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记郊特牲篇》云：“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唐柳子厚遂据此文谓夷王害礼伤尊，为王室微弱之证。余按：《书康王之诰》云：“王出在应门之内，毕公帅东方诸侯入应门左，召公帅西方诸侯入应门右，”但云“在应门内”而无“跻阶”之文，则王非在堂上明甚。然则夷王以前未必绝不下堂也。《春秋传》，齐桓公受胙，天子命无下拜，下拜，登受；晋文公受策，再拜稽首，出入三觐；其事天子皆未尝敢失礼。王室微弱，号令不行，则有之；朝觐之文未之改也。然则夷王以後亦未必皆下堂也。且《记》此篇於“庭燎之百”云“由齐桓公始”，於“《肆夏》之奏”云“由赵文子始”，於“大夫之强”云“由三桓始”，独此文不云“由夷王始”而云“由夷王以下”。玩其上文语意，乃作《记》者生於周室积衰之後，传闻其初之不然，而无从考其所仿，但约略之以为当在夷王以降，非断以为夷王时也。观《小雅》中《大东》、《菀柳》诸篇，幽、厉之世，诸侯犹苦於王室之诛求，则夷王时不应遽至微弱；而此传亦称“诸侯并走其望，以祈王身”：乌得遽谓下堂而见决为夷王事乎！故今不录。又按：古有师其臣者，有宾其臣者。成王之於周公，拜手稽首。故凡经传称君弱臣强者，多自臣之僭礼言之；若天子过於降抑，此自其君之谦，不必皆微弱而後然。故汉光武与子陵同寝，唐神尧引群臣升座，而宋度宗亦尝拜贾似道；虽其是非得失不同，要不因於君弱臣强之故。然则王室之强弱亦未必尽在下堂与否也。
【备览】“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史记周本纪》）
卷七
厉王
【补】“至于厉王，王心戾虐。”（《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厉王说荣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若用，周必败！’”（《周语》）
说荣公
采《国语》事而於其言但节录之，说已见前《穆王篇》中。後并仿此。
【备览】“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史记秦本纪》）】
诸侯多叛
按《桑柔》诗称“乱生不夷，靡国不泯”，则厉王之世诸侯叛者盖多。但古书缺轶，事无可考。惟秦史尚存，故《史记》得以采而录之耳。馀可以例推也。
【补】“万民弗忍，居王于彘。”（《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居彘
按：厉王之在彘，《左传》称“居”，《国语》称“流”。王，天子也，岂可言流！云居，是也。《国语》不及《左传》，此其一端。
“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於彘。”（《周语》）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於彘。”（同上）
辨召公以子代宣王之说
《国语》云：“彘之乱，宣王在召公之宫，国人围之。召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以及此难。今杀王子，王其以我为怼而怒乎！（云云）’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长而立之。”余按：周民之居厉王於彘，苦其暴虐，不得已而出之，使不得肆虐於己耳，非必殄灭之无遗育而後甘心也。使民果欲甘心於王，王何以能安然而居於彘？果欲甘心於王，王出之後何不更立他人而虚王位者十四年，王崩之後又何以共戴宣王而无异言乎？盖古者人情淳朴，上下之间不甚猜疑，故卫出成公以说於晋，及晋许其复国，盟于宛濮，而国人无贰者。况文、武之德未忘於民心但以身在水火之中，遂冒然不暇顾虑而为此举，王出则已，不仇王也，况大子乎！是以宣王之立，民不畜怨，亦不自危，而宣王亦不复追理前事；是其君臣相待，犹然先代忠厚之遗，安得有如後世所谓斩草除根之颓俗乎！且召公，贤臣也，於王子固当全之，岂必避怼王之嫌而後如是！谏王，为社稷也，免王子，亦为社稷也；藉令召公未有谏王不从之事，将遂执太子以与国人而听其杀之乎！然则谓宣王避乱而奔召公之宫，或有之；若谓国人围而欲杀之，召公避嫌而後以子代之，则必无之事也。盖缘春秋、战国以降，风俗日偷，君与民相疾视如仇仇然，故疑此时宣王必不能自免於难，因揣度附会之而为此说耳。今不录。
【备览】“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史记年表》，元年，庚申）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史记周本纪》）
《竹书纪年》以“共和”为共伯和干位之非
