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技术水平稳步提升、出口市场持续扩大的情况下，这艘航母自然是乘风破浪，一往无前。但是自1973年以后，到泡沫破灭前夕的1989年，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大大放缓，虽然经济指标仍然远远好于OECD（即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其前身是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国家的平均水平：比如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增长率比OECD国家平均水平高50%），低失业率（不到2%），甚至连长期困扰日本的高通胀率也下降到了非常理想的水平（平均2.2%），但不争的事实是，日本已经达到了其经济增长能力的极限，高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日本的银行系统并没有适应这一转变，依然以高度的热情为日本的经济引擎注入资金油料。日元升值以后，股市、地产均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多年的积累已经使得日本的银行系统资金过剩，于是大量的银行资金涌向了高度泡沫化的地产业。脱离经济实际、靠资金推动的高增长沦为一场击鼓传花式的游戏，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持续背离引起的怀疑和恐慌渐渐蔓延。随着日本央行紧缩政策的出台，流动性较好的股市便发生了大崩盘，地产业随即步其后尘。可以说，日本的银行系统，乃至整个日本经济，都是用过去的成功经验为自己准备了绞索。而“精明”的日本中央银行越帮越忙帮倒忙的政策，又给日本经济捅上了一刀。
日本有没有可能拒绝《广场协议》？答案显然是不可能。美国的耐心已经失去，如果日本拒绝签订《广场协议》，美国必然会采取严厉的贸易限制措施来实施报复。日本的选择只能是如何应对和化解日元升值带来的问题，而不是拒绝日元升值。日元升值，本来对日本而言是一个进行深刻的经济结构改革的机会，但是日本错失了这一机会，希望通过为市场注入充分的流动性来直接抵消日元升值带来的影响，而不想承担一点点阵痛和损失。这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典型的“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日本对增加经济的透明度、效率、灵活性等国内经济改革意兴阑珊，指望出口的高增长可以持续过去的经济神话，这也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从以上观察可以得知，并非是日元的升值导致了后来日本的经济泡沫以及泡沫破灭后的萧条，而是日本自身的经济结构，特别是银行系统存在的问题才导致了这一结果，日元升值不过是其中一个诱因而已。那么《广场协议》带来的阴影是什么？日本没有能力拒绝日元的升值，也不是日本拒绝让日元升值就可以摆脱“繁荣陷阱”。《广场协议》的真正教训是：用“供给更多的毒品来治疗毒瘾”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回避自身经济结构的改革，企图通过单纯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应对实际的经济变化，只能是作茧自缚，最终必然以惨败收场。
目前人民币依然面临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这美元陷阱和人民币国际化一背景下，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急剧下滑，国内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冲击。中国政府提出了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积极培育内需市场的政策，无疑是明智的。人民币或许会继续升值，或许不再升值，这都不是根本的问题。如果中国能够从经济实际出发，积极去适应经济现实，在短暂的调整之后，必然可以再度重拾稳定增长的步伐，所谓《广场协议》的阴影，自然就可以抛之于脑后。
人民币汇改困境
一、汇率制度尴尬的现状
人民币汇率制度随着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变化，曾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最终才演变到今天这种模式。在改革开放前，人民币汇率保持高度稳定，人民币汇率不仅与市场供求无关，与对外贸易的调节作用也无关，仅仅作为一种计划手段和记账单位而已，由官方任意确定。改革开放以后，则是实行了相当长时间的汇率双轨制，直到1994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才实现了重大改革，包括结束汇率双轨制、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等。然而这一改革在现实操作中，并不那么彻底。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才实现了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动”。当然即便如此，“管理有余，浮动不足”的局面依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实际的改革距离纸面上的改革总是有着相当的距离。
汇率制度如何选择，其决定因素是多方面的。从经济结构特征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国家具有以下特点——较小的经济规模，更大开放度，低通胀，外部贸易条件稳定，贸易集中度高——那么，这个国家将更适合固定或盯住汇率制度；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固定汇率制度，既能通过稳定汇率促进贸易的发展，又不会因汇率缺乏弹性引致大规模的异常资本流动而给国内的货币市场带来严重干扰；而如果这个国家不符合前述条件，则适合采取浮动汇率制度。从前面的标准来看，中国的情况似乎更适合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即便从政策配合的角度来看，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不可能为了真正的固定汇率制度而放弃货币主权，而且中国与任何一个货币区的贸易都不占绝对多数，因而实行盯住的汇率机制也是不适宜的。
