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并不可靠的替代品
长期以来，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要求把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换成黄金和石油储备起来的呼声高涨。这个提议粗看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仔细一分析，却是站不住脚的。
黄金看似是不错的选择，黄金单位价值大，方便储存，而且不会腐人民币和美元的博弈败或者变质。中国大概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按目前的黄金价格，大约相当于10万吨黄金。现在世界上有这么多黄金吗？显然没有。即便有，如果中国将外汇储备都用来买黄金，黄金价格飙涨是必然的，最后实际能够买到的黄金数量必然大大少于10万吨。黄金飙涨，美国肯定很高兴，因为它的官方储备高达8000多吨，远远高于其他任何国家；南非也肯定很高兴，因为它拥有世界上最高的黄金储藏量。
高兴的人很多，不高兴的肯定也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将来那个最不高兴的必然是中国。中国可以收购到很多黄金，黄金储备也可以超过美国，但是然后呢？黄金的价格还能维持吗？非市场化的行为不可持续。黄金也是商品，价格不是单方面决定的，而要靠供求双方决定，这是一个动态的东西。假如持有黄金就可以保住财富，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帝国兴衰、豪门起落了。
石油看起来也是不错的选择。中国已经是石油消费大国也是石油进口大国，中国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石油。中国建立适当的石油储备无疑是明智的选择。中国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按目前的原油价格大约每桶50美元算（这个价格比起动用外汇储备购买石油的呼声高企那阵子已经降了很多，如果那时即进行大规模储备，现在由于原油价格大跌造成的损失亦会非常惊人），大约可以购买到400亿桶，或者大概60亿吨。这个数量按目前的石油消费水平足够中国用15年。
但是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黄金一样，如果中国大规模收购石油来进行储备，石油价格也必然会大幅上涨，最后达成的收购量会大大少于前面所计算的数量。最后，石油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不好储藏，十分危险。中国目前储藏石油大多采用地上油罐这种模式，建造这些油罐和相关安保措施的费用是十分高昂的。目前建造油罐的钢材也需要从国外进口，因为国产的钢材还达不到相关的技术指标要求。此类进口钢材的价格大约相当于国产钢材的四到六倍。真要建设这么大规模的石油储备设施来储存数十亿吨的石油，单单钢材这一项的花费恐怕就是天文数字，遑论还有其他巨额费用。适当的石油储备，比如按国际通行的90~180天用量的石油储备（大约1~2亿吨）是可行的，而超出这一范围，经济性就很值得怀疑。
三、无奈的选择
最后我们回到美国国债上面来，就不难发现它的诸多优点。国债不需要任何储存费用，有着黄金不能比拟的市场容量，而且随时可以变现用于支付，还有一定的利息收入（高于绝大多数国家的存款利率水平）。对于中国国家的外汇储备这样的大资金来说，恐怕很难再找到比这更合适的投资对象了。美元持续贬值固然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大多数国家的货币（包括人民币在内）都在持续贬值，而且多数国家的贬值速度只会比美元快而非比美元慢。从更深层次来看，美国国债拥有的优势地位，是建立在美国超强的整体国力基础之上的，其中还特别包括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性优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很难找到比美国国债更好的选择。
美国国债远非完美的投资对象，但对于像中国的外汇储备这样将保值定为第一要务的巨额资金而言，却是无奈的选择。还有，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现实背后反映出的是中国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关系。
变化中的人民币购买力
一、悄然失去的优势
曾几何时，GDP在中国成了最重要的数据指标，从官方到民间，自从国人开始关注GDP这个指标以来，两种截然不同的GDP数字就令人迷惑。其中一种称为按名义汇率折算的GDP，另一种称为按购买力平价折算的GDP。两种不同的计算方法所计算出来的结果是大相径庭的。至于哪种计算方法更准确，众说纷纭，但是多年以来，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中国GDP数字始终大大高于按名义汇率计算的数字值。如果以名义汇率计算，中国的GDP刚刚在去年才超越德国位居世界第三，而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很早就超越了日本而位居世界第二。
现代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实际上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产生的。当时有些国家取消了金本位制而另一些国家依然保留金本位制，为了研究汇率决定问题，在瑞典经济学家古斯塔夫·卡塞尔的推动下，历史悠久的购买力平价学说得以复兴，并成为汇率决定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货币的价格取决于它对商品的购买力。所以一国的货币汇率变动的原因在于购买力的变化，而购买力变化又是由物价变动引起的。
