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第一
文字何以生也，生于人之智也。虎豺之强，龙凤之奇，不能造为文字，而人独能创之，何也？以其身峙立，首函清阳，不为血气之浊所熏，故智独灵也。凡物中倒植之身，横立之身，则必大愚，必无文字。以血气熏其首，故聪明弱也。凡地中之物，峙立之身，积之岁年，必有文字。不独中国有之，印度有之，欧洲有之，亚非利加洲之黑人，澳大利亚洲之土人，亦必有文字焉。秘鲁地裂，其下有古城，得前劫之文字于屋壁，其文字如古虫篆，不可识别。故谓凡为峙立之身，曰人体者，必有文字也。以其智首出万物，自能制造，不能自已也。
文字之始，莫不生于象形。物有无形者，不能穷也，故以指事继之。理有凭虚，无事可指者，以会意尽之。若谐声假借，其后起者也。转注则刘歆创例，古者无之。仓沮创造科斗虫篆，文必不多，皆出象形，见于古籀者，不胜偻数，今小篆之日、月、山、川、水、火、草、木、面、首、马、牛、象、鸟诸文，必仓颉之遗也。匪惟中国然，外国亦莫不然。近年埃及国掘地，得三千年古文字，郭侍郎嵩焘使经其地，购得数十拓本，文字酷类中国科斗虫篆，率皆象形。以此知文字之始于象形也。
以人之灵而能创为文字，则不独一创已也。其灵不能自已，则必数变焉。故由虫篆而变籀，由籀而变秦分（即小篆），由秦分而变汉分，自汉分而变真书，变行草，皆人灵不能自已也。
古文为刘歆伪造，杂采钟鼎为之（余有《新学伪经考》辨之已详）。《水经注》称临淄人有发齐胡公之铜棺，其前和隐起为文惟三字古文，余同今书。子思称今天下书同文，盖今隶书，即《仓颉篇》中字，盖齐鲁间文字，孔子用之，后学行焉，遂定于一。若钟鼎所采，自是春秋战国时各国书体，故诡形奇制，与《仓颉篇》不同也。许慎《说文叙》谓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今法、德、俄文字皆异，可以推古矣。但以之乱经，则非孔子文字，不能不辨。若论笔墨，则钟鼎虽伪，自不能废耳。
王愔叙百二十六种书体，于行草之外，备极殊诡。按《佛本行经》云，尊者棨黎教我何书（自下太子实为说书），或复梵天所说之书（今婆罗门书王有四十音是），佉虱卢叱书（隋言驴唇），富沙迦罗仙人说书（隋言华果），阿迦罗书（隋言节分），瞢迦罗书（隋言吉祥），邪寐尼书（隋言大秦国书），鸯瞿梨书（隋言指言），耶那尼迦书（隋言驮书），娑迦罗书（隋言牜孛牛），波罗婆尼书（隋言树叶），波流沙书（隋言恶言），父与书毗多荼书（隋言起尸），陀毗荼国书（隋云南天竺），陀罗低书（隋言形人），度其差那婆多书（隋言右旋），优波迦书（隋言严炽），僧佉书（隋言等计），阿婆勿陀书（隋言覆），阿{少兔}卢摩书（隋言顺），毗耶寐奢罗书（隋言杂），脂罗多书（鸟场边山），西瞿耶尼书（须弥西），阿沙书（硫勒），支那国书（即此国也），摩那书（科斗），末荼叉罗书（中字），毗多悉底书（尺），富数波书（海），提婆书（天），那罗书（龙），夜叉书乾闼婆书（天音声），阿修罗书（不饮酒），迦罗娄书（金翅鸟），紧那罗书（非人），摩睺罗伽书（天地），弥伽遮迦书（诸兽音），迦迦娄多书（鸟音），浮摩提婆书（地居天），安多梨叉提婆书（虚空天），郁多罗拘卢书（须弥北），逋娄婆毗提诃书（颇弥东），乌差婆书（举），腻差婆书（掷），娑迦罗书（糊），跋阇罗书（金刚），梨伽波罗低犁伽书（往复），毗弃多书（食残），阿{少兔}浮多书（未曾有），奢娑多罗跋多书（如伏转），伽那那跋多书（等转），优差波跋多书（举转），尼差波多跋书（掷转），波陀与佉书（上句），毗拘多罗波陀那地书（从二增上凶），耶婆陀输多罗书（增上句已上），末荼婆晒尼书（中流），梨沙邢婆多波恀比多书（诸山苦行），陀罗尼卑爪梨书（观地），伽伽那卑丽爪尼书（视虚空），萨蒲沙地尼山陀书（一切药草因），沙罗僧伽何尼书（总览），萨婆韦多书（一切种音）。