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氏曰：“伏生传於既耄之时，而安国为隶古定，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简之内，其不可知者盖不无矣。乃欲以是尽求作书之本意与夫本末先後之义，其亦可谓难矣。而安国所增多之书，今篇目具在，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诘曲聱牙，至有不可读者。夫四代之书，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为二体乎？其亦难言矣！”
又论《泰誓》云：“汤、武皆以兵受命。然汤之辞裕，武王之辞迫；汤之数桀也恭，武王之数纣也傲；学者不能无憾。疑其书之晚出，或非尽当时之本文也。”
蔡沈疑《伪书》
九峰蔡氏曰：“按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错时失之，则先秦古书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为记录之实语难工而润色之雅词易好，故训诰誓命有难易之不同，此为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诵乃偏得其所难，而安国考定於科斗古书错乱摩灭之馀反专得其所易，则又有不可晓者。”
又跋《牧誓篇》後云：“此篇严肃而温厚，与《汤誓》相表里，真圣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尽出於一人之口。岂独此为全书乎？”
按：吴、蔡两先生所辨明矣：既以文体不同别之，复以义理有乖驳之，後学复何疑焉！惟口授之说原无其事，说已详前卷《真伪源流通考》中。
赵汝谈疑《伪书》
陈直斋《书录解题》云：“《南塘书说》三卷，赵汝谈撰。疑古文非真者五条。朱文公尝疑之，而未若此之决也。”
按：吴、蔡於此皆不能以无疑，然终未敢决言其伪。岂非久假难归，极重难返，虽贤者亦不免游移其间乎？乃赵氏独直斥为伪撰，非有大过人之识安能如是！惜余未得见其书也。
近世以来，斥其伪者尤多。若梅、顾、朱、李诸先生咸有论著。惜余学浅居僻，未见梅、朱二君之书，仅於李巨来《古文尚书考》中见其一斑也。今载顾、李两家之说於左：
顾炎武疑《伪书》
顾宁人论《泰誓》云：“商之德泽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纣，乃曰‘****受，洪惟作威，乃汝世雠’，曰‘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雠’，何至於此？纣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雠之，岂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晋间人之伪撰者邪？吴氏、蔡氏盖已见及乎此，特以注家之体，未敢直言其伪耳。”
李绂疑《伪书》
李巨来《古文尚书考》云：“《古文尚书》，凡《今文》所无者，如出一手，盖汉、魏人赝作。朱子亦尝疑之，而卒尊之而不敢废者，以‘人心，道心’数语为帝王传授心法，而宋以来理学诸儒所宗仰之者也。余友万编修云：‘即此数言，可证其赝。危微二语出於《荀子》，而《荀子》又得之於《道经》，非《尚书》语也。梅尝言之矣。’余覆考之，盖《荀子解蔽篇》言‘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处一之危，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荀子之论危微者如此，而引《道经》以为证，则《尚书》必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语。何也？荀子为李斯之师；其所著书在《诗》、《书》未燔之前。荀子凡引《诗》、《书》，并称‘《诗云》’、‘《书》云’，而此独称‘《道经》曰’，则秦火之前荀子所见之《尚书》无危微语也。杨亻京勉强迁就，注云：‘今《虞书》有此语，而云《道经》者，盖有道之经。’不知汉以前从未尝称《易》、《诗》、《书》、《春秋》为经，《论语》、《孟子》所引亦无经字。且孔、孟为儒家而黄、老为道家，自战国至汉无异辞。