遗憾的是，中国的特殊经济现状，往往使得从不同的决定因素出发所得出的结论是相互矛盾的。从政府信誉角度出发，如果政府货币当局信誉较高，货币政策稳定而透明，在经济变化中实际的经济冲击而非货币冲击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是较为适宜的；反之，则适宜采取固定的汇率机制。这就是说，货币政策越是不稳定不透明，越是不可预测，其汇率机制就越应该“固定”。由于中国目前在法制建设、市场成熟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中国又似乎更适合采取固定或盯住的汇率制度。而中国目前的政策选择表明，支持浮动汇率制度的经济因素被放在次要位置考虑，人民币汇率制度仍然是近似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
二、复杂的前景
既然人民币的汇率制度选择主要考虑了货币政策因素而没有充分考虑经济因素，就必然带来相应的缺陷。
中国的经济规模目前已经位居世界第三，但市场开放程度尤其是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依然不足，平均的实际通货膨胀率仍然较高，外部贸易条件起伏较大，而且贸易集中度并不高。中国采取近似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但由于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根本不可能获得足够的美元供应，在美元陷阱和人民币国际化汇率管制相对放松并且汇率形成机制逐渐走向市场化的趋势下，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中国就不得不全力囤积美元，一美分也不放过。
这也正是美元资产占到中国目前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的主要原因之一。最近中国扩大美国国债购买，引发了国内舆论的批评，而实际上，这是无奈之下的明智之举，而稳定人民币汇率也是背后考虑之一。
由于金融市场的开放不足，汇率不能充分发挥其经济杠杆的作用，带来的后果就是贸易不平衡的持续扩大，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是贸易盈余的巨额积累，带来贸易摩擦。政府对外汇市场的持续干预，又产生了多余的人民币流动性，对国内本就较高的通货膨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最大的贸易盈余来源，但中国对美贸易量在整个中国对外贸易总量上并不占到绝对优势，也就是说，盯紧美元的汇率政策对整体贸易的促进作用非常有限。外部贸易条件的起伏，也使得汇率的经济杠杆作用变得尤为关键，遗憾的是，由于采取盯紧美元的汇率政策，中国并不能对其作出适合自身经济状况的调整，而只能紧随美国的步伐“起舞”。而中国的经济情况与美国有着天壤之别，这种局面也就具有了某种意义上的荒谬性。从更深的经济层次来看，人民汇率制度中的“僵化性”，直接带来的就是国内资源配置的扭曲以及经济效率的低下，最终带来的是巨额的财富损失。
当然，以上所说的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所存在的缺陷，货币管理当局也是十分清楚的。尽管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出于金融体系稳定的考虑，根本性改革一直延宕，但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仍然是长期的既定目标。我们回顾中国的汇率制度变迁可以发现，跟整体的经济改革一样，汇率制度的改革也是一个政治性因素淡出，市场性的因素增强的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的双轨制，到价格“闯关”，都说明了历史性的积累性因素不会凭空消失，而只会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集中得到释放。中国汇率制度的改革，同样也是如此。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之所以一直处于滞后状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金融体系改革本身的敏感性和复杂性。随着当前汇率制度所带来的负面效果的积累，对其进行改革的压力也会日益增强。市场化改革必然是要进行的，长期冻结在金融体系内的历史积累风险也是必然要释放的。改革的成本无疑将会非常高昂，问题是：谁来承担？
俄罗斯的汇率改革
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是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的重大历史进程，包括了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全面经济变革。前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经陷入了全面的经济困境，但是强大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把经济危机冻结了起来。苏联的崩溃，就好比是一个年久失修的冰箱突然停止了工作，冻结在里面的早已僵死的经济开始迅速腐烂发臭，暴露出其本来面目。跟历史上众多的大国走向崩溃后的情景一样，苏联的崩溃，释放出了致命的不稳定因素，前苏联地区陷入了极度的经济混乱和社会动荡。为摆脱困境，俄罗斯开始了以全面自由化为宗旨的经济改革。南美国家玻利维亚的“休克疗法”经验被借鉴了过来（当时玻利维亚的经济转轨还普遍被认为是“成功”的），而且俄罗斯采取的“休克疗法”甚至比玻利维亚还要激进。
