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最早的股市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诞生以来，股市就一直是金融动荡的前沿。形形色色的投资者们在这个市场里谋私逐利，而金融大鳄们则在此纵横捭阖，兴风作浪。诡谲的阴谋、惊天的骗局都在这个市场里不断上演。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衍生品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股指期货的发展，使得股市这个地方聚集了更大的金钱能量。近两年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NASDAQ）的合计日均交易金额在1200亿美元左右，而股指期货方面，仅小型的S&；P500指数期货，其正常的每日交易金额也在2000亿美元以上。美国两大证交所过去两年的年均股票交易总金额，合计达到10万亿美元以上。而在炒风炽热的中国股市，过去两年的平均日交易金额，已经不低于2000亿人民币。股市聚集了如此巨大的金钱能量，而且由于股市自身的高流动性的特点，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的特殊时刻，经济走势的变化、跨境资金的流动等都有可能使股市发生剧烈波动。
如果不考虑金管局发行票据吸纳资金这一因素，香港的银行体系结余资金已达3000亿港元左右，达到历史性高位，由此可见境外热钱涌入香港的规模。而此刻的香港所处经济环境严峻，经济持续收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看不到经济复苏的前景。跨境资金的流动与香港的这一实际经济状况无疑发生了严重的背离，其中积累的金融风险，自不待言。
二、A股的透支繁荣
在中国大陆，A股市场也是一派繁荣景象。在2008年11月初市场触底之后，股指在各种利好因素刺激下持续上扬，目前上证指数反弹已经超过50%，以中小盘股票为主的深圳股市反弹幅度更大，2009年5月已经重上万点大关。至于中国股市走出“小阳春”行情的原因，说法很多。但其中一种说法认为在四万亿投资、天量信贷扩张等政策刺激下，中国经济有望率先复苏，起码是不足采信的。如果砸钱就可以让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转眼间逆转颓势，人类社会恐怕早就摆脱了经济萧条。天量信贷、四万亿投资对于股市的刺激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普遍也有信贷资金流入股市的怀疑。2005年底以来的这轮大牛市，让很多人大发横财，这样美好的记忆并不遥远。虽然有2008年以来的深幅调整，但对于主力和大户们来说，创痛未必有多深，或许至多只是损失了部分利润而已。股市大幅调整到2008年11月的时候，很多股票价格已经跌落到了以前熊市的低位，主力资金大胆抄底进入是必然的。复制2005年以来的成功模式是一种强烈的冲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股票在短短几个月之间就回到了上证指数6000点时期的高位，而上一次这些股票走上这样的高位，花了差不多两年的漫长时间。“5·12”汶川大地震以后，股市也曾经掀起一轮“多难兴邦”的牛市行情，令人啼笑皆非。当时的反弹因缺乏持续的资金支持迅速夭折，而这一轮“多难兴邦”式牛市行情，则有着天量信贷增量的支撑，因而牛气绵绵不绝。
股市是不是“零和游戏”？这是一个老问题。最早的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指数中的成分股中，只有通用电气依然榜上有名，其他公司大多透支货币购买力的资本泡沫已经销声匿迹。在中国大陆，A股的投机之风一直十分盛行，即便是经过近几年的大扩容之后，现在依然还没有出现“仙股”，极不符合正常股市的规律。许多上市公司早已资不抵债，不名一文，股价却依然高高在上；某些并无任何前景的垃圾股，也动辄被爆炒，大起大落，令人莫名奇妙。究其原因，无非是制度不够健全和透明，监管乏力，使得大资金有操纵股价牟利的空间。上市公司与炒家相互勾结、业绩造假、“老鼠仓”等丑闻在A股市场上层出不穷，但这不仅无损于A股市场的魅力，反倒令A股十分火爆。这种看似荒谬的事情，实际上非常正常。赌博是“零和游戏”，但是无论哪里的赌场，从来都不乏赌客。由于A股的相对封闭性，使得A股基本免于受到国际游资的冲击，而且A股市场金融衍生品品种缺乏，尤其是缺乏股指期货这样的做空工具，使得A股有能力走出一枝独秀的局面。对于A股而言，最重要的并非基本面，而是资金面。
香港是一个开放的自由经济体，金融大鳄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狙击其弱点而获利的机会；而中国大陆相对封闭很多，而且资本市场基本与国际间的正常资本流动隔绝，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A股市场可以战胜市场规律。“乌龙”股市的确可以将外面的风雨都隔开，而且因为有着资金面和政策面的支撑，牛市几乎唾手可得。然而这样的股市最终都是一个耗散的过程，无法长存。脱离经济基本面的“人造牛市”，不需要多久就会走向破产。这种牛市催生的畸形资产价格，不仅无助于经济的复苏，反而对经济十分有害。
