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查办打人凶手的事却一推再推，总以各种理由，把查办凶手的事拖下去，结果就是抓不出凶手。与此同时，全市出现了另一种舆论，运输公司也有人挨打了，也有人住了医院，伤势还挺重。还有的说，这打人的事，责任在移民……这种舆论，竟然在市政府的高层人间传起来，真复杂啊。十天后，傍晚，市长与我直接进了医院，去看望住院养伤的移民。事先，没有通知任何人作陪，也没人知道我和市长这时间进了医院。我们一道走出政府大院，散着步在大街上闲逛，有不少时候，市长与我会在晚饭后这样的散步。医院距政府并不很远，走着走着就朝那方向走去了，我们走进医院，径直地踏上三楼的病房，进入移民伤号的房间，我和市长的到来很快就成了医院的新闻，移民们当然一眼就认出我了。受伤的村长没等我们走进他的病房，就一瘸一瘸的走过来，右胳膊还被绷带吊着，他告诉我们，至今脑袋瓜常常嗡嗡叫，后脑勺有时突发钻心的疼痛，有时又晕晕呼呼的不能清醒，至于胳膊腿，这种外伤，他一点也不在乎。在这些伤员中，他不算重伤号，有个五十来岁的汉子，当时不知被谁用重器砸至双眼，现在眼底出血不止，左眼已经没了视力，右眼视力极弱，要是成了瞎子，咋办？这个伤号家里来了三个陪护，他们一见市长来了，都哭了，哭着诉着，真叫人伤心，一会儿，伤号的家人们都拥过来了，要求要严惩凶手……又听医院说，凭他们的技术，再往下治，恐怕不一定中……我的心头顿然涌进一团暗云，接着，我们又看了几个伤号，有耳朵被打坏的，听不清声音了，有手指被弄折的，至今还没恢复正常，脑震荡的最多。唉！这算什么事啊！我和市长只能安慰伤号，叫他们放心，安心养伤，政府一定会主持公道公正的……
我和市长走出病区，进入医生值班室，让他们查一下受伤的运输公司的两个人的床号，女护士把厚厚的住院登记薄翻了个底朝天，还是没找到运输公司的人，因为我与市长都听政府的人说，人家运输公司的人也被打了，伤势还挺重，有两个伤号就住在这家医院，怎么查不到呢？市长是个认真又性急的人，他一个电话打到分管交通和公安的副市长的手机上，告诉他，就这会儿，马上到××医院，他在院门口等他。市长并没有告诉对方，叫他来干啥，接下来，又一个电话打给他的司机，让他将车开至医院门口。我知道，市长又要“现场”办公了。两辆奥迪轿车几乎同时停在医院门口，分别下来了副市长和司机。这时刻，市长方告诉这位副市长，那两个受伤住院的运输公司的伤员呢，怎么找不到？副市长很机灵，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马上说，他们前些天就转医院了，不住这里了。市长说，转到哪家医院了，走，咱们看看人家。副市长有点为难了，但他的表情还是从容的，沉着的，老练的，他很自然地说，这么晚了，院长都不在医院了，太辛苦你们两个了，明天吧，明天叫院长顺便汇报汇报工作。他的意思是明天去医院看那两个伤号，市长是个有点倔脾气的人，这一点与我有点相似，只是他的倔是讲场合的，这种倔事并不怎么多。他对副市长说，就现在吧，时间还不算太晚，走——
副市长挥一下手，说，我打个电话，还没等市长说话，电话通了，只听副市长把要去看望运输公司伤号的意图陈述了一下，还说，他和两个市长马上就到，对方却回答说，两个伤号都不在医院了，一个回家了，伤势已基本痊愈，在家里小养呢，另一个去外地了，去哪里他们也不知道。去外地是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去外地，是看病伤，还是去旅游，这些都不得而知。这时间，我知道，市长也没兴趣再追问了。事情只好到此作罢，若真的再弄下去，结果就太叫人难堪了。其实结果我们都已知道，只是不想说出来，当然那位副市长更知道，只是要这样的自欺欺人罢。
我跳进市长的专车，一道回市政府，路上，市长意味深长地说：
“焦市长，看到了吧，复杂啊，唉——”
“是啊，复杂——唉——”
我们心照不宣地发出一种苦涩的笑意……