《三藏记》云，先觉说有六十四种书，鹿轮转眼，神鬼八部，惟梵及佉楼为胜文。《西阳杂俎》所考，有驴肩书，莲叶书，节分书，大秦书，驮乘书，牜孛牛书，树叶书，起尸书，右旋书，覆书，天书，龙书，鸟音书，凡六十四种。然则天竺古始，书体更繁，非独中土有虫籀缪填之殊，芝英倒薤之异，其制作纷纭，亦所谓人心之灵，不能自已也。
《隋志》称婆罗门书，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义广，盖天竺以声为字。《槃涅经》有二十五字母，《华严经》有四十字母。今《通志囗七音略》所传天竺三十六字母，所变化各书，犹可见也。唐古忒之书，出于天竺元世祖中统元年，命国师八思巴制蒙古新字千余，母四十一，皆相关纽，则采唐古忒与天竺为之，亦迦虑之变相也。我朝达文成公，又采唐古忒蒙古之字，变化而成国书，至乾隆时，于是制成清篆，亦以声而演形，并托音为字者。然印度之先，亦必以象形为字，未必能遽合声为字，其合声为字，必其后起也。辽太祖神册五年，增损隶书之半，制契丹文字。金太祖命完颜希尹依效楷书，因契丹字合本国语为国书。西夏李元昊命野利仁荣演书，成十二卷，体类八分，此则本原于形，非自然而变者。本无精义自立，故国亡而书随之也。
欧洲通行之字，亦合声为之。英国字母二十六，法国二十五，俄德又各殊，然其始亦非能合声为字也。至其古者，有阿拉伯文字，变为犹太文字焉；有叙利亚文字，巴比伦文字，埃及文字，希利尼文字，变为拉丁文字焉；又变为今法、英通行之文字焉。此亦如中国籀、篆、分、隶、行、草之展转相变也，且彼又有篆分正斜大小草之异，亦其变之不能自已也。
夫变之道有二，不独出于人心之不容已也，亦由人情之竞趋简易焉。繁难者人所共畏也，简易者人所共喜也。去其所畏，导其所喜，握其权便，人之趋之若决川于堰水之坡，沛然下行，莫不从之矣。几席易为床榻，豆嵒易为盘碗，琴瑟易以筝琶，皆古今之变，于人便利。隶草之变，而行之独久者，便易故也。钟表兴则壶漏废，以钟表便人，能悬于身，知时者未有舍钟表之轻小，而佩壶漏之累重也。轮舟行则帆船废，以轮舟能速致，跨海者未有舍轮舟之疾速，而乐帆船之迟钝也。故谓变者天也。
梁释僧祐曰，造书者三人，长曰梵书，右行；次佉楼，左行；少仓颉，下行。其说虽谬，为文字之制，欲资人之用耳，无中行左右行之分也，人圆读不便于手，倒读不便于目，则以中行为宜，横行亦可为用。人目本横，则横行收摄为多，目睛实圆，则以中行直下为顺。以此论之，中行为优也。安息书革旁行以为书记，安息即今波斯也。回回字右行，泰西之字左行，而中国之书中行，此亦先圣格物之精也。然每字写形，必先左后右，数学书亦有横列者，则便于右手之故，盖中国亦兼左行而有之，但右行实于右手大不顺，为最愚下耳。
中国自有文字以来，皆以形为主，即假借行草，亦形也，惟谐声略有声耳。故中国所重在形，外国文字皆以声为主。即分、篆、隶、行、草亦声也，惟字母略有形耳。中国之字，无义不备，故极繁而条理不可及。外国之字，无声不备，故极简而意义亦可得。盖中国用目，外国贵耳。然声则地球皆同，义则风俗各异。致远之道，以声为便，然合音为字，其音不备，牵强为多，不如中国文字之美备矣。