道家之书则曰经，如《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经》、《列子冲虚经》、《关尹子文始经》，皆是。《道经》之非《尚书》也明矣。《经解》出於《戴记》，未必为孔子之言，然通篇无经字，其经目则汉儒所署耳。《孝经》亦汉人钞撮圣贤绪言为之，不然，不应汉以前无一人语及之也。至汉武帝，始设五经博士。盖汉初尚黄、老，儒者慕焉，因亦效道家者流，各尊其所治之书为经，自称曰经师。此如庞蕴《语录》，惟僧人称之，而宋儒弟子之无识者亦录其师之言，名以语录焉耳。其在秦以前，未闻称《易》、《诗》、《书》、《春秋》为经也。知危微之语出於《道经》而非出於《尚书》，然後知《古文尚书》之赝较然明白。或谓孔壁之书，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故班固谓‘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诸篇多《古文》说’，班固，汉人，其言不可据乎？曰：班说是也。然司马迁所引者、安国所得於壁中之《真古文尚书》，非今所有之《古文尚书》也。秀水朱氏彝尊尝考之矣。《史记》中，《五帝本纪》引《二典》，《夏本纪》引《禹贡》、《皋陶谟》、《益稷》、《甘誓》、《殷本纪》引《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周本纪》引《牧誓》、《甫刑》，《鲁世家》引《金》、《无逸》、《费誓》，《燕世家》引《君》，《宋世家》引《微子》、《洪范》，皆《今文尚书》所有，不足为据。其所引为《古文》所有而《今文》所无者，惟《殷本纪》所引《汤诰》，《周本纪》所引《泰誓》二篇而已；然其辞皆与今所传《古文尚书》绝不相类。盖安国所得壁中《古文》信有其书，而特非今世所行之《古文尚书》也。司马迁亲问故於安国，而所引之辞绝不类，则今之《古文尚书》复何所恃以取信於天下也哉？然则《尚书》之所谓可信者，皆其可疑者也。”
按：百馀年以来，读书有卓识者无过於顾宁人先生，所推为博学者无过於李巨来先生，而皆以《孔氏经传》为伪则此二十五篇之非安国《古文》明矣。惟巨来称“安国所得壁中《古文》信有其书，而特非今世所行之《古文尚书》”者，考之尚有未详。盖安国壁中之《古文》即今三十三篇之书，与《今文》篇数同而文字互异，前卷固已详言之矣。司马氏所引，班氏所称，皆此也。此外十六篇，则所谓《尚书逸篇》者是也。但《今文》亡於永嘉，而人遂误以三十三篇为《今文》耳；非别有《古文》而今亡之也。故今补而正之。
李巨来《书“古文尚书冤词”後》补说
毛西河有《古文尚书冤词》，以二十五篇为非伪（此书未见）。巨来作此辨之，深足以纠世人之惑。今摘录之於此。然其中亦尚有未尽未周者，故复补其未备，附录於後。
《晋书》无古文授受事
“余少时读《尚书正义》，考《古文》授受引《晋书》云：‘晋太保郑冲授扶风苏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阳臧曹，曹授汝南梅赜。’考之《晋书》，绝无其语，不知《正义》何所据也。按《晋书》郑冲本传，止云‘高贵乡公讲《尚书》，冲执经亲授’而已，并未有《古文》之说。又称冲与孙邕、曹羲、荀ダ、何晏共集《论语》诸家训注之书，名曰《论语集解》，奏之魏朝，未闻有经学授之何人。又冲仕魏至司空司徒，常道乡公即位，拜太保，位三司上，封寿光侯，而阿附司马昭；比炎篡位，冲实奉禅策，拜太传，进爵为公，视孔光、张禹之罪又有甚焉。此辈经术又安用哉！况苏愉、臧曹、梅赜，《晋书》并无其人；惟梁柳附见《皇甫谧传》，亦止言其作郡，并无得《古文尚书》之事。毛西河氏作《古文尚书冤词》，亦据《正义》引《晋书皇甫谧传》，云：‘谧从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中多载其语’，则《谧传》并无之。毛氏乃引晁公武《十八家晋书》为辞。按《唐书艺文志》，唐初，《晋书》虽有七家，御制书出，余必称名。《正义》所引未称某人《晋书》，必《御制晋书》矣。且《御制晋书》成於贞观，而《唐书儒学传》谓《尚书正义》，永徽中，於志宁等校正，始布天下，则《正义》自当引《御制晋书》，不当他引也。毛氏为《古文尚书》称冤，大声疾呼，著书立说，而所引疏阔，与孔氏《正义》无异，安足以传信後世而箝天下之口也哉！”
按：毛氏以《十八家晋书》为解，不过强词夺理而已。假使他《晋书》果有之，贞观《晋书》必无删之之理。圣经显晦，天下之大事也，数百年亡轶之书一旦忽出，岂容略而不言！修《晋书》者与孔氏之书无仇也，何为处处皆削其文？况当时方崇奉此书以为真，乃无故削其文，尤不近於情理。然则是他《晋书》原无此语，故贞观《晋书》亦不能凿空而增此文也。此盖传《伪书》者假设此言以欺当世，孔氏道听涂说而未及覆核耳；不必曲为之说也。毛氏乃欲以想当然之说定古书之真伪谬矣！巨来此辨深足以正世人之惑，故今补而论之。
