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要有意境与才力。意与境又自不同，而才力则所以运用意境者，此不可不知也。古人谓“诗穷而后工”，又谓“愁苦之辞易工，欢愉之言难好”。世之为诗者，往往误解此二义。其实所谓“穷而后工”与“愁苦之辞易工”者，盖入世不深，则不足以尽人间之变，而喜、怒、哀、乐之情，动与其境遇相为表里。曰“穷”，曰“愁苦”，言其极也。境不极则情不真，纵或能工，抑末矣，非必教人以叹老嗟卑为工，以伤贫怨别为穷也。故又谓“诗以言志”。前者言其境，而后者言其意。凡人之哀乐过人，或怀抱与人殊，皆境为之也。境之极而意于是乎出，其诗始工，亦由其情之真也。若乃所处非古人之身世，但蕲其貌似古人，非仅丧真，且并失古人之真，其所得止于古人面目之伪而已。此宋以后诗之所以日衰也。
唐宋两代诗，先后媲美，无所轩轾。以言其工，突过汉魏，直接《三百篇》。何者？其意境固已极前此之世变与人事，而诗之才力又足以发其变。所谓“柏梁体”，所谓建安七子，不若是也。柏梁体特应制诗之****，其本已拨。建安七子虽遭逢丧乱，其人物大都委靡颓废，徒知标榜豪放与清高，开六朝亹亹之风。中华民族性之不振，魏晋之诗，亦有以毒之也。晚近浅者，溺古不返，遂以为诗愈古则愈工，宋必不如唐，唐必不如汉魏六朝，而《三百篇》、《离骚》，莫敢议其一字者。吁，何其陋且固欤！
一代有一代之文物典章，而文物典章所被，人情与风俗亦因而异。形诸诗歌，宜表其真实。春秋、战国人之生活，不同于三皇五帝时代；汉魏六朝人之生活，又不同于春秋、战国时代；而唐宋元明人之生活，则又与汉魏六朝时代不同。清戊戌维新，迄于民国，远沿五口通商之旧，近经辛亥与丁卯革命之变，文物典章，几于空前。生活之因革，虽或矛盾杂陈，要其于人情与风俗之推移，实为有史以来之创局。苟诗人于此，懵焉无睹，行今人之行，而言古人之言，人人自以为陶、谢、李、杜，其去陶、谢、李、杜益远矣。
诗者，民间歌谣之变也。自政尚帝制，仕皆儒冠，而诗始为士大夫阶级所独有。浸假至今，末贵本贱，士大夫驵僧相为狼狈，民困于生，举莫能读书识字。于是诗之为物，驵僧亦负之以趋，以与士大夫游咏，转于劳民无舆矣。惟其如是，民间之疾苦，遂不得见于诗。而此辈士大夫驵僧，身委质于异族与豪强者之间，衣于斯，食于斯，寄生于斯。民间之呻吟，异族与豪强之刀俎，彼方踞以资富贵，欲求其表暴今之生活舆时代，又岂可得哉？此无他，情与意之真者蔽于其境，而境之真者，金掩之矣。
清同光以来，为诗者号祧唐祖宋，而大都取法于荆公、后山、山谷、简斋、宛陵、诚斋诸人。其尤笃古者，则高言杜、韩，或王、孟、韦、柳。然一究其实，祖宋则近似矣，祧唐则未也。抑所谓祖宋，亦仅从句法着眼。其弊之极，肉胜于骨；以骨胜者，又往往撏撦绪古人之枯骨，而张之以皮。顾所以致此者，真感苦少，其意境又皆囿于古人之意境也。彼盖不解宋人诗皆自唐贤变化而来，所不同者，唐人任自然，而宋人力求不苟。试一寻绎，则恍然于宋人每以汉魏与唐人古体诗之句法，蜕为今体，南宋诗尤多近于晚唐。宋人中才思较富，而气力横绝者，能接杜韩之骨，如荆公、山谷、后山、诚斋、放翁皆然。简斋、宛陵，则前者袭杜韩之皮，而后者刺取王、孟、韦、柳之骨。之数子亦间参陶、谢，此又不可不知也。