前苏联解体伊始，俄罗斯就开始了卢布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俄罗斯的汇率制度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2年到1994年，卢布实行国家内部可兑换制度，即卢布汇率自由浮动阶段；第二阶段是1995年到1998年，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也就是“汇率走廊”时期；第三阶段是1998年金融危机以后到2006年，也就是抑制外币需求基础上的浮动汇率制阶段；第四阶段是2006年以后，俄罗斯实行了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
在汇率改革的第二阶段，俄罗斯先后实现了卢布在经常性项目下的可兑换以及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其中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依然保留一定的政府干预空间）。卢布的可自由兑换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首先是资本跨境流动的加快，这在俄罗斯经济形势不稳定时直接导致了卢布汇率剧烈的波动；其次，俄罗斯国内的商品价格从此与国际价格接轨，由于俄罗斯的轻工业本来就严重缺乏竞争力，国内外的商品价格接轨之后，俄罗斯的轻工业几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俄罗斯的轻工业产品不仅在国际市场上销声匿迹，在国内市场上也几乎被彻底逐出。
跟其他经济领域一样，俄罗斯对汇率制度实行的改革也是非常激进的，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从起初的多重汇率到自由浮动汇率，然后又变为外汇走廊制度，最后又回到自由浮动汇率，俄罗斯汇率波动幅度巨大，市场动荡不定，甚至几次都遭遇到严重的汇率危机（大喜大悲、大起大落正是典型的俄罗斯特色）。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汇率制度的改革为俄罗斯外贸体制的自由化发展和外汇市场的发展创造了前提和条件。
1998年，俄罗斯发生债务危机，卢布急剧贬值。仅在1998年一年里，美元兑卢布汇率就从1美元兑换6.0448卢布上升到1美元兑换17.4610卢布，涨幅达到188.86%，并在2002年4月达到最高的1美元兑换31.7793卢布（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后，俄罗斯经济急剧恶化，美元兑卢布汇率一度突破1美元兑36卢布）。而在此之前的1997年，俄罗斯刚刚放开了资本项目下的卢布兑换。汇率如此巨幅地波动，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俄罗斯经济形势的恶化，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汇率制度的自由化改革后资本跨境流通的速度大为提高。新兴的金融市场的不成熟和汇率制度的自由化两者共同作用，决定了俄罗斯金融动荡的多发。由于资本大量外逃，俄罗斯的外汇储备迅速枯竭，当时的总统叶利钦不得不宣布停止偿还外债。这是继阿根廷之后，罕见的国家信用失效行为。俄罗斯的国债应声暴跌，而国债衍生品的波动更是巨大。曾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大出风头的索罗斯也在俄罗斯市场中失足，损失惨重，而著名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则因在俄罗斯国债衍生品上损失过大而宣告破产。
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拥有包括罗伯特·C·莫顿以及莫顿·米勒等多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C·莫顿和莫顿·米勒都是国际上期权理论的最具权威的专家）在内的“钻石团队”，其开发的风险控制模型一度被认为是完美无缺的。正是依靠这一模型，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涉足了高风险的俄罗斯市场，俄罗斯市场的高利差又引诱其注入了大量资金。然而这个模型无论如何也无法预见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失信行为。俄罗斯号称是“商人的坟墓”，不仅因为其腐败横行，缺乏公正的司法，更是因为其下至普通百姓上至国家机构都缺乏现代商业所需要的信用。在俄罗斯的外国商人，从中国的小商品批发商到BP石油公司这样的石油巨头，无不受到形形色色的勒索和讹诈，这正是俄罗斯的“优良传统”之一。
所以，俄罗斯虽然看起来是建立起了一套完全自由化的、符合西方标准的汇率制度，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却远非如此。由于合同甚至法律条文都远不具备实际的约束力，选择性执法以及商业贿赂盛行，使得俄罗斯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远不像其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光鲜”。俄罗斯汇率制度改革的教训是：渐进的基础性建设至关重要，片面追求制度层面的迅速突破，其实际的改革成效往往十分有限。因为归根结底，任何制度法规最终还是要靠人来执行。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是必然的方向，然而中国并不需要刻意追求短期内的根本性制度变革，而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外汇市场培育以及渐进的规则修正上，以逐步引导汇率制度向完全的市场化过渡。随着一系列基础性工作的完善，最终，改革的实现将是水到渠成。
人民币国际化与自由兑换
一、日元的国际化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