接下来，两天时间，有两拨运输公司的人进了我的办公室，第一次是在晚上，政府大院静下来的时间，来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也许他们属民间自发组织来的，有七八个人，还掂着一些礼物。我心中有一种警觉，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这些素不相识的人，到底想干什么？有一点已在意料之中，肯定与殴打移民事件有关。果然，他们从头到尾与我谈的都是这事，还特别要求我，不要与他们一般见识，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千万别动真格的，别以法处理打人凶手。他们又进一步地要求，求我到市长那里说说情，对他们的人手下留情。从他们的口气中，似乎市长就听我的，似乎是我在背后向市长搧的底火，方使市长对打移民的事重视起来……还有，在市长办公会上，我的发言与市长的讲话，他们都故意地透露了出来，但是，他们重复的这话分明与实际又有出入，更有断章取义之嫌，他们怎会知道这些？复杂啊。最后他们的话，是很义气又超脱的。以后你焦市长有什么事，能办的，不能办的，直贝青跟我们弟兄交待一声，保准叫你满意。焦市长，你是市长，有些事不便出面，这事就交给我们……
送走他们，我有点茫然。但是，很快，我就清醒了。次日凌晨，又是政府大院最静的时间，又一拨人来了，这次队伍组成显然与昨夜不一样，都是头头脑脑，有身份的。他们对我说，只要别对打人凶手以法惩处，其他的事怎么说都行，还请求我说服市长，不要再对照新刑法处理这事……
这怎么可能呢？别说受伤害的移民不答应这样做，就是凭我自己的良知，也不会做出卖良心的事啊！
然而，叫我始料不及预想不到的故事发生了：是在市委常委会议室，全市最权威的殿堂；是市委的全部常委，还有与事件有关的主管部门的一把手，当然还有分管移民和分管交通的两个副市长。这是一个专门为处理殴打移民事件的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是由市委秘书长主持的。按照安排，由挨打移民所在的移民乡先陈述事件经过，承担这个角色的是乡党委书记，他是一个乡镇最有权威又最能代表组织的人物，老百姓爱称他与乡长都是村民的“父母官”。不管这叫法准不准确，老百姓只管这样的叫。
乡党委书记大包大揽，把这次移民挨打的责任全揽在了移民身上，全是移民的过错，方导致对方动手了，书记说的很具体，有许多情节和细节，不允许你不信他的话是真的。最后，书记还主动要求，不要处理打人一方，因为真正的责任不在人家那里……
是啊！按照书记道出的情况，与原来我掌握的情况可谓天差地别，这个常委扩大会议是下午召开的，上午我还在市交通局召开了一个调研会，是要真正摸清打人事件的前因后果，事情的真相我已经弄清楚了。这个书记，怎么能如此说话，他分明在混淆黑白，颠倒是非啊！书记的话刚过，就有人对这番话加以延伸，也有人加以评论。听着听着，我愈来愈气，若不是强压住火气，真要当场爆炸哩。其实，这时候，市长也已气上加气了，我发现，他的脸色都变了。别看书记市长都站在移民一方，应该说，都站在真理一方，可是，真理却成了少数派。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故事？是在最权威最神圣的地方，最能代表组织的人群中间，想不通吗？不服气吗？怒发冲冠了吧。
夜十一点的时候，我方从外边回到办公室，办公室里间就是我的卧室，我是去温泉游泳池游泳了，游泳池在距市区25公里的五龙口风景区，晚9点钟我才到了那里，游泳池已没人了，服务人员正准备关门下班，是我去了，他们就破例继续开放，我是游泳池的常客，这里的人都知道，焦市长是个游泳爱好者。池子里只有我和我的司机，我只是想叫温泉的水冲去一天的烦恼，冲去所有的怨言。整整游了一个钟头，今天我特意练起潜游，我在考验我有多大的心量，实际是肺活量。憋一口气，想从池子此端潜游到彼端，实践证明还是不行，不如专业运动员。前不久，省体工大队的游泳队员，来这里练习，就能一口气从这头游到那头。我不行，正像我的忍耐容量。我担心自己老毛病复发，老毛病就是不能“忍”，或者叫“忍性”不足。古训有“小不忍则乱大谋”。我应该有些容忍的肚量吗？我问自己。从游泳池出来时，经理过来了，很热情地说，焦市长，别走了，住咱温泉宾馆吧，明早吃了早点，回政府不迟。我说，不行。我知道，这个挂着“温泉渡假村”牌子的王国，其中有餐饮、住宿、健身、跳舞、唱歌、桑拿休闲等各种服务设施。我必须回政府，若不在政府就宿，心里就不踏实，除非出差外地，这种感觉已经好久了。