天竺开国最先，创音为书亦最先，故戎蛮诸国悉因之。《西域记》称跛禄迦国字源三十余，羯霜那国、健驮罗国，有波尔尼仙作为字书，备有千颂，颂三十言，究极古今，总括文书。《八弦外史》及今四译馆所载，悖泥、文莱、苏禄、暹罗、吕宋诸国书，皆合声为字，体皆右行，并未原于梵书。日本国书字母四十有七，用中国草书为偏旁，而以音贯之，亦梵之余裔也。
声学盛于印度，故佛典曰，我家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又以声闻为一乘，其操声为咒，能治奇鬼异兽，盖声音之精也。唐古忒、蒙古及泰西合声为字之学，莫不本于印度焉（泰西治教，皆出天竺，予别有论，此变之大者也）。
综而言之，书学与治法，势变略同。前以周为一体势，汉为一体势，魏晋至今为一体势，皆千数百年一变。后之必有变也，可以前事验之也。今用真楷，吾言真楷。
或曰：书自结绳以前，民用虽篆草百变，立义皆同。由斯以谈，但取成形，令人可识，何事夸钟、卫，讲王、羊，经营点画之微，研悦笔札之丽，令祁祁学子，玩时日于临写之中，败心志于碑帖之内乎？应之曰：衣以揜体也，则裋褐足蔽，何事采章之观？食以果腹也，则糗藜足饫，何取珍羞之美？垣墙以蔽风雨，何以有雕粉之璀璨？舟车以越山海，何以有几组之陆离？诗以言志，何事律则欲谐？文以载道，胡为辞则欲巧？盖凡立一义，必有精粗，凡营一室，必有深浅，此天理之自然，匪人为之好事。扬子云曰：“断木为棋，梡革为鞠，皆有法焉。”而况书乎？昔唐太宗屈帝王之尊，亲定晋史，御撰之文，仅《羲之传论》，此亦艺林之美谈也。况兹《书谱》，讲自前修，吾既不为时用，其他非所宜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因搜书论，略为引伸。蒙子临池，或为识途之助。若告达识，则吾岂敢？
尊碑第二
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譬如子孙曾玄虽出自某人，而体貌则别。国朝之帖学，薈萃于得天石庵，然已远逊明人，况其他乎？流败既甚，师帖者绝不见工。物极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后，碑学中兴，盖事势推迁不能自已也。
乾隆之世，已厌旧学。冬心、板桥，参用隶笔，然失则怪，此欲变而不知变者。汀洲精于八分，以其八分为真书，师仿《吊比干文》，瘦劲独绝。怀宁一老，实丁斯会，既以集篆隶之大成，其隶楷专法六朝之碑，古茂浑朴，实与汀洲分分隶之治，而启碑法之门。开山作祖，允推二子。即论书法，视覃谿老人，终身欧、虞，褊隘浅弱，何啻天壤邪？吾粤吴荷屋中丞，帖学名家，其书为吾粤冠。为窥其笔法，亦似得自《张黑女碑》，若怀宁则得于《崔敬邕》也。阮文达亦作旧体者，然其为南北书派论，深通比事，知帖学之大坏，碑学之当法，南北朝碑之可贵，此盖通人达识，能审时宜，辨轻重也。惜见碑犹少，未暇发蒨，犹土鼓蕢桴，椎轮大辂，仅能伐木开道，作之先声而已。
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乾嘉之后，小学最盛，谈者莫不藉金石以为考经证史之资，专门搜辑，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于是山岩屋壁，荒野穷郊，或拾从耕父之锄，或搜自官厨之石，洗濯而发其光采，摹拓以广其流传。若平津孙氏，侯官林氏，偃师武氏，青浦王氏，皆缉成巨帙，遍布海内。其余为《金石存》《金石契》《金石图》《金石志》《金石索》《金石聚》《金石续编》《金石补编》等书，殆难悉数。故今南北诸碑，多嘉道以后新出土者，即吾今所见碑，亦多《金石萃编》所未见者。出土之日，多可证矣。出碑既多，考证亦盛，于是碑学蔚为大国。適乘帖微，入缵大统，亦其宜也。
