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整个的南北局势来看，这一次进攻山东的失利，对大局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山东军区虽然失利，但并未溃败，兵力损失并不算大，而且由于是主动进攻一方，自已的领土也并没被清军占领，相反还有所扩大。而且清军在山东的兵力也被进一步削弱，因此在中华军撤退之后，也无力发动反击，可以说山东的局势和战前相比，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甚致中华军还要略好一点，只要是总结好这一战的的经验教训，还可以再向山东发动进攻。
另外就在山东战役发生的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北方的局势，也发生了有利于南京政府的极大变化。
原来在北方各地的农民起义，原明官员反正爆发的十分频繁。
首光是在山东地区，继谢迁起义之后，在山东西南部与河北大名府交界一带的曹州、濮州、范县等地区也爆发了以任七、张七为首的农民起义，同时清廷的曹州守将，也是原明总兵刘泽清的旧部，李化鲸、郑隆芳、姚文昌等人也响影起义军，以曹州为驻点，起兵反正, 举起了反清的大旗。
而在陕西神木县，也发生了高友才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声势大振，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连续攻取了陕北地区的十九个州县，并委任了巡抚以下的各级文武官员。同时原明将领，出任清廷的延安营参将王永强，也借着带兵赴神木、府谷等处平乱之机，起兵反正响应，占领了陕北的重镇榆林，杀死了清廷的延绥巡抚王正志、延绥总兵沈文华、靖远道夏时芳等官员，并自称招抚大将军.随后王永强又引兵南下，会同留守延安的原明将王永镇，占领了延安，杀死清廷的延安知府宋从心, 以廷安、榆林两地为基础，与高友才的义军互相呼应。
与此同时，甘肃回族将领米喇印、丁国栋、黑承印等人也在甘肃地区发动了反清起义，连克甘州、凉州、肃州等地，清廷的甘肃巡抚张文衡、甘肃总兵刘良臣、肃州副总兵潘云腾、凉州副总兵毛镔、甘凉道林维造、西宁道张鹏翼等地方官员都被擒杀。接着米喇印、丁国栋等人引兵东进，攻破兰州，杀同知赵冲学、知县赵翀；连克临洮、河州、洮州、岷州等地。这一次起义，参与的不仅有汉族百姓，也有大量的回族百姓，也反映了甘肃等地区的回民对清廷的暴虐统治严重不满。
不过在北方各地的反正起义中，反清声势最为浩大，范围最广，同时也是对时局影响最大，还数在山西发生的原明将领，清廷的大同总兵姜瓖起兵反清。
姜瓖是陕西延川县人，原来是明朝挂镇朔将军印大同总兵。在崇祯十七年（1644 年）三月，大顺军攻克太原后， 姜瓖投降了大顺军，李自成仍然让他镇守大同。同年五月，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之后、姜瓖又发动叛乱，杀害大顺军守将张天琳，归附了清朝。姜瓖降清之后，仍然还是继续充当大同总兵，并且曾随英亲王阿济格西征，在镇压陕北大顺军高一功等部时，表现颇为卖力。
不过在姜瓖降清之前，因为并不了解清廷有入主中原的意图，因此在大同拥立了一个名叫朱鼎珊的明朝宗室为王，以号招人心，而这一事件也使清廷对姜瓖始终难以放心，对他多方质疑，并且还命姜瓖将长子送到北京入朝侍卫，实际就是充当人质。
姜瓖自以为不费清朝一兵一卒，把大同地区拱手献给了清廷，接着又在陕西榆林击败大顺军，不仅功高无赏，反而备受猜疑，因此也憋了一肚子怨气。
在北京暴乱发生之后，清廷虽然最终决定对百姓以安抚为主，但对手握军权的汉族将领猜忌益深，而大同地区的清朝官员又奉命征集粮草，急如星火，使百姓怨声载道，对姜瓖也多有指质其征催钱粮不力，怀有异心等等。
而就在这时，中华军的水军袭击大沽口，山东地区又发动对清的进攻，姜瓖本来就对清廷十分不满，这时也觉得机会来了，于是乘宣大总督耿焞等人出城验草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下令易冠服，并自称大将军，公开揭起了反清的旗帜。