政府门卫为我的汽车打开上了锁的大门，走至市长小院，正坐在值班室等候我的乡党委书记随即走出来，拉住我的手说，已等我整整两个钟头了，值班室的人说，焦市长肯定要回来，我就等你……进了办公室，这位书记就倒起一肚子苦水，告诉我，今天下午在市委常委会议室，为什么说出那种违心的话，那种对不起焦市长的话。
焦市长，你看了没，主张以法惩处打人凶手的人就是你，×市长（市长）、×书记（********），就你们3个人，虽然都很权威，可你们都是外地人啊！你们不知道，地方上有的人不照道啊！你们以法办事是对的，他们就不与你们正面理论这事，他们就在下边，在暗处使坏，他们能干出你们想都想不到的事，他们敢暗算你们呀！还有一点，我们乡与市××局关系一直很好，人家还帮助我们乡办一些项目，要是我出面做证，把他们的人弄进了监狱，关系立马恶化，啥项目都砸了。还有公安，唉，都不想抓人啊……
焦市长，你是好人，书记和市长都是对的。我们都清楚，都心中有数啊！可是咱得继续生活啊！要安安生生过日子，就得受委屈啊，就不敢实话实说啊！唉，对不起了，你能理解小弟吗……
乡书记走出我的办公室时，已凌晨两点了。送走了这个不速之客，我突然觉得，先前对他的抱怨甚至责怪，突然的没了。又觉得，乡书记不是坏人，不是没良心的人，不是有意歪曲事实的人。过了些日子，我甚至觉得，这个乡书记是个好人，是个正面人物。他能直率地对我说出心里话，说出真话，我由衷地感谢他。
我的感情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我深切地同情挨打的移民，我意识到，不管政府怎么把移民“捧”的高，那只是理论，真正落实下去，还有老长一截路程要走呢。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叫他们成为弱势群体。同时，我欣赏那种为了同仁不被法律制裁而使尽浑身解数的人，这些人是“凶手”的同仁或朋友，在这种时候，他们还不顾一切地站出来，保护他的胞兄胞弟，其中凝聚了多少真挚的感情啊，它与那类一味利己，不顾旁人的官员有多大的反差啊，只是这种感情需要正确的导向。
这时候，我反思起移民村打架斗殴的几个故事。也许，是我对这种殴斗拼搏有了另一种认识。
记得在一次移民新村介绍搬迁经验的小型会议上，一个乡移民办主任动情的说：
“我们的经验就是一个字——打——”他把那个“打”字说的很重很重，音又拉得很长很长。
怎么说呢，就是他指的那个移民村，自从山上移下来后，在当地平原乡村老门老户的村民团团包围下，没人去找他们移民新村的麻烦，更没人敢欺侮他们。无论是修路、架电、铺设水管，当地人都很配合。为啥？用这个主任的话说，这局面是打出来的。这个村子，原来在穷山恶水的偏远荒野，旧社会土匪多，劫路的人多，习武的人多。这次搬迁到平原村以后，建房时，照潜规则，一般应该购买当地人推销的砖瓦、水泥、大沙、白灰、玻璃、木门等等材料，这钱该叫当地人赚了。想一想，也有道理，当地人把土地都割划给移民了，移民让出些小利不应该吗？可是，这个村不行，他们压根就没这个想法，更没有这种姿态。他们要自己赚这笔钱，或者说要省下这笔钱。开始时，推销建材的人哪里服气，与他们理论，欲强行推销。谁知山里人二话不说，就抢起手边的铁锨、木棍、钢筋猛打起来，直打得几个卖建材的人头破血流，破相毁容，筋骨裂断，爬地上求饶，其中一个伤者脸庞上缝了30针，一个伤者断了五根肋骨，一个伤者耳朵被撕掉一半，鼻子打的歪在一侧……现场景况惨不忍睹。接下来又发生类似事件两起，就这样，这个移民新村的名声传开了，安居下来了，没人再来找他们的麻烦。一提起这个村，当地人都摇摇头，说，跟他们哪能一般见识，山里人，没见过世面，不知道天高地厚，太野！那天，移民办主任在得意地介绍这种“打”的经验时，我拉了拉他的衣衫，说，别说了，这经验以后就别再介绍了……
其实，移民新村与当地老村的矛盾纠纷一直在发生着，它没有因为这个移民办主任不再介绍“打”的经验而减少，这种“打”却使我这个分管移民工作的副市长，时常担心。我走到哪里，说到哪里，不管是移民村还是安置村，谁要是打死了人，可是不得了的事故啊！别以为放肆的开打起来怪痛快，怪解恨，什么都不顾忌，那是要坐大牢的！甚至酿成血的代价啊！也许，是我总是警告他们，使这种“战争”没有蔓延成不可收拾的灾难吧。
不过，最血腥的格斗并非因为活人的摩擦碰撞，而是因为死人引发的刀光剑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