泾县包氏以精敏之资，当金石之盛，传完白之法，独得蕴奥，大启秘藏，著为《安吴论书》，表新碑，宣笔法，于是此学如日中天。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祉，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
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
购碑第三
学者欲能书，当得通人以为师。然通人不可多得，吾为学者寻师，其莫如多购碑刻乎！扬子云曰：“能观千剑而后能剑，能读千赋而后能赋。”仲尼、子舆论学，必先博学详说。夫耳目隘狭，无以备其体裁，博其神趣，学乌乎成！若所见博，所临多，熟古今之体变，通源流之分合，尽得于目，盖存于心，尽应于手，如蜂采花，酝酿久之，变化纵横，自有成效，断非枯守一二佳本《兰亭》《醴泉》所能知也。右军自言，见李斯、曹喜、梁鹄、蔡邕《石经》、张昶《华岳碑》，遍习之。是其师资甚博，岂师一卫夫人，法一《宣示表》，遂能范围千古哉！学者若能见千碑而好临之，而不能书者，未之有也。
千碑不易购，亦不易见。无则如何？曰：握要以图之，择精以求之，得百碑亦可成书。然言百碑，其约至矣，不能复更少矣。不知其要，不择其精，虽见数百碑，犹未足语于斯道也。吾闻人能书者，辄言写欧写颜，不则言写某朝某碑，此真谬说，令天下人终身学书，而无所就者，此说误之也。至写欧则专写一本，写颜亦专写一本，欲以终身，此尤谬之尤谬，误天下学者在此也。
谓又有学书须专学一碑数十字，如是一年数月，临写千数百过，然后易一碑，又一年数月，临写千数百过，然后易碑亦如是，因举钟元常入抱犊山三年学书，永禅师学书四十年不下楼为例，此说似矣，亦谬说也。夫学者之于文艺，末事也。书之工拙，又艺之至微下者也。学者蓄德器，穷学问，其事至繁，安能以有用之岁月，耗之于无用之末艺乎？诚如钟、永，又安有暇日涉学问哉？此殆言者欺人耳。吾之术，以能执笔多见碑为先务，然后辨其流派，择其精奇，惟吾意之所欲，以时临之，临碑旬月，遍临百碑，自能酿成一体，不期其然而自然者。加之熟巧，申之学问，已可成家。虽天才驽下，无不有立，若其浅深高下，则仍视其人耳。
购碑当知握要，以何为要也？曰：南北朝之碑其要也。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得其本矣，不必复求其末，下至干禄之体，亦无不兼存。故唐碑可以缓购，且唐碑名家之佳者，如率更之《化度》《九成宫》《皇甫君》《虞恭公》，秘书之《庙堂碑》，河南之《圣教序》《孟达法师》，鲁公之《家庙》《麻姑坛》《多宝塔》《元结》《郭家庙》《臧怀恪》《殷君》《八关斋》，李北海之《云麾将军》《灵岩》《东林寺》《端州石室》，徐季海之《不空和尚》，柳诚悬之《玄秘塔》《冯宿》诸碑，非原石不存，则磨翻坏尽。稍求元明之旧拓，不堪入目。已索百金，岂若以此一本之赀，尽购南北朝诸碑乎？若舍诸名家佳本，而杂求散杂，则又本末倒置，昧于源流。且佳碑如《樊府君》《兖公颂》《裴镜民》者实寡。小唐碑中，颇多六朝体，是其沿用未变法者，原可采择，惟意态体格，六朝碑皆已备之。唐碑可学者殊少，即学之，体格已卑下也，故唐碑可缓购。
