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势力别叫板
湖北局面大为改观，但江西时局仍然不容乐观。
1856年至1857年年初的江西战场，乏善可陈。
太平军牢牢地控制着江西的大局。
塔齐布、罗泽南死后，太平军形容湘军是“倒了一座塔，敲破一面锣”。而这一年，曾国藩可以倚靠的大将少得可怜。嫡系精锐由李续宾率领，在湖北战场上奋战。手下周凤山，算不上骁勇之将。幕僚出身的李元度还时时让他担忧。水师方面，虽然彭玉麟来了，但被太平军钳制于内湖，也没什么作为，仅能自保而已。
江西百姓的风气，在曾国藩看来极其不好。太平军每到一处，百姓没有“血性”，给太平军带路、报信、提供粮食。“附贼”之状，令人气愤。
战争陷入僵局。他困守一隅，几乎无法动弹。
不久，曾国藩的爱将毕金科战死。
毕金科是他着意培养的一名战将。此人二十多岁，骁勇异常，是周凤山的副手。这支队伍本来是周凤山领导，但周凤山不知所终。
这是一个谜，他是逃了？病死了？披发入山了？
曾国藩派人查过了，就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直到湘军攻克天京以后，也没有此人的消息。
毕金科很年轻，攻下饶州后，面临一个最残酷的现实：很快就要断粮了。
断饷还可以补发。
断粮就只能到阴间去补发了。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时，江西官府就说：你把景德镇给我攻下来，我给你粮食。
为什么要把景德镇攻下来呢？
因为那儿盛产瓷器——是一块财政收入的肥肉。
毕金科没办法，总不能到老百姓那儿去抢粮食吧。于是，他明知是去送死，也只能虎口拔牙了。
当毕金科率部攻入景德镇后，他一下醒悟过来：中计了。
因为，城攻得太容易了。
果然如此。太平军把城门一关，玩起了关门打狗的游戏。
这场巷战极为激烈，进城的人，只有十多个人杀出了城。
这包括毕金科与他的亲兵。
但是，他们只是出了城，并没有逃出太平军的手掌。
追上来的太平军把他们团团围住。
太平军太害怕这个二十多岁的骁将了，不敢近前，只是拿着火枪向他们喷火。
毕金科被烧得面目全非，仆地，七窍流血。
这其实就是江西官场故意这样整曾国藩的。你要粮吧，你就去打仗吧，打败了，你有何面目总是要粮？
曾国藩欲哭无泪。
此时的曾国藩，三面不讨好。咸丰是一副冷面孔，江西官场跟他是对头，太平军正在围困他。他孤立无援，几乎没打过胜仗，士气低落。
曾国藩想不清楚，这年头，好像不是洪秀全起义，而是他起义，太平军追着他杀。官府对他抑制打压，朝廷对他疑神疑鬼。几股势力，都恨不得他早点死掉一样。
他进入了人生最苦闷的时光。
唯一让他感到温暖的是：湖南没有忘记他，家人力挺他。
前文说过，湖南已派出刘长佑一支人马速赴江西来驰援。银两也在不断筹措中，设法送到军营来解燃眉之急。
几年之间，长沙官场为什么从排挤转为支援呢？
因为几万湘籍士兵的生死存亡，关系到湖南百姓利益。
湖南不救危，湖南必动荡。
说不定一支洪秀全的盟友就会揭竿而起。
曾家更急，曾国华率四千人已在路上，离南昌越来越近，但曾家仍然心急火燎。曾父令儿子曾国荃速去阿哥营中效力。
但曾国荃的想法不同，他想招一营兵，前去为阿兄分忧。
恰巧这个想法得到另一个湖南人黄冕的支持。黄冕新任吉安知府，他答应负责筹集粮饷。
曾国荃即往长沙谒见骆秉章。
有人募兵，有人出钱，何乐而不为？骆秉章非常干脆：速募之。
曾国荃小名宽九，乡人尊称他九爷。九爷年纪不大，刚三十出头，比阿兄年少13岁，优贡出身。
与阿哥相比，他的特点是：不讲那么多规矩。
听说九爷招兵，湘乡出现了动人的一幕：父送子上场，妻送夫投军。用曾国藩的话说就是“吾乡之气，尤为壮观，往往招一千人，万人从之，招一万人，数万人从之”。
难道他们不知道江西的困局吗？
当然，作为朝廷命官，曾国藩有些话不好说，比如连年征战，民不聊生，当兵至少可以混口饭吃，运气好的人，还可升官发财。
他在给弟弟们的家信中，倒是写得大胆：我在湖北时，诸事顺利，不见有人来投军。今在江西，万事皆不顺手。郭云仙十六日到营，曾莘田、易敬臣兄弟于十五日到营，罗云皋于初旬到营。事机不顺而来者偏众，可见乡间穷苦。