姜瓖在大同举义反正之后，山西各地的汉族官绅纷纷响应，原明大学士山西曲沃人李建泰，原明宁夏巡抚李虞夔等人也都在家乡积极策动乡绅共襄义举反正。
另外还有原明将领刘迁、万练等人也起兵响应，速度占领了宁武、岢岚、保德州、代州、繁峙、五台等州县之地。在山西东南，有胡国鼎、陈杜、张斗光等人起响应，攻克泽州、平顺等地。而在山西西南，蒲州到陕西韩城一带，也有虞胤、韩昭宣、李企晟等闻风响应，克陷蒲州及蒲属临晋等县。
结果在在很短的时间里，山西全省除了省首府太原和少数城池外，差不多都被反正的义军占领，同时姜瓖还派人潜入南方，和商毅联络，希望能够得到商毅的影响和支持。
在这一糸列的起义反正中，最大的特点是，并不是像一般的农民起义一样，只有农民参与，或是以农民为主体。而且在农民起义爆发之后，很快就有大量的原明官员和将领广泛的参与其中，由于他们都居有相当的军政经验和能力，因此在短时间內，也将起义反正的声势造得非常大。
另外这一糸列的起义反正表面上看来，还是北京爆乱的余波，但从根本上来说，是北方的汉族人对清廷统制不满的一次集体大爆发。
本来在明朝灭亡之后，由于大顺政权的施政不当，对占领地区的官绅地主实行的追赃助饷政策，黄河流域一带的汉族官绅一度受到大顺政权的沉重打击。因此在清廷入关，击败了大顺军之后，也公开表示，维护当地官绅的既得利益，北方的许多地区的官绅地主，也把清廷看成维护自身利益的新靠山。同时清廷打出的“代明剿贼”，“吊民伐罪”等旗号，也起到了一些收垄人心的效果。
因此在清廷刚建立时，在北方反抗清廷的基本是以农民起义为主，而汉族官绅基本都选择投靠清廷，并且积极帮助清廷攻击大顺军，以及镇压反抗清廷统治的农民起义。在这样的情况下，清廷才能够迅速的平定北方，连续击败大顺军，并逼迫大顺军南下。
如果清廷在这个时候能够抓住这一时机，稳定人心，完全可以使自己在北方的统治稳定下来，就算南征失利，也可以立足北方，形成南北对持的局面，但可惜随着清廷在北方统治稳定之后，错误的推行了一糸列的错误政策，如剃发令，圈地令，逃人法，投充法等，而在政治上又推行民族歧视政策，重满轻汉，而在汉人之中，又重辽人而轻新附汉人。使北方官绅地主的尊严和利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因此他们在政治态度上随之发生分化。
尽管还是一部分官绅忍气吞声的乞怜于清廷；但有相当一部分官绅在由依附清廷转变为公开、秘密反清活动，或者是反清的想法，包括有许多一开始公开投降清廷的原明官员。而在这时，南京政权也随之成立，也成为不少北方的汉族官绅的希望。
北京爆乱的发生只是第一根导火索，使许多在清廷并不得意的原明官员、武将，也都认为清廷实力有限，自己大可一试身手。也不少人由此而开始有了起事反正想法；而中华军攻破大沽口是第二根导火索，让人们见识到中华军完全有能力向清廷发动进攻；而中华军在山东发动对清廷的进攻以后，也让北方的汉人明白，中华军准备大举北伐了，因此反正举事起义的爆发也成为推倒的多米若骨牌，一爆而不可收拾。
当然从地理位置来看，山西紧靠京师，因此姜瓖在大同举义反正，对清廷的威胁极大。毅虽然知道，姜瓖本身不过是一个反复无常之辈，这次举兵反正，也并不是出于什么民族大义，纯粹是出于对清廷的崇满歧汉政策不满，自己在清廷不受重用，再加上现在南北局势己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廷的统治并不那么稳定，因此才起兵反正，在这乱世中再投机一把。
但无论姜瓖举义反正的动机会如何，在客观上是有利用中华军对清廷的进攻，因此商毅和南京政府内阁、统战部经过商议之后也决定，向清廷发动全面进攻，于是统战部也正式下令，湖广军区的司令部，立刻出兵进取南阳，进而收取洛阳；淮南军区也马上出兵，向宿州、毫州一线平推，然后进取徐州；而南京军区做为预备兵力。
而山东军区，仍然继续岀兵，进取兖州、济南，配合另外两路的进攻。同时商毅又下令，让驻守海州的郑成功部，率军进入山东，增加山东战区的兵力，协助山东军区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