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虽然刚刚四十六岁,但鬓角已经有了很多白发,但白发不代表颓败,我知道,当前这点挫折绝不会难倒他。十几年商场的磨练,已经造就了他钢铁一般的意志,加上不苟言笑的冷峻,让他更具一种沉着冷静的将帅风范,彰显出成功男人的成熟魅力。在这一点上,我永远也赶不上他。在和大家讨论公司面临的困境的时候,大哥一言不发,但从他的眼神里,我知道他已经找到了解决题的办法。首先,他亲自到在施工中死伤的工人家中安抚慰问,并按本地最高赔偿标准向他们发放了抚恤金,然后派人远赴吉林到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秘密走访,不惜重金打通了相关关节,对施工安全重新检测,停产危机暂时解除。与此同时,又派负责与那家国营石化企业联系的业务员去企业老总家里走了一趟,承诺将出资邀请他们企业的高层领导到我们省的著名文化旅游区旅游,并策略性地将一张光盘送给了老总,而那张光盘完整记录了他在此项工程中收受巨额贿赂的全过程。不久之后,那家企业的货款就如数打到了我们公司的账户上。
大哥从容地处理了业务上几件棘手的事情之后,才发现我管理的那块配料生产业务已经大不如前,不仅产品质量出了不少问题,收到客户好几份投诉文件,而且账目也有些混乱。面对大哥的质疑,我只能说,我不想勉强自己做下去了。我觉得我的心气已经耗尽了。大哥皱紧了眉头。我想,他肯定对我非常失望。但我并不在乎这些,在林珊死去的时候我就已经萌生退意。
临近年关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在弥留之际,他颇有感慨地说,活了一辈子,总算明白了,有什么能比家庭和睦和家人健康更重要的呢……埋葬了父亲,我万念俱灰。在父亲墓前磕了三个响头之后,我回身对还没有从悲伤中缓过来的母亲说,我想离开一段时间。母亲说,你要去哪里?我说,我也不知道……
大哥最终答应了我的要求,并答应给我三百万现金。我说,我用不了那么多,我身上的几万块钱应该足够我吃饭和安顿自己未来的生活了,更何况,我还能挣。我只想离开这里,因为我忘不了一些事情,那些过去的影像会让我窒息。
在母亲的一再要求下,我接受了那张存了一百二十万的银行卡,而把另一张一百八十万的卡退给了大哥。在除夕之夜,新年的钟声响过之后,我在林珊的遗像前蹲下身子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收拾好简单的行装,准备离开。初一到母亲那里向她老人家拜过了年,对着流泪的母亲和父亲的遗像磕了三个头,然后说,我走了。母亲说,在外面不好过的时候就回来。大哥也说沉着脸说,别忘了你还有个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这句话让我的眼泪没有忍住,顺着腮帮流下来。我在心里对母亲说,好在还有大哥照顾您,您就当没有我这个不孝的儿子吧。
我想,我可能永远也不回来了。
除了家人,我没有与其他任何人告别。
至于去哪里,我在到达车站买票的时候才做出了决定。其实,对我来说,只要离开这里,到哪里都一样,具体去哪座城市,已经不重要了。
我来到了南方这座巨大的城市,试图在喧嚣中寻找一份安静,但在我即将做到的时候,却遇到了袁琳。袁琳的出现打乱了我一度归于沉寂的心,甚至使我一度对自己的自我救赎方式产生了动摇。我承认,在这里呆了一年多之后,袁琳的出现是一个意外……
袁琳和王春树的公司重新步入了正轨。当然那也应该是我的公司,我甚至可以算那家小公司最大的股东了。但我并无意去干涉公司的经营。
自从经历了那场被骗风波之后,王春树已经不太相信一夜暴富的神话。他现在做得很踏实,很小心,再小的业务也不会轻视,再大的业务也不会忘乎所以。这应该算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心态了。这对他未来的发展有好处。自从那天袁琳挥泪离别之后,我们就没有再出现超越朋友关系的举动。或许,她已经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归宿。
有一天我忽然收到了袁琳打来的电话,她说,上次被骗的那个案子已经破了,那个所谓的韩国华商已经被抓住了,他不过是黑龙江的一个农民,从小在外闯荡,纠结了一帮臭味相投的家伙,做了不少坑蒙拐骗的勾当;案子虽然破了,但货款已经被他们挥霍得所剩无几,我们拿到手的钱只有十几万,不到全部损失的十分之一。
我说,这已经不错了,最重要的是花钱买了教训,坏事未必不能变成好事。
她说,也对,本来也没指望能把那些钱找回来。她又说,不管怎么样,这件事也算有了结果,值得庆贺一下,我们好久没见面了,我想见见你。
我说,当然可以,晚上你叫上春树我们一起去吃火锅吧。
她说,王春树不在,他去湖北出差了,昨天走的……你就那么怕单独见我吗?