今世所用号称真楷者，六朝人最工。盖承汉分之余，古意未变，质实厚重，宕逸神隽，又下开唐人法度，草情隶韵，无所不有。晋帖吾不得见矣，得尽行六朝佳碑可矣，故六朝碑宜多购。
汉分为正楷之源，以之考古，固为学问之事，即诸书法，亦当考索源流，宜择其要购之。若六朝之隶无多，唐隶流传日卑，但略见之，知深变足矣，可不购。
汉分既择求，唐隶在所不购，则自晋魏至隋，其碑不多，可以按《金石萃编》《金石补编》《金石索》《金石聚》而求之，可以分各省存碑而求之。然道、咸、同、光，新碑日出，著录者各有不尽，学者或限于见闻，或困于才力，无以知其目而购之。知其目矣，虑碑之繁多，搜之而无尽也。吾为说曰：六朝碑之杂沓繁冗者，莫如造像记，其文义略同，所足备考古者盖鲜，陈陈相因，殊为可厌。此盖出土之日新，不可究尽者也。造像记中多佳者，然学者未能择也，姑俟碑铭尽搜之后，乃次择采之，故造像记亦可缓购。
去唐碑，去散隶，去六朝造像记，则六朝所存碑铭不过百余，兼以秦、汉分书佳者数十本，通不过二百余种，必尽求之，会通其源流，浸淫于心目，择吾所爱好者临之，厌则去之。临写既多，变化无尽，方圆操纵，融冶自成体裁，韵味必可绝俗，学者固可自得之也。秦、汉分目，略见所说《说分》《本汉》篇中，今将南北朝碑目，必当购者录如左。其碑多新出，为金石诸书所未有者也。造像记佳者，亦附目间下论焉。
碑以朝别，以年叙，其无稽考，附于其朝之后。
有年则书，不书者，无年月也。
书人详之，撰人不详，重在书也。
石所存地著之，不著者，不知所在也。
其碑显者书人名，不显者并官书之，欲人易购也。
吴碑
《葛府君碑》（江苏勾容）
《九真太守谷朗碑》（凤皇元年）
晋碑
《南乡太守郛休碑》（太始六年）
《保母志》（宁兴三年王献之书）
《枳阳府君碑》（隆安三年）
《爨宝子碑》（太亨四年）
〔按：安帝元兴元年改元太亨，次年复为元兴，四年已改义熙元年。此碑盖在偏远，未知，故仍书太亨四年也。〕
《孝女曹娥碑》（元嘉元年明人传为王羲之书，姑附于此，海山仙馆刻石）
宋碑
《宁州刺史爨龙颜碑》（大明二年，云南陆源，有碑阴）
《始康郡晋丰县囗态造像》（元褵廿五年山东王氏）
《高勾丽故城刻石》（己丑元年，长寿王当刘元嘉六年，宋平壤吴氏）
齐碑
《吴郡造维卫尊佛记》（永明六年，浙江会稽）
《保佛弟子萧衍造像题字》（永明二年，四川云阳）
梁碑
《太祖文皇帝神道东阙》（反刻）
《太祖文皇帝神道西阙》
《南康简王神道东阙》（反刻）
《南康简王神道西阙》
《临川靖惠王神道东阙》（反刻）
《临川靖惠王神道西阙》
《吴平忠侯萧公神道东阙》（反刻）
《吴平忠侯萧公神道西阙》
《始兴忠武王碑》（有额有阴）
《散骑常侍安平王碑》
《天监五年残碑》
《鄱阳王益州军府人题记》（天监十二年，四川云阳）
《石井阑题字》（天监十五年，江苏勾容）
《章景为梁主造佛依碑石像》（丁未年即大通元年，四川绵州）
《许善题名》（大通三年，四川绵州）
《囗囗囗等造观世音像》（大通三年，四川绵州）
《囗道囗造像》（囗囗三年，四川绵州）
《刘敬造像》（大同三年，山东福山王氏）
《赞观音》（与大通元年石同，四川绵州）
《释慧影为父母师僧及身造释迦佛像题字》（中大同元年，浙江石门李氏）
陈碑
《斯罗真兴大王巡狩管境碑》（戊子年，真兴王麦宗陈光大二年也，朝鲜咸兴）
《赵和造像记》（永定三年）
魏碑
《邑主秦从州人造像王银堂画像题名》（道武天赐三年）
《巩伏龙造像》（大魏国元年，即太武延和元年）
《定州中山赵褵造像》（皇兴三年）
《中岳蒿高罗灵庙碑》（太安二年，寇谦之书，筱额，阳文，有阴）