《伪书》与皇甫谧之关系
“考晋时著书之富无若皇甫谧者；尝因《正义》所引牵连梁柳，即疑《古文》为谧所作。後得梅《尚书考异》观之，所见多相合者。其序文则直指《古文尚书》为谧作以授梁柳。其别有所据耶？抑亦因《谧传》及梁柳而臆揣之耶？‘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古文》之作自谧，可信十之六七矣。”
按：巨来以二十五篇为伪，是也。惟从梅氏以为皇甫谧作，尚恐未然。谧所著书虽多荒谬，然或采摘太杂，及附会以己意，则有之矣，若公然撰伪经以欺世，则谧尚未至是。且谧所著《帝王世纪》，汤之後有外丙、仲壬两代，与《孟子》、《史记》合，而《伪传》释《伊训篇》云：“汤崩，逾月太甲即位。”与谧说正相反，其非谧所著明甚。梅氏但因《伪书》、《伪传》多采《世纪》之文，遂猜度之以为谧作，误矣。故今正之。
古书可赝造
“吾友方灵皋谓汉以来文章具在，孰能赝为之者。不知後人特未尝摹经而自作文字，故不相似耳。刘原父尝补作《礼经》三义，杂之《戴记》，有过之无不及；况搜集群书，征引《尚书》原文，特以己意联属其间，因稍加补缀，何不似之有！黎邱鬼虽父不能辨其子；优孟为叔敖衣冠，楚王不得不爱也。”
按：谓摹经所以似经，固也，然特其貌似，貌之一二分似耳，究之不脱当时风气。试取其书读之，文势则多杂排偶，句法则率经煅炼，名言浅语间出错陈，与三十三篇毫不相类，一望而知为晋以後人之笔。以之欺世俗之人，则有馀；以之入知文者之目，则固不能掩也。犹之乎苏子瞻市猪於金华，中道而逸，买猪代之，而客犹赞其美，使其遇陆鸿渐，必不至以江水为潭水也。
辨《晋书荀崧传》“古文尚书孔氏”语
又按：自汉下逮魏、晋，言《古文尚书》者众口如一，无可以假借者。故毛、方两家虽极力崇奉《伪书》，而皆毫无证据，其失不待言矣。惟唐贞观中所纂《晋书》内二语，颇足惑世；然其误亦显然易见。毛、方虽皆未之及，然世人读书粗心浮气者多，恐数百年後复有以此献疑者，故附辨之如左：
《晋书荀崧传》中记简省博士事，内云：“《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似当晋时已有此《伪书》者。然按《传》中所载，《春秋左传》二家，《易》、《诗》、《周官》、《礼记》、《论语》、《孝经》各一家，加以《尚书》二家，当为博士十人，何以但云九人？前後不符，其为误衍孔氏一家无疑。且考《职官志》，称晋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江左减为九人。魏既未尝以《孔传》列学官矣，晋安得而有之？而《隋书》亦称齐建武中，《孔传》始列国学。合观诸书，孔氏之文之为误衍，不待问者。盖今之《晋书》乃唐人采七家《晋书》而纂录之者：郑氏本传《古文尚书》，是以《旧晋书》有《古文尚书》之文；而当唐初，人皆指《伪孔氏经传》为《古文》，纂《晋书》者因误以所称《古文尚书》者为孔氏《伪书》，遂於郑氏之外别出孔氏之文，以致其数不相合耳。且《尚书》非《古文》则《今文》，非《今文》则《古文》，今乃云“《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然则郑氏者今文邪？古文邪？盖隋、唐间学者专尚词赋，不甚通於经术，而唐初承大乱之後，廷臣之有学问者少，故不敢定马、郑之为古文今文，──谓为今文，则永嘉之乱今文已亡；谓为古文，则又别有五十八篇伪孔氏之经传与郑互异，──故不得已而为是两可骑墙之语耳。大抵古来自修之史多佳，词臣共修者多不佳。自修者，必有其所见，其平日亦必详考之，否则恐有舛误，贻讥後世，故佳者多，《史记》、《两汉》、《南北史》等书是也。词臣共修之书，则多以官使之，未必皆有学术，其平日亦未尝留心於此，而又不专其事，即有抵牾，莫任咎，故佳者少。是以伏生之书本属壁中所藏，而《隋书》称“伏生口授二十八篇”；杜林本传孔氏《古文尚书》，而《隋书》称“杂以《今文》，非孔旧本”；皆习於世俗流传之语，而未尝取《史汉》诸书核正其是非耳。盖凡古来词臣共修之书多不可据如此，刘知几《史通》言之详矣。《隋书》、《晋书》皆唐初人所纂，复何怪乎《荀崧传》中之误衍此文也！
《尧典》分出《舜典》考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