这才是真相。
既要支持湘军，又要负责全境剿匪。湘乡赋税之重，确实非常人难以想象。当兵吃粮，也是逼出来的出路。血性固然有，现实比血性更残酷。
很多人挤破脑壳要去当兵。
在家的日子实在没法过了。
当兵吃粮，总比饿死强。
这么多人要当兵，曾国荃立了一条规矩：只招家门口周围十里人。
十里之内，谁不认识谁？只要拐上二三道弯，保准都是亲戚。
曾国荃要招的是一班死士！
太熟了，太亲了，要死一起死，要活一起活。
他比理学名士的阿兄现实多了。
1856年冬天，这支后来称为“吉字营”的队伍也上路了，因为是保卫吉安，所以取名“吉字营”。
1857年的新年，曾国藩过得极不愉快。
虽然来了两位兄弟，也帮他打了几次小胜仗，但于大局，没有丝毫帮助。天国发生了内讧，但天国并没有衰落的迹象，反而在陈玉成、李秀成这些后起之秀的经营下，天国保持着一副活力四射的样子。
江西战场上的湘军，仍然各自为战，七零八落地分布在南昌周围。
咸丰对曾国藩开始冷落。皇帝也是吃奶水长大的，有奶便是娘。胡林翼在湖北搞得风生水起，他就开始转移注意力，把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的“署理”两字去掉，改为实授湖北巡抚。
胡林翼依托的是什么呢？依托的是湘军班底。
曾国藩自己苦心经营的湘军，就这样送给人家成为发家的资本，然后，这个过气的统帅，就会随着时光的消逝，黯然失色。
他的心情悲苦到了极点。
但有什么办法呢？耗着，也就只能这样耗着。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他更加崩溃。1857年2月，他的父亲死了。
闻此噩耗，曾国藩向咸丰上折请求丁忧。
他不等咸丰批复下来，就带着两个弟弟离开江西，径自回家。
当时，湖南湖北两地官场，一时哗然，纷纷指责曾国藩没有得到圣旨批复就撒手不管了，这分明是撂担子，发脾气，不负责任。特别是左宗棠，对他破口大骂。
蹊跷的是：咸丰没发脾气。他批了曾国藩三个月假期，赠奠银四百两，要他休假期满后，仍回江西督办军务。
咸丰为什么没发脾气呢？
咸丰觉得江西事务的安排，你曾国藩既然在奏折中交代得清清楚楚，那么，早点回家治丧也是应该的。因为咸丰也觉得欠了曾国藩一点什么：前番母丧，没守孝就出来了，今番父丧，早点回家也是情理中事。
还有一层意思：你在江西也没搞出什么名堂来，要回去就回去吧。
只是最后叮嘱了他一句：三个月后，仍回江西。
三个月之后，曾国藩给咸丰上了一道折子，要求在家终制。
咸丰说：再给你几个月假吧。休息好了，还是回江西。
曾国藩看到了一丝希望，咸丰还是没有彻底抛弃他，于是，他想和皇上谈谈知心话，希望皇上理解他的苦衷。
他很真诚地写下了如下一段话：
我最尊敬的皇上，请您耐心地读完我的贴子。您知道吗？我此刻的心情，就像风雨中的长江，一泻汪洋，就像婴儿之于慈母，白云之绕山岚，我有多少话儿要向您倾诉！我为这个头，实在是勉为其难。我无权无势，名为带兵侍郎，实质上不如一名提督有实权，我带的兵，虽然能保奏官阶，都是些空顶子，手下人没得什么实惠，所以要他们为我卖命，我也有我的难处。我没有行政大权，筹饷的事，都要经过地方官，粮饷难保证，几乎是向他们乞求，等同讨米叫花。我的官名官印常常变化，朝廷又不与地方通气，工作不仅得不到地方支持，有些人借此奚落我、耻笑我、侮辱我，我实在难以忍受。
当然，最终诉求是：我没实权，你应该给我一个巡抚或者总督的实权，我才好做事。
曾国藩说的没有半句假话。有职才有权，有权才有为。自古如此，永恒真理。
咸丰看了折子，非常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要求。
曾国藩万万没想到咸丰如此绝情。失落、悲愤、无望塞满了他的脑子。他的牛脾气来了，干脆来个“你做出初一，我就做得出初二”。他给这个绝情的皇帝回了一个折子，说：我就在家终制，以后，我也不出山了，湖北也好，江西也好，我所有的事都不管了。
天下缺了你，地球就不转了？
不管就不管，咸丰冷处理。不跟你玩嘴皮功夫了，直接回答：同意。
那么，咸丰为什么绝情呢？
这得从另外一桩事情说起。