《宕昌公晖福寺碑》（太和十二年，陕西澄城，有碑阴）
《孝文皇帝吊殷比干墓文》（皇构迁中元载，岁御次阉茂望舒）
《孙秋生造像》（太和七年。以下为龙门二十品，故合录之）
《始平公造像》（太和十二年，朱义章书，有额）
《北海王元详造像》（太和十八年）
《北海王太妃高为孙保造像》
《长乐王夫人尉迟造像》（太和十九年）
《一弗造像》（太和廿年）
《解伯达造像》（太和年造）
《杨大眼造像》
《魏灵藏造像》
《郑长猷造像》（景明二年）
《惠感造像》（景明三年）
《贺兰汗造像》（景明三年）
《高树造像》（景明三年）
《法生造像》（景明四年）
《太妃侯造像》（景明四年）
《安定王元燮造像》（正始四年）
《平乾虎造像》（正始四年）
《道匠造像》
《齐郡王祐造像》（熙平二年）
《慈香造像》（神龟三年）
《优填王造像》
《泰山羊祉开复石门铭》（永平二年，太原典签王远书）
《左援令贾三德开复石门题记》
《司马元兴墓志》（永平四年）
《郑文公碑》（永平四年，郑道昭书，有上下二碑）
附云峰山石刻四十二种（不列详）
《仙和寺造像》（永平四年）
《杨翚碑》（延昌元年，直隶唐山，有额）
《司马景和妻孟敬训墓志铭》（延昌三年，河南孟县）
《刁遵墓志铭》（熙平元年，直隶南皮张氏）
《兖州贾使君碑》（神龟二年）
《赵阿欢造像》（神龟三年）
《司马炳墓志铭》（正光二年）
《张猛龙清颂碑》（正光三年，有额有阴）
《樊可憘碑》（正光二年）
《郑道忠墓志》（正光三年）
《马鸣寺根法师碑》（正光四年，有额）
《高贞碑》（正光四年，篆额阳文）
《泾州刺史陆希道墓志盖》（正光四年，篆书）
《鞠彦瑽墓志》（正光四年，有盖）
《李超墓志铭》（正光五年）
《吴高黎墓志》（孝昌二年）
《六十人造像》（孝昌二年）
《刘玉墓志铭》（孝昌三年）
《张玄墓志》（普泰元年）
《元匡造泗津桥堰石人题记》
《皇甫摐墓志》
《残碑囗军司马治外兵曹张显囗题名》（碑侧有邑子赵轨等残字）
《残碑豆陵苟邑题名》（有碑侧）
《兰献伯高怀玉题名》
《韩显祖造像》（永熙二年）
《元苌振兴温泉颈》（篆额、阳文）
《惠辅造像》
《张法寿造像》（天平二年）
《嵩阳寺伦统碑石铭》（天平二年，隶书篆额）
《司马昇墓志》（天平二年）
《法显造像》（天平三年）
《法坚法荣二比丘僧碑》（天平四年，山东泰安）
《李宪墓志》（元象元年，直隶保定）
《高湛墓志铭》（元象二年）
《禅静寺刹前敬使君铭》（兴初二年）
《惠诠造像》（建义元年）
《李仲璇修孔子庙碑》（兴和三年，王长儒书篆额）
《张奢碑》（兴和三年，灵寿埠安村寺）
《王盛碑》（兴和三年）
《王偃墓志铭》（武定元年，有篆盖）
《朱永隆唐丰等造天宫碑》（武定三年，河南）
《邑王敬造石像碑文》（武定六年）
《义桥石像之碑》（武定七年，有侧有阴）
《冀州刺史关胜诵德碑》（武定八年）
《源义虎曾孙磨耶圹头祗桓记》（武定八年）
《王僧碑》
北齐碑
《邑子曹师石象碑》（天保三年）
《崔灊墓志》（天保四年）
《西门豹碑颂》（隶书）
《并州主簿王璘妻赵氏墓志》（天保六年，有额）
《赵郡王修定国寺碑》（天保八年，有额）
《朱氏造像》（天保八年，有大字小字二碑）
《夫子庙碑》（乾明元年，隶书，篆额）
《比丘僧邑义造像残记》（乾明元年，有侧）
《隽修罗碑》（皇建元年，有额）
《石柱颂》（太宁二年，八面隶书）
《云门法勤禅师塔铭》（太宁三年）
《天柱山铭》（天统十年，郑述祖撰书）
《姜元略造像》（天统元年）
《房周阤墓志》（天统元年，山东濰县郭氏）
《魏元预造象》（天统元年）
《邑义六十人碑颂》（天统五年隶书）