购买力平价理论还涉及多个理想化假设的前提，这里不做讨论。我们这里只讨论购买力平价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性影响因素——“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世界上的商品和服务其实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称之为“可贸易”的，比如汽车、服装等；另一类称之为“不可贸易的”，比如理发、到餐馆就餐等。前者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往往大大快于后者。前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又事实上提高了后者的单位劳动成本（机会成本），从而导致了“不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相对于“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提升。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发达国家“人工”都比较昂贵，像理发之类的服务价格要比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贵上许多的原因。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反映到快速发展中的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的现实就是，随着这些国家“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其货币应该是不断地贬值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历程都说明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存在。
人民币和美元的博弈
二、冷酷的实际购买力标尺
我们在中国大陆实际看到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过去几年来，在经济高速发展，对外贸易也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人民币反倒是不断升值的。这又是为什么呢？首先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国大陆并非是像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那样完全的市场经济，至今仍然存在着严格的外汇管制。中国的汇率制度，事实上更接近名义汇率固定制度，而且还是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可兑换的名义汇率固定制度。由于固定汇率的存在，使得汇率的纠正机制无从发挥，在中国这种外贸盈余的情况下使得外贸盈余不断扩大，以致到了惊人的水平。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中国央行几乎来者不拒地使用人民币购买外汇，自然就会造成基础货币供应量的迅速增长，信贷扩张，需求过度，导致国内价格水平提高及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贬值。虽然央行通过发行国内票据冲销了部分由于官方干预外汇市场产生的多余流动资金，但是在多重因素制约下效果并不特别明显，此外还积累了巨额的资本损失风险。流动资金的过剩和中国自身的高储蓄率相结合，进一步拉低了国内的利率，而偏离市场的低利率，自然会产生过度的需求，推动通货膨胀。人民币实际购买力降低的压力即便在目前没有表现出来，也会在远期得到释放，特别是将来经济进一步走向自由化之时。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并没有在中国身上失效。
我们可以再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推广一下。众所周知，中国还不能称之为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各个经济部门“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差异非常大，甚至依然有隐性的“双轨制”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曾经指出，自1979年以来，中国工业领域生产率的增幅平均每年比服务业高出3个百分点。毫无疑问，“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高的经济部门，其劳动生产率正在迅速追赶发达国家，而另一方面，又有大量劳动生产率提高极为缓慢的部门。换而言之，庞大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低的部门，其劳动成本正在相对急速提升。从购买力平价理论出发，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在将来会因此大大降低。所以在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数字方面，随着中国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中国所谓的“优势”正在失去，在中国继续维持外汇管制和固定名义汇率的情况下，或许有一天人们会突然发现：以名义汇率计算的中国GDP数字，高于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