股市，作为金融动荡的前沿，总是一个很好的资金流动风向指标。山雨欲来风满楼，资金是这个“风”，股市是这个“楼”。
经济刺激计划：以透支货币制造“繁荣”
一、自作聪明的印钞把戏
自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美国牵头，世界上各个主要经济体都先后推出了规模庞大的所谓经济刺激计划。各国政府似乎再次扮演了万能的经济主宰者的角色。政府的财政政策真的能成为经济的指挥棒吗？砸向经济刺激计划的巨额资金，真的能逆转萧条，妙手回春？
研究表明：一万多年来，人类的智商增长微乎其微。也就是说，今天的我们，并不比一万年前在原始部落里生活的人聪明多少。然而，人们总是倾向于忽略这一点，自认为对比前人自己拥有智力上的优越。这种虚妄的自信，让愚蠢的错误不断地重复。
通过印钞来实施经济刺激计划的开山鼻祖，是英国人John Law。1715年，法王路易十四驾崩，由其重孙路易十五继位。号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统治法国超过70年，他喜好战争、奢华的排场、富丽堂皇的宫殿和文人墨客的歌功颂德，而所有这几项爱好都极其耗费钱财。为了筹集钱财，路易十四使用非常严苛的税收洗劫法国的普通民众。在当时的法国，发财秘诀就是如何使流向政府的公众财富分流一部分进自己的腰包而已；勤劳致富是不可能的，只有那些有权有势的社会寄生虫们（主要是各级官吏）才有发家的可能。这种经济机制的结果是普通老百姓几乎沦落到叫花子的境地，而少数的权势阶层则聚敛了巨额财富。路易十四驾崩时的法国，已经是百业凋零，国穷民困，濒临破产。债务缠身的法国政府，面临着如何挽救一个在物质上陷于赤贫，在经济机制上陷于破产的国家这样的难题。John Law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登上了历史舞台。
John Law因在一起为女人争风吃醋而进行的决斗中杀了人而潜逃至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那里，他仔细研究了阿姆斯特丹银行的业务。当时的阿姆斯特丹银行举世闻名，相当于今天的瑞士银行，吸引了全欧洲的达官显贵。起初阿姆斯特丹银行严格恪守其章程，保持100%的存款准备金。但后来这家银行还是违背了其章程，秘密地从其巨额的存款中抽取了一部分资金贷给荷属东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银行对其章程的秘密违反，极大地激发了John Law的灵感。他认为：这家银行事实上已经找到了凭空创造出货币的方法，而只要能创造出货币来，财富自然就会滚滚而来。财政困境中的法国，给了英国人John Law实践其“伟大发现”的机会。
John Law认为法国的问题在于货币不足，只要能够制造出足够的货币，就能解决法国的财政困境，并认为经济发展的奥秘在于不断增加货币供给，只要货币供给不断增加，经济就会一直繁荣下去。于是他首先使用传统伎俩，宣布重铸货币，银币的面值不变，但是含银量减少20%。这样一来，政府债务立刻也跟着减少20%。接下来，他又采用一招，宣布4000旧银币加上价值1000银币的公债，可以在铸币厂换回5000新银币。于是，政府债务又神奇地跟着降低。为了防止人们隐匿财富，确保旧币的收回和兑换，法国政府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措施，同时给予告密者大笔奖金。富人们一片惊慌，藏起他们的财富并企图逃跑。但是法国政府的财政状况由此得到了大大改善。两年以后，John Law又再度将货币贬值了40%。货币供应量的大量增加，也使得萧条的法国经济似乎有了起色，市场开始繁荣起来。John Law的声望也节节高升。法国政府让他执掌了法国的铸币和税收大权。John Law甚至成立了一家叫密西西比的空壳公司，买下了法国政府的所有债务（这就是现代所谓的不良资产剥离）。
一时间，John Law 似乎成为了奇迹般带来繁荣的“魔术大师”。之后John Law将“货币制造运动”推向了极致，即发行纸币。通过大量发行纸币，他进一步增加了货币供应；通过大量的公共工程他创造了就业机会（扩大就业）；他通过推销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刺激社会储蓄回到商业流通上来（刺激投资）；他还促进了法国殖民地的开发。他使得法国政府从债务的深渊中解脱出来，当然，也让自己和背后的支持者发了大财。
从贬值银币到发行纸钞，John Law在短短几年内给法国生生制造了“经济繁荣”。但John Law的纸币不可遏止地越印越多，终于造成了纸币的泛滥。人们突然发现，John Law发行的纸币总量比法国金币银币总和的两倍还多。于是John Law的纸币几乎瞬间就崩溃了，惊恐万状的人们纷纷要求兑换回金币银币。在法国即将爆发革命这一现实面前，法国政府不得不出面折价收回纸币，但是仍然无法平息人民的愤怒。JohnLaw被迫匆忙逃往意大利，并最终在一贫如洗中死于威尼斯的一个贫民窟。John Law 所创造的“经济繁荣”自然也彻底化为泡影。他的“金钱魔术”只是延缓了法国政府的破产，却以给法国带来更深重的危机和更漫长的萧条为代价。