同光诗人什九无真感，惟二张为能自道其艰苦与怀抱。二张者，之洞与謇也。之洞负盛名，领重镇，出将入相，而不作一矜夸语。处新旧变革之际，危疑绝续之交，其身世之感，一见于诗，视謇尤真挚。如《九曲亭》云：“华颠文武两无成，羞见江山照旆旌。只合岩栖陪老衲，石楼横榻听松声。”《焦山观宝竹坡侍郎留带》云：“故人宿草已三秋，江汉孤臣亦白头。我有倾河注海泪，顽山无语送寒流。”《读宋史》云：“南人不相宋家传，自讠羽津桥警杜鹃。辛苦李虞文陆辈，追随寒日到虞渊。”《崇效寺访牡丹已残损》云：“一夜狂风国艳残，东皇应是护持难。不堪重读元舆赋，如咽如悲独自看。”《中兴》云：“流转汀湖鬓已皤，重来阙下抚铜驼。故人第宅招魂祭，胜地林亭掩泪过。前席颇怜非少壮，小忠犹得效蹉跎。神灵今有中兴王，准拟浯溪石再磨。”诸作皆沉郁苍凉，其感叹之深，溢于言表。盖之洞夙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丁满清末造，知国事之不可为，其主张之无补于危亡，而身为封疆大吏，又不得不鞠躬尽瘁以赴之。后二首居宰辅时之作，时势益艰，故危苦益甚。浅者讥之洞之诗有纱帽气，不惟不知之洞，且不知诗矣。之洞于各体诗并工绝，其五七言古体诗，直可与荆公抗手，无能高下。
民国以来作者，沿晚清之旧，于同光老辈，资为标榜，几于父诏其子，师勖其弟，莫不以老辈局日虾，而自为其水母。不知同光诗人之祖宋，与宋四灵、明七子之学唐，直无以异，盖皆貌其面目、声音，而遗其精神也。唐人以自然得其真与美、善，而四灵、七子，务刻划以蕲似于自然，背矣。宋人以充实矫平易浮滑之失，与唐人争胜。而同光迄于民国以来诗人，但彫琢以求充实，空矣。或谓同光诗人，如郑珍、江湜、范当世、郑孝胥、陈三立，皆不尽彫琢，能屹然自成其一家，固矣。然珍、湜实当咸同之世，不得列为同光人。当世、孝胥、三立，则诗才与气力，故自不凡。而孝胥诗情感多虚伪，一以矜才使气震惊人，三立则方面太狭，当世则外似博大，而内犹局于绳尺，不能自开户牖。以视珍、湜诗，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用，抑又次焉。即以珍、湜论，《伏敔堂集》且突遇《巢经巢》，此惟可为知者道之耳。
凡大家诗，必有多方面，千篇一致，仅是名家。故义山、放翁，造诣更在王、孟、韦、柳之上，其得于杜独多也。白香山之《长恨歌》、《霓裳羽衣舞歌》、《琵琶行》与其他七言古体，截然两人所作。而少陵五七言律与荆公七言绝句，又皆千声万态，绝不类出于一家之手。此其所以为大也。玉溪之前后《无题》，以及《锦瑟》、《碧城》诸作，皆从老杜之“雷声忽送千峰雨，花气浑如百和香”一首脱胎而出；而《写意》、《随师东》、《重有感》、《筹笔驿》诸作，皆渊源于老杜之“花近高楼伤客心”一首，其《春雨》、《楚宫》、《流莺》诸作，又老杜之“一片花飞减却春”二首之变化也。至乃“人生何处不离群”之作，则真与子美之“兵戈不见老莱衣”一首，神似极矣。放翁七言律，几尽杜之传薪，尤不胜枚举。惟放翁七言律方面之多，虽可与杜等量齐观，惜其五言律与古体，不能穷杜之美善。义山之逊于杜，亦以此。诚斋律绝，亦有讬根于杜者。七绝如“东风染得千红紫，曾有西风半点香”，与“要识早行奇绝处，四方八面野香来”，以及“夕阳不管东山暗，只照西山八九棱”等，皆自杜之“从今已后知人意，一日须来一百回”之句而来。而“乍暖柳条无气力，淡晴花影不分明”，则又自杜之“林花着雨胭脂湿，水荇牵风翠带长”而来也。
诗有三要：要深入浅出，要举重若轻，要大处能细，三者备可以为诗圣矣。深入浅出者，意欲其深，而语欲其浅；举重若轻者，句欲其重，而字欲其轻；大处能细者，格欲其大，而律欲其细。此等处，要能以技巧运用其才思与工力于意句中。古今诗人臻此者，李杜诗中，十居其六七。乐天亦庶几。前乎此者，则有陶潜；后乎此者，则有欧阳修、陆游。而清代之江湜，直与李杜埒。自余诸家，多为爱好之结习所累，惟昌黎荆公，有时能兼此三要。韩之七言律绝，荆公之古体及绝句，尤数觏之。昌黎古体中“山石荦确行径微”之类，亦其选也。王孟负盛名，而其诗之轻者，实多于重。