咸丰接到了江南大营和春的密报：值此天国内讧，我等江南江北两营，决意联手端掉洪秀全的老巢。石达开已出走，城内非常空虚。
另一份密折是官文报来的：李续宾部已扫清湖北境内鄂州、黄州、大冶、蕲水、兴国、广济、黄梅之匪，正进军九江。
形势正发生重大逆转。
所以咸丰毫不客气地回批道：着曾国藩开侍郎缺，在籍守制。
曾国藩备感失落。
又急又闷
曾国藩又气又恨，却无可奈何。
从此，他成了一名山野村夫，天天与青山相伴，与野老相处。
如果春风得意，衣锦还乡，他还可以到处走走，访亲问友，听听一片恭维声。可官场中人都知道曾国藩与咸丰谈崩了，很少有人来访他。乡野村夫，又觉得他是朝廷大官，不敢轻易去打扰。他积愤于胸，整日郁郁寡欢，脾气也变得暴躁了。有一天，曾国荃夫人请道士在家中驱鬼，半夜深更，道士念念有词，扰得人睡不着，曾国藩爬起来，对着弟媳一顿责骂。
曾氏守孝的房子叫思云馆。
他在给别人的信中，写得非常悠闲自在，说就住在这座平房里，写写文章，教教子侄功课，也会会来客。
其实，他的心里比任何人都急。
他生怕形势迅猛发展，让别人摘了桃子，自己终老山林。
有些史学家引用曾国藩的好朋友欧阳兆熊的话，说曾国藩在山居的日子，反省了自己的人生，比如从程朱到法家，再从法家到庄老，完成了人生三大转折。
1857年8月，新任江西巡抚耆龄奏请曾国荃复往江西带兵。此时，湘军水师在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的合作下，内湖水师冲出鄱阳湖，与外湖水师会合一处，水师又成一支劲旅。形势越来越好，曾国藩不免惆怅。
曾国荃来问阿兄的主意。
曾国藩只说了一句话：尔非朝廷命官，无须守孝三年。
他急急忙忙催着老弟上路。
他毕竟关心战事，有了阿弟这根线，前线战事，他才好遥控。
9月的一天，来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叫周俊大，湘乡上里人，曾经和曾国藩是同学，同中秀才。周秀才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处境，快五十岁了，没有半点功名，能不能去军中效力，弄个九品八品功名。
曾国藩心软了，说：你暂且回去，去军营就不必了，我帮你想想办法。
于是，他写信给曾国荃，列上姓名，叫他下次打了胜仗，把此人混在其中报上去。
过了几天，他妹夫带郎中给他来看病。他又觉得对不起妹夫一家，又写信给曾国荃，说有机会，把妹夫也报个功名。
大约快过年了，曾国荃一下从军营中寄回三百两银子，曾国藩写信给弟弟，说：你寄回来的银子实在太重要了。现在我住家，才知道家中的用度其实非常紧张，我以前每次寄给家里的钱太少了，太对不起父亲与兄弟们。那是因为没有办法，我一出山，就声明“不爱钱，不爱官，不爱权”。你现在在军中，收入与李续宾等人相当，寄这么多钱回来，也不为过。
曾国藩在这段日子，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他变得更现实。
比如胡翼林，通过湖北新政后，手中有钱了，他笼络将领的办法是：每次到营中拜访各位将领，就是见面就送上五百两、一千两银子给营官，说你们辛苦了，将士因此“乐而效命”。
而他的弟弟曾国荃更绝：每攻一座城，他放手让手下兵勇大肆抢劫，申请军功时，又放肆造假，没到过军营一天的，只要你报上来，他都帮你报上去，所以，他军中士兵还没出生的儿子，取个假名，也有功牌。军中皆大欢喜，每攻一城“将士冒死以进，敌为之惧”。
曾国藩反省，为什么胡林翼在湖北弄得那么好。胡林翼竟然能与官文那种昏庸的满人打得火热。胡林翼不会打仗，却能团结将士为他拼死效营呢？
也许这就是自己的原因了。自己太过于傲气，不擅长与各种各样的人周旋。连皇上也敢得罪，这种性格让自己吃了大亏。今天的处境，就是性格带来的苦果。
所以，他决定：如果有出山的机会，一定要痛改前非。
只是这种机会很遥远，咸丰似乎已忘了他，朝廷也似乎忘了他。甚至整个官场也差不多忘了他。只要有故人来访，他就非常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