John Law的错误在于他把货币等同于财富，认为增发货币就可以增加财富，而忽略了如果没有实际的财富增长与之对应，增发货币只意味着货币的贬值。而且货币的过快贬值一旦使人们形成强烈的货币贬值预期，时间偏好就会急剧偏移向现今，人们会纷纷逃离货币奔向实物，结果只能使贸易极度萎缩，投资崩溃。即便是，温和的货币贬值也会形成严重的自我强化趋势，抑制投资和财富的形成，从长期来看，同样是得不偿失的。因此，John Law在法国进行的试验带来的灾难性结果，是注定的。
二、凯恩斯主义：新形式，旧把戏
通过增发货币来“忽悠群众，搞活经济”，John Law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后来的凯恩斯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John Law的理论精髓。虽然凯恩斯的“金钱魔术”更加逼真，但是同样建立在“大众的智识与统治精英存在着巨大差距”这一认识基础之上。凯恩斯认为，当经济危机来临时往往会形成大量失业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政府应该强力干预经济，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例如花钱进行大规模的公共工程以增加就业，将经济推回早前平衡状态。但是我们知道，政府虽然可以发行货币，但是政府自身是不能创造任何财富的，政府花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于普通大众，而不是政府自身。也就是说，凯恩斯所主张的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和救援的本质，不过是经济危机来临了，老百姓不敢花钱了，于是政府把老百姓的钱拿过来，替他们花掉而已。潜台词是老百姓是相对愚蠢的，他们不知道在危机来临时如何使用经济资源，而政府在这方面更为优越。当然事实是：在经济事务上，统治精英事实上并不比老百姓精明一分一毫，与此相反，政府的经济决策往往比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所作出的独立决策的集合还要愚蠢得多。这一点，已经为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所深刻证明。
凯恩斯理论的本质仍然是“忽悠群众，搞活经济”。如John Law当年广受欢迎一样，凯恩斯的理论也一度大行其道。由于它将政府开动印钞机增发货币这一本质隐藏得更深，而且其诞生的年代正好是人类的科技水平以前所未有的步伐跃进、社会财富迅猛增长的年代，使得货币的增发不会造成像John Law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么严重的后果。因此凯恩斯理论生存的时间远比John Law的理论更为长久。当然，凯恩斯的理论投入实践的范围也远比John Law的要广泛，一时间，几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将凯恩斯的理论奉为经济圭臬。美国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正是受到凯恩斯理论的启发才推动“新政”的，企图使美国摆脱1929年以来的大萧条。政府资助的大量公共工程开工，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甚至有招募工人挖坑再填坑之说。希特勒也在德国进行了实践，通过政府资助的一系列工程，特别是高速公路的建设，极大地降低了德国的失业率。一时间，无论是罗斯福还是希特勒，都在本国深受欢迎，正如当年的John Law一样。后世甚至有这样的说法——是罗斯福的“新政”将美国带出了大萧条。后来学者们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后基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是二次大战的爆发将美国带出了萧条，而非罗斯福的“新政”。凯恩斯的理论也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纷纷陷入严重滞胀之后宣告破产，古典的经济自由主义才得以复兴。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通过扩大货币供给确实可以带来短期内的繁荣，而在这个技术飞速进步的年代，负面后果的来临非常缓慢，特别是货币增发有一定节制的时候。就好比谁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这种对健康的负面影响来得非常缓慢，使得烟草业不像毒品业那样遭到法律禁止，而且吸烟的人数也十分众多一样。因此凯恩斯主义有着很大的诱惑力，直到今天，它在很多国家依然有着不小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