以量而言，唐人诗于此较胜宋人。任自然则其出于不自觉者，往往造此。山谷诗，硬语盘空之作与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大处能细者各不相掩。而荆公亦有“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之语，则知其所以致力矣。东坡诗间有此境，惜浮滑之作稍多。后山则气力较逊。韩、孟并称，而孟多苦语，不能浅出。宛陵亦然。微之誉子美之博，而不知此正子美之短，非惟深出，亦失之铺张排比。若杜诗首首皆“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之类，与“夜深坐南轩，明月照我膝”之类，则虽《风》、《骚》亦有惭色。又语浅意深者，略举如工部之“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举重若轻者，略如太白之“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大处能细者，如义山之“帝有圣相相曰度，贼砍不死神扶持”各首，读者可以隅反矣。
六朝人苦学魏晋，得其神似。而建安七子手摹心写于《三百篇》，虽风致流美，音节渊然，终嫌其不类。盖《三百篇》之情感真挚，无附会语，子建、嗣宗辈，但倚才思，岂能相比？老杜称鲍照之诗，然鲍实不如谢。爱好太过，遂为所累。余曩读鲍集有《听妓》一首，为之失笑。妓何可听？“听妓”二字，实不辞之甚，正不必拾老杜牙慧，据为定论也。曹操诗不多，然于汉、魏、六朝人，当居首选，岂遂以人而废言乎哉！后人喜为汉、魏、六朝之诗，有辞无意，触目皆是。此以古人之情感与意境为情感意境，其本已拨，纵令为之而尽工，亦不外魏晋人之于《三百篇》。又其次则如四灵、七子之学唐。下焉者，直是晚近诗人之学宋者流，可一笑也。王闿运五言律学杜陵，古体诗学魏晋六朝，亦坐此病。故同一学杜，而梅村之五言律，回非湘绮楼所及。何者？梅村以亡国大夫而委蛇于两朝，其境遇甚苦，情感甚真，心迹甚哀，此所以直摩浣花之垒，而为古今五言律之泰斗也。但赏其工力，非能知梅村者。然梅村除五律外，其他各体皆不称。
今人用数韵，什九以坊间所刊行之《诗韵合璧》为准，于古体则韵相通，而于今体但墨守一韵，此大不通也。微论沈约所定诗韵，未足依据；即令依沈韵，亦无取规行矩步，如此之甚。盖《三百篇》及汉魏、六朝、唐、宋人之用韵，皆与沈韵有出入。质言之，则凡词韵可通者，诗韵皆可通；古体可通者，今体皆可通。此非余一人之私言也，亦非创见也，求之于《诗经》以迄唐宋名家诗集，指不胜屈。《诗经》犹可诿之曰古体，杜工部律诗，则固家弦户诵之今体也。然以工部之自信“老去渐于诗律细”者，其《又呈吴郎》云：“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相亲。即妨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襟。”则直以上下平之“真”“侵”韵相通用。又如苏东坡之《浴日亭》云：“剑气峥嵘夜插天，瑞光明灭到黄湾。坐看阳谷浮金晕，遥想钱塘涌雪山。已觉苍凉苏病骨，更烦沆瀣洗苍颜。忽惊鸟动行人起，飞上千峰紫翠间。”则更以上下平之“先”“删”韵相通用。此外唐宋诸贤，以“江”“阳”或“覃”“侵”通用于今体者，尤数数见，信知余之持论为是也。盖沈约浙人，音本不正。而后人困于帖括之学，文士求仕进，不得不为“试帖诗”，展转相沿，遂益不能自拔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