《竹书纪年》称“共伯和干王位”。苏氏《古史》采之，云：“厉王屈彘，诸侯无所从；共伯和者，时之贤诸侯也，诸侯皆往宗焉，因以名其年，谓之共和。”余按人君在外，大臣代之出政，常也。襄公之执，子鱼摄宋。昭公之奔，季孙摄鲁。厉王既出，周、召共摄周政，事固当然，不足异也。若以诸侯而行天子之事，则天下之大变也。《传》曰：“干王之位，祸孰大焉！”又曰：“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共伯果贤诸侯，讵应如是，春秋至闵、僖以後，天下之不知有王久矣，然齐桓、晋文犹藉天子之命以服诸侯，不敢公然摄天子事也；况西周之世，乌得有此事！且夫召穆公，周之贤相也，能谏厉王之虐，能佐宣王以兴，夫岂不能代理天下事，而诸侯必别宗一共伯和乎！齐桓、晋文之霸，传记之纪述称论者指不胜屈；况摄天子之事尤为震动天下，而经传反泯然无一语称之，亦无是理也。《竹书纪年》，唐人多有称述之者，其文往往与《史记》异。以经传考之，自周东迁以後，《史记》不如《纪年》得实（如梁惠王有後元年，齐伐燕在宣王世之类）；自周东迁以前，《纪年》不如《史记》近正（如大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之类）。盖此书乃战国时所撰：东迁以後本之晋、魏旧史，而东迁以前则简策多逸，或旁采异端之说以补之，是以不能无谬。犹之《史记》纪汉事多得实，纪三代事多失真也，共和之名年，意本因二相和衷共摄而称之；传之既久而失其详，遂误以为有共伯和摄之，撰《纪年》者因从而载之耳。至於今世所传《纪年》一书，则又不知何人所撰，唐人所引大半无之，而其文往往反采之《汉书律历志》及《伪古文尚书经传》，此尤不足论矣。《古史》又据《春秋传》“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及《庄子》“共伯得之於共首”之语为共伯和之证。然《庄子》所称述本不皆实有其人，而亦未见此文共伯之即为干王位人也。故今但据《史记》载之，而《纪年》之文不录焉。其释“间王政”之误，说见後《宣王篇》中。
宣王（《史记年表》，元年，甲戌）
【补】“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後（“而後”诺本多同；或作“二公”，非是）效官。”（《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诸侯释位以间王政”
杜氏《左传注》云：“‘间’，犹‘与’也；去其位与治王之政事。”林氏以此为周、召事，云：“二公与治王之政事，号曰共和。”苏氏《古史》以此为共伯和事，云：“厉、宣之间，诸侯有去其位而代王为政者。”余按：周、召皆王室之相，厉王虽出，二公之在相位自若也，不得谓之“释位”。当厉王在国时，政固已共理之，亦非待流於彘而後得与於王政也。若以共伯和当之，谓“释位”为去诸侯之位，“间王政”为干天子之权，则“而後效官”将何解焉？且子朝之为此言，因晋之纳敬王，故述诸侯之忠於王室以责晋之不辅己耳，故曰“并建母弟以蕃屏周”，曰“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曰“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周、召皆王卿士，不得谓之“诸侯”以比晋，而共伯和干天子之权，亦非忠於王室者比，皆与前後文义不类，子朝之述此何居焉？盖“释位”“效官”本相对为文。“释”犹解也；“释位”者，解官也。“间王政””者，待王政之间也。诸侯为王卿大夫者，因万玉在外，故解官而归其国，以待王室之定；宣王有志振作，而後来效王官之职。上下呼应，本极了然分明；但说者先有共和及共伯和之成见在心，务强合之为一，是以乖刺不通，而不知彼自一事，此自一事也。今正之。共伯和之误，说已见前《厉王篇》中。
【存参】“《囗汉》，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厉王之烈，内有拨乱之志，遇灾而惧，侧身修行，欲销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复行，百姓见忧，故作是诗也。”（《诗序》）
《囗汉》为宣王初年诗
《纲鉴大全》载此事於宣王六年“征伐四方，封申，城齐”之後；《绎史》亦载之於《常武》、《崧高》谐诗之末。余按：《序》文云“承厉王之烈”，则是以为初即位时事也。且《大雅》自《民劳》以後，篇次未有错乱，此诗既在《崧高》、《民》之前，则为宣王初年之诗无疑。故列之於此。
【存参】“周宣姜后贤而有德。宣王尝早卧晏起；姜后脱簪珥，待罪於永巷。王遂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兴之名。”（《列女传》）
姜后待罪事可存
此事未知有无，然於理无所害。惟其文太冗弱，必後人所敷衍。故今删而存之。《纲鉴大全》从《外纪》，载此於二十二年则此後乃宣王德衰之时，与“勤於致事”语不符。当以在初年为是。