经济发展，从来就不像“田园诗”那般美妙。中国继续推进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尽快使其他相对落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升起来，使得经济发展更加协调，对中国经济实力的真正强大不可或缺。如果维持不同经济部门之间存在巨大相对劳动生产率差距的这种经济结构，直接“受伤”的就是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购买力平价是一条冷酷的标尺，它会揭开经济统计数字的华丽外表，反映严肃的经济现实。
货币购买力的技术杠杆
一、帝国兴衰背后的技术变迁
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最关键作用的技术发明是什么？很可能是轮子。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始终是人类文明向前跃进的关键因素。在遥远的古代，人们就认识到海上运输相对于陆路运输的巨大优势。海上运输不依赖造价高昂的道路，而且其运输的容量和低廉的单位运输成本也是陆路运输难以企及的。
正是由于海上运输的巨大优势，小小的威尼斯共和国和荷兰都曾藉由掌握海权而在世界舞台上显赫一时，而英国则是第一个建立在海权基础上的全球性霸权国家。极盛时，大英帝国统治了占全球三分之一的陆地和占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在皇家海军的保护之下，海上运输将大英帝国遍布全球的殖民地连接起来。英国的人力和资本通过海运源源不断地注入各个殖民地，而殖民地的资源和财富又通过海运源源不断地回流英国。而由于陆上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导致陆上资源难以开发，使得大陆上的其他几大强权国家在本土土地和人口明显多于英国的情况下，在竞争中却处于劣势。两栖登陆相对于陆上机动的优势，使得与欧洲大陆国家相比规模小得多的英国陆军也能对欧洲大陆军事平衡发挥重要影响。
从19世纪中叶开始，欧洲大陆国家和美国都开始大规模地兴修铁路，英国资本甚至成为美国铁路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规模庞大的铁路网络的建立，使得陆上的交通运输条件大大改善，陆上资源的开发和流通效率因此大大提高，海运的优势则相对大大削弱。大陆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德国，伴随着铁路网络的大规模建设和运营，工业效率迅速超越了英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国的工业规模也先后超过了英国。铁路也使得大陆国家军队动员和机动的效率大大提升，给英国的军事霸权带来了致命打击。海运优势的相对削弱，使得英国庞大的殖民地体系越来越成为一种负累而非资产。英国不得不消耗越来越多的资源保卫偏远的殖民地，而从这些地方运入资源已经变得越来越不经济。铁路带来的陆上交通条件的改善，使英国庞大的殖民地资产变成了负债，却使得大陆国家获得了相对优势，进而导致了世界力量格局的变迁。二战后，前苏联崛起，成为世界超级强国，再度证明了这点。当然英国的衰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简单的逻辑经过多年复杂的演绎，才达到了它的最终结果。
二、沉重的杠杆
技术革新，带来强权的兴衰沉浮。从更短期和更“微观”的角度来看，技术上的相对落后和过时，则直接意味着财富的迅速湮灭。前苏联曾历经多年，花费巨资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防空体系。美国耗巨资研制成功B—2隐形轰炸机之后曾经对其评估，认为前苏联现有的防空体系对B—2轰炸机已经基本失效，要有效对付B—2，至少还要在防空系统上花费1万亿美元（80年代末币值）以上。这是一个令前苏联这样财大气粗的超级大国也感到绝望的局面。不仅在军事上如此，在民用产品领域更是如此。近些年来，我们从技术飞速进步的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身上也可以看到，技术革新使得财富迅速“老化”，比如曾经风靡一时的寻呼机在短短几年内就被彻底清扫出了市场。
回过头来，我们也不应该忽略这么一个事实，美国仍然是唯一的技术超级大国，也是唯一的能够大规模运用最前沿技术的国家。今天美国的GDP虽然已经不足全球总GDP的四分之一，但是技术杠杆赋予美国的优势，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或许美国的技术革新轻轻撬动一下杠杆，就会带来世界财富分布格局的重大变化。美元的价值，已经体现了这一预期。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完成了大量的财富积累。特别是外汇储备，由于持续贸易顺差等原因，目前已经达到大约2万亿美元的惊人水平。毫无疑问，这是一笔巨额财富，但是如果从“技术含量”的角度来审视这些财富，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残酷现实：用内衣、袜子、鞋子等廉价商品换来的财富看起来堆积如山，但由于技术能力上的制约，实际上却是一个被放大的幻影。曾经有反对购买美国国债的论调说用买美国国债的钱可以建多少艘“尼米兹”级航空母舰云云。事实上，即便真拿这些钱来建“尼米兹”级航母，也远远建不了账面上那么多。这里面有一道深深的技术鸿沟，难以逾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