听得出她有点委屈。
我笑了笑说,我们上次不是说好了吗?既然已经明确了我们是朋友关系,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即使单独见面,我们也还是朋友。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怀孕了。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她怀孕了?那就证明婆婆对她没有生育能力的怀疑是错误的。还有,她怀的是王春树的孩子?还是……想到这里,我脑袋“嗡”地响一下。
她说,前两天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才知道的,已经快两个月了,上个月例假没来,我以为像以前一样属于并月,但没想到竟然是怀孕了……是你的孩子,我和王春树还没有那回事。听得出来,她很兴奋。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她继续说,我想要这个孩子,不管男孩女孩,不管你管不管他,我都要生下来。
我稍微清醒了一点,说,但如果生下这个孩子,你和春树怎么办?
她说,王春树是个骨子里很传统的男人,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肯定不会接受我带着这个孩子和他成家;算了,不想那么多了,反正我要这个孩子,谁也阻止不了我……我还是希望你能接受这个孩子,也许这个孩子更需要一个完整的家。
我说,我得好好考虑一下。
她说,你好好想一想,好吗?我们在一起一定会幸福,我们的孩子会很聪明,很漂亮,将来会上小学、中学,然后考大学,我们还要让他读硕士甚至博士,一定要让他有一个最好的前程,等我们老了的时候,就由他好好孝顺我们……
她像孩子一样憧憬着她设计的美好未来,我心里也陡然充满了温暖。
六点下班之后,我回到家,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袁琳的影子和她对我说过的那些话,我的心贮满了从来没有过的温柔,我心底某个死结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松脱了。或许,我所一直想拥有而从来没有得到的东西就在眼前,我所寻找的自我救赎因为这一刻的温情扭转了方向。谁能说袁琳和她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拯救我逃脱噩梦与深渊的救世主呢?
我的电话又响了,是袁琳的号码。我从床上坐起来,按住自己“咚咚”乱跳的胸口,按下了接听键。电话里的声音有点嘈杂,但袁琳浸透了柔情的声音还是很清晰地传来,她说,你知道我在哪里吗?
我说,你在哪里?
她笑了起来,说,我买了好多好吃的,等会儿我还要给你做我最拿手的水煮鱼,你打开窗子就看到我了。
我走到北面的窗子前拉开窗帘,窗外一百多米处是宽阔的马路,袁琳就站在马路对面向这边张望,她穿了一身白色的连衣裙,提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大方便袋,脖子上粉色的丝巾在微风中轻轻飘拂。
我打开窗子,向她挥挥手,她也笑着挥了挥手,然后小跑着穿越马路,就像一只欢快地飞起来的蝴蝶。正在这时,一辆红色跑车从大路拐角处呼啸而至,直冲已经跑到马路中间的袁琳而来,我大喊着袁琳的名字让她躲开,但是一切都迟了,伴随着一阵尖厉的刹车声,袁琳的身子像一片被大风卷上半空的树叶一样在空中翻转了几圈后落在了马路上。
我发疯一样打开门奔下楼去,跑到袁琳身边的时候,周围已经聚集了好几个人。我从地上抱起已经瘫软的袁琳,给她拢了拢散乱地遮在脸上的头发,抹掉嘴角流出的鲜血,呼唤着她的名字,但她一点反应也没有,我抬头对身边的人嘶喊,求求你们,快叫救护车……
我看到太阳的余晖把天边的云彩染成了红色,就像一片铺洒开来的殷红的鲜血。
从袁琳被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开始,我就闭上眼睛为她祈祷,此刻我相信上帝,也相信佛祖,我向他们祈求为袁琳也为我赐福,只要能救活她,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在苦苦等待了六个小时之后,手术室的门开了,插了输氧管挂了吊瓶的袁琳被护士推进了特护病房。除了眼睛、鼻子和嘴巴露在外面之外,她浑身缠满了绷带。我抓住医生的手,问,她怎么样了?有危险吗?医生神情凝重,解开口罩,用纸巾擦掉额头上的汗水,盯着我的眼睛,说,伤得很重,能不能醒过来,现在很难说,希望能出现奇迹吧……
我跪在床前,望着袁琳沉睡的面庞,握住她有点青紫的手,流着泪在心底默默对她说,袁琳,你一定要活过来,我爱你!你身体好了,我们马上结婚……
我抬头时看到了墙上的电子万年历,今天是八月二十五日,我忽然意识到,明天就是我三十五岁的生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