“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史记周本纪》）
二相辅政但称召公
按：此文即本《诗春秋传》所述而言。“二相”，谓周公、召公也。盖宣王初政，皆由大臣匡赞而成。然《二雅》多称召公者，而周公无闻焉；或者亦如唐苏之於宋乎？藉使周公不贤，召公亦未必能独行其志也。
“犭严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诗小雅》）
“薄伐犭严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同上）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犭严狁于襄！……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同上）
【存参】“宣王兴师命将，诗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犭严犭允，至于大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汉书）
《诗序》以《采薇》、《出车》、《大杜》属文王之非
卫宏《毛诗序》云：“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犭严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帅，遗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遗之，《出车》以劳还，《大杜》以勤归也。”由是郑、孔以来诸儒之说《诗》者咸以《出车》为文王诗，南仲为文王臣，而诗所谓“王”者纣也。余按：《春秋》之义莫严於辨名分，文王果受天子命伐犭严狁，则文王当自行，不得但遣陪臣帅师；诗当称“王命西伯”，不得称“王命南仲”。今直称天子之命以命陪臣，若其间初无文王者，僭邪？乱邪？非惟不知有君，抑亦非所以尊天子也。苏氏知其不通，於是又曲为说，以“天子”为纣，以“王”为文王，後人之追称云然耳。然王即天子也，一篇之中，自“天子”纣，自“王”文王，名实杂糅，君臣同称，尚可以为训乎！天子之命陪臣则述之，文王之命其大夫则又述之，独天子之命文王则无一语及之，有是理乎！且经传记文王之臣多矣，未有称南仲者；而《常武》，宣王时诗，有南仲（旧说以南仲为皇父之祖，误；说见後《常武》诗下）。太王时有獯鬻，文王时有昆夷，未有称犭严狁者；而《六月》、《采芑》，宣王时诗，称犭严狁。然则此当为宣王时诗，非文王时诗矣。不特此也，《六月》称“侵镐及方”，此诗称“往城于方”，其地同；《六月》称“六月栖栖，戎车既饬”，此诗称“昔我往矣，黍稷方华”，其时又同。然则此二诗乃一时之事，其文正相表里；盖因镐、方皆为犭严狁所侵，故分道以伐之，吉甫经略镐而南仲经略方耳。故《汉书》以《出车》、《六月》同为宣王时诗；《古今人表》，宣工时有南仲而文王时无之；而马融上书亦称“犭严狁侵镐及方，宣王立中兴之功，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诗”；然则是齐、鲁、韩三家皆以此为宣王诗矣。朱子云：“诗所谓‘天子’，所谓‘王命’，皆周王耳。”是矣；然云“南仲，此时大将”，不质言为何时，则犹未免以先儒“《正雅》”“《变雅》”之说为疑也。夫《雅》本无正变之分，而诗篇亦不无错简。《春秋传》，吴季札聘於鲁，请观於周乐；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恩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同德之衰乎？”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кк。”（杜讠主误说，见《召穆公篇》中）则《小雅》固不在文、武世，而《鹿鸣什》中固有宣王诗矣。《南陔》以下九篇皆笙歌之诗，当次之《鹿鸣》之三，而今反在《大杜》之後。《常棣》、《伐木》、《天保》与《蓼萧》以下四篇皆燕享之诗，《采薇》、《出车》、《大杜》与《六月》、《采芑》二篇皆征戍之诗，本当以类相从，而今皆迭相间。则今《小雅》篇次非当日之旧第明矣。先儒既误以诗为周公所作，又不知篇次之有错简，但见《六月》篇中有称“吉甫”明文，势不可并以为文、武之诗，遂断《菁莪》以上谓之《正雅》，《六月》以下谓之《变雅》。《出车》既在《正雅》，又在《南陔》、《白华》之前，因不得不以南仲为文王时人，伐犭严狁为文王时事。是以委曲迁就，百方解说，而理卒不可通。然不可通，其失犹小，而使商、周革命之际事迹失实，圣人之心不白于後世，其失大。故次之於《六月》之後，以正其失。说并见前《文王篇》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