《百人造象记》（天统五年，碑长丈余，甚完好，瘦硬中有德气，登善之祖也）
《赵崇仙造象》（天统六年）
《定州刺史邹珍之碑》（隶书有侧）
《映佛岩摩崖》（武平元年）
《陇东王感孝颂》（武平元年，梁恭之隶书）
《朱岱林墓志铭》（武平元年，有额）
《道略五百人造像》（瘦硬完好，齐碑上品）
《晋昌王唐邕写经碑》（武平三年，隶书）
《临淮王象碑》（武平四年，隶书）
《功曹李琮墓志》（武平五年，有侧）
《灵塔铭》（武平五年）
《等慈寺残碑》（武平五年）
《尼圆照造像》
《报德象碑》（武平六年，释仙书）
《马天祥造像》（武平六年）
《陈留太守墓志残石》（是石出土，拓一纸，复埋之，海内无二本，姑附录之）
《豫州刺史梁子彦墓志》（武平）
《张思文造像》（承光元年）
《公孙文哲造像》
《华严经菩萨明难品》（有千余字，腴整）
《鼓山石经》
北周碑
《强独乐树文王碑》（元年丁丑）
《贺屯植墓志》（保定四年）
《西岳华山庙碑》（天和二年，赵文渊书，篆额）
《曹恪碑》（天和五年）
《时珍墓志》（宣政元年）
《光州刺史宇文公碑铭》
《李峻卜居记》（建德元年）
隋碑
《豆卢通造大像记残石》（开皇二年，直隶正定府崇因寺）
《赵芬碑残石》（开皇五年，二石）
《仲思那卅人造桥碑》（开皇六年，有额）
《龙藏寺碑》（开皇六年）
《王辉儿造像》（有《穆子容碑》气）
《石窟寺修佛经石像碑》（开皇十三年）
《曹子建碑》（开皇十三年）
《惠云法师墓志》（开皇十四年）
《巩宾墓志》（开皇十五年，篆盖）
《荆孝礼墓志》（开皇十五年）
《贺若谊碑》（开皇十六年，篆额）
《李氏像碑颂》（开皇十七年，篆额）
《通张妻陶墓志》（开皇十七年）
《美人董氏墓志》（开皇十七年）
《安喜公李使君碑》（开皇十七年，篆额）
《龙山公臧质墓志》（开皇二十年）
《澧水石桥累文碑》（开皇囗年，篆额）
《青州胜福寺舍利塔下铭》（仁寿元年，孟弼隶书，有额）
《孔文宣灵庙碑》（仁寿元年，隶书，篆额，完好）
《信州金轮寺塔下铭》（仁寿二年）
《苏慈墓志铭》（仁寿三年）
《邓州大兴国寺舍利塔下铭》（仁寿二年）
《曹礼墓志》（磨崖仁囗囗年）
《仪同王君墓志》（大业元年，直隶定州）
《刘珍墓志》（大业二年，隶书，有侧，有铭）
《唐高祖为太宗造像》（大业二年）
《吴俨墓志》（大业四年，篆盖）
《宁甗铭》（大业五年，有额）
《修孔子庙碑》（大业七年，隶书，篆额）
《李君辩造像》（大业七年）
《姚辨墓志铭》（大业七年，欧阳询书，宋人重刻）
《元智墓志铭》（大业十一年）
《太仆卿夫人姬氏墓志》（大业十一年）
《宋永贵墓志》（大业十二年）
《隆山郡胜业道场碑》
《德阳公梁公碑》（篆额）
《河东首山郡胜业道场舍利塔铭》（篆额）
《青州藏碑残石》
《李靖上西岳文》（宋人伪作，然董逌以为大业末年，则亦出土久矣）
《曹文宗残碑》
《冈山摩崖》（魏、齐、周、隋皆有摩崖，而齐尤多，包慎伯所称《般若经》即云摩崖中也，今附于末焉）
《尖山摩崖》
《铁山摩崖》
凡所次目，皆为穷乡学子，欲学书法，未知碑目言之。若大雅宏达，金石名家，扇欧、赵之余风，集琳琅之万品，诸朝著录，旁采辽、金，内地网罗，远洎蕃外，自能著书，无烦芹献。凡所著目，约之已甚。若犹畏其繁多，虑披采之不易，临写之难遍，杂冗乱目，无从下手，则更择其精者。若碑品之所列，流派之所论，选举既严，别白益审，必当尽购而熟观之。若诸碑之未见，家法之未熟，而遽欲言书，书乎书乎，匪吾攸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