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其文学生涯中，以她的天赋和对生活的感受，创作出了独具特色的作品，为20世纪40年代的文坛增添了一束奇葩。纵观张爱玲的小说，确是一幅封建社会大都市生活的风俗画。这幅风俗画不只以描摹风月山水来体现，还通过对这个社会中人物内心的刻画，特别是变态心理的刻画，对行将灭亡的社会予以展示。
几千年以来，封建的等级观念、伦理道德，紧紧地束缚着劳动人民的手脚，维护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当社会发展到半封建半殖民地时，这种积淀愈来愈浓，而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实又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污泥浊水蓄积了起来。金钱，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主宰一切的法宝。中国黑暗的大都市，金钱至上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至上，可以使有钱的男子为所欲为，玩弄女性的话，那么，有钱女子也可以肆意纵欲，寻欢作乐。那些年逾耳顺的富翁和徐娘半老的阔“小姐”们的骄奢淫逸的生活，在张爱玲的笔下都被刻画得淋漓尽致。
文学作品是对现实的不同形式的反映。反映现实的深刻程度取决于作家的生活阅历和认识深度。张爱玲的小说中，处处可见作家自身的影子。她把自己阅历、观察、认识的结果倾注到主人公身上，以主人公那貌似微波粼粼的生活，显示洪涛大浪的社会。张爱玲出自一个官宦世家，但至父亲一辈已大大衰落。父亲吸鸦片、嫖妓女、恶习深、性情坏，夫妻不和愈演愈烈，终于离婚。不久，父亲又娶了后妻。后来，张爱玲因反抗****的父亲和后母的虐待，曾逃离家庭。孩童时的心灵重创，成人后对生活的观察与认识，使她笔下出现了曹七巧、梁太太、流苏、聂传庆等人物。诚然，这些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围绕着他们所发生的都是一些家庭琐事，可作者正是通过家庭“细浪”来反映社会“大潮”。
张爱玲在笔端纸上，无不表示对现实的忧思。如果说鲁迅先生以他那犀利的笔锋，通过塑造狂人、祥林嫂等形象，抨击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张爱玲则借对曹七巧、聂传庆、梁太太等人物的描写，撕破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面纱，使黑暗的社会大曝光，让人们认识其本质。她高超的人物描写技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文学是人学，文学又是心灵学。文学写人主要是表现人的心灵。只有写好人的心灵，才能在本质意义上写好人。张爱玲的小说大部分是心理小说，因此，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性格刻画上，着力于深究“一个人内心的曲折”，力求从人物心灵这个无限广袤、无限深邃的领域进行灵魂的探险，追求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描写病态社会中人的变态心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具有审美价值，当然跟它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内容有关，但更重要的却是因为她以审美的形态展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使读者与人物的心理在产生共鸣中达到对位效应。
二是参考对照的手法。作者通过对人物性格的剖析，展示出人物心理中交织着的若干差异面。采用参考对照，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写人，不但写出了人与人的对照，而且写出人物自身的对照。《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他在外生活圈受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温文尔雅，道貌岸然；在内生活圈又背弃封建伦常秩序，放纵****，玩弄女性。外生活与内生活，犯罪感与快乐感，意识与潜意识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构成了佟振保这个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三是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大量地运用形象的比喻和朦胧的暗示，以唤起读者的“类似联想”。有意识地把对景物的客观描写和自己的主观情感融合在一起，构成独特而深邃的意象，加浓了作品的象征色彩。《金锁记》中写曹七巧对季泽倾吐衷情时的神态：“她睁着眼直勾勾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蝴蝶标本”即是一个独特的意象，它让人想到的不只是曹七巧此时的神态，还有她的整个生活和命运。《金锁记》开头的“年轻人”与“老年人”的比照；“陈旧而迷糊”与“大、圆、白”的比照，启发人们联想，含蓄地写出了怪诞和丑陋的社会，给人们留下不同的印记。同时渲染出一种黯淡、悲凉、沉郁的氛围，暗示出主人公七巧一生不幸的悲惨命运。结尾又与开头照应，意蕴隽永，令人回味。这样的描写，在她的小说中随处可见。
毋庸讳言，张爱玲的作品由于基调苍凉沉郁，使作品渗透着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这是因为作者面对日寇的铁蹄正在蹂躏着我国的大片领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斗争缺乏认识，看不到光明，使作品隐约流露出消沉情绪。但是，她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上，却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为我国现代文学画廊增添了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