁也不会知道事实真相，她的名声以及孩子们的名声，都将得以保留”。出于同情（即便很不真诚，因为他也非常关心保护秘密情报局名声的问题），“27000”又说，“主要的问题，是要让她的孩子们以及他在英联邦的家人，千万不要学他走上这样一条不归路”。
首要任务及实际活动
和其他方面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和平协议带来的教训，使英国（及盟军）战争末期在情报事务方面对德国的态度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全世界人民及德国人民，都必须看到德国的彻底惨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源于这样一种意识：德国（或普鲁士）军国主义是早期冲突的主要原因，它现在已经被彻底粉碎。现在，任何一点危险的迹象都必须被消灭，而且秘密情报局的首要任务是捣碎强大的德国战争机器，保证“它永无翻身之日”，而不再像“一战”后那样，只是虔诚地期望。1944年布兰德报告，秘密情报局将必须“乘胜出击”，“协助对敌方情报人员的搜寻，并强制他们解散自己的情报机构”。特情局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保证阿布维尔（德国陆军情报局）及纳粹保安处“被有效破坏，纳粹残余势力无法在德国或其他国家维持地下组织”。而且，“通过对缴获文件的研究，及对被捕人员的拷问，秘密情报局应该能够获得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资料，了解敌方秘密情报机构一般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情报活动”。[553]
后面这个目标，涉及德国前情报官的情报活动，他们的详细汇报能提供十分有价值的信息，清楚地说明战争中情报活动成功及失败的原因。比如，英国审讯人员曾非常详细地讯问德方芬洛溃败一事。由于苏联的威胁日益增大，迫切需要德方针对共产主义的反情报技术（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都需要），这迫使特情局与一些非常讨厌的曾是纳粹分子（甚至不久前还是）的家伙打交道。其中一个是德方苏联情报专家霍斯特·科普科，此人是盖世太保第四局2A部负责人，在战争中专门从事蓄意破坏活动。科普科的主要战时目标是苏联的“红乐团”谍报网（他的袭击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据1945年报道称，他对德国情报服务方面的知识也“十分渊博”。科普科在1945年5月被英军抓获后，与英方非常合作。对他进行的审讯长达数月，讯问记录的数量也很庞大，其信息在价值上仅次于纳粹情报局局长沃特·施伦贝格提供的情报。1947年，因涉嫌虐待俘虏及杀害美国飞行员，科普科被盟军战犯监狱关押了一段时间。同时，他还因涉嫌杀害西里西亚格罗斯——罗森集中营的囚犯而遭到审讯。1948年3月，因证据不足，战犯机构将该案搁置了下来，同时“暂时将他释放，并派给他一个特殊任务，为秘密情报局‘I’处效力，但秘密情报局特地请求，关于他的案件不能就此了结”[554]。为了方便科普科的行动，秘密情报局杜撰了他的死亡。他们称科普科在英国关押期间死亡，并发出了死亡证明。同时，为他做了一个假身份，叫“彼得·科德斯”。他以这个名字生活了一段时间，但后来便在假名旁边添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并公开居住在西德。
德军被彻底征服之初，英、美、法及苏联占领区都实行了盟军军事化管理，这个过程，以及“废除纳粹主义”及战后重建过程中，人们都或多或少地抱着一种希望——一种乐观的充满感情的希望，它和任何源于情感的信任一样强烈——那就是，战争期间与苏联结成的同盟将以某种方式继续存在下去。秘密情报局历来怀疑共产主义，因而对莫斯科的诚意不是很信赖，但它也不是一点不受到广泛情绪的影响。哈罗德·吉布森在战前是护照管理官，后作为秘密情报局情报官在伊斯坦布尔做事，其工作受到了苏联人的充分肯定。1944年9月，哈罗德·吉布森被派往保加利亚，这只能说明，秘密情报局对与苏联维持某种形式的联盟还是心存希望。但是苏联不讲情面，拒绝英国和美国的情报官到保加利亚，即使这是盟军的部分军事任务也不放行。苏联的拒绝，很快让那些期待战后合作的人改变了想法。可是，外交部在战后一段时间仍然发布正式命令，禁止秘密情报局有任何直接反对苏联的行动，这也许不是出于对与莫斯科保持友好关系的过高期望，而是出于充分的外交原因。但这绝不意味着秘密情报局停止了对共产主义及苏联扩张主义的攻击——远非如此。由于纳粹复燃显然已经没有什么现实的可能性，更主要是因为苏联加强了它在东欧的地位，情报局的主要任务成了共产主义以及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事务。
英国（作为西方联盟的一员）与苏俄之间的“大博弈”[555]再次复燃，首要任务是搜集长期政治情报，这让秘密情报局又回到了熟悉的领域。对许多情报人员来说，不再像战争期间那样总是需要即刻的、短期的行动信息，所以这样的变化很受他们欢迎。然而，到20世纪40年代末，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伊朗成为一道屏障，将莫斯科控制下的东欧国家与西方世界分离开来。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夺权，及6月的柏林封锁，都表明苏联越来越加强了对东欧的控制。第二年中国共产主义的胜利，更加证实了苏联扩张全球的威胁。对秘密情报局来说，这些地区的情报搜集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40年德国占上风时欧洲的情报搜集工作。曾经的情报源被一扫而空，整个资料搜集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对秘密情报局的要求却越来越高，就连这些处于严密保护中的国家的日常生活细节都要包括在内。战争期间，英国情报机构有完美的无线电情报网，还有欧洲占领区多产的特工网，因而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可是在如今新形势下，用户还期待秘密情报局取得这样的成功是十分不现实的。但另一方面，战时的经验积累及对特别行动处的合并，让秘密情报局非常愿意承担特别行动任务，并利用战时经验向共产主义国家进行特工渗透，他们认为在这些国家（和战争期间一样）会有抵抗组织向他们提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