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者或谓公冶长之贤不及南容，故孔子以子妻长而以兄子妻容。程子曰：“此以私心窥圣人也，二子之妻或因其年之相当耳。”余按：此二事不过记者类而记之，其相隔未知数年或十数年，原非一时之事，而乌得有所较量区别於其间哉！盖公冶长在缧绁中而南容免於刑戮，其事若相反而孔子皆妻之。若世俗之情，知取其免刑戮者，则在缧绁者为所弃；若不以缧绁为病，则亦未必求其免刑戮者而妻之。於此见圣人之观人择胥得其中正，但取其实之不至於取祸，而遇之幸不幸不计焉。不求之此而妄意区别於其间，可谓不善读书者矣。程子之论是矣，然於事理尚未尽，故今附论之。
长与容未必为孔子弟子
按：南容之谨言，贤矣；即公冶长之可妻亦必有所以取之。然《史记》虽载之於《弟子传》中，而以《论语》之文考之，长绝无问答之语，适仅有羿、一问而亦非质疑问难之比，末见其必为弟子也者。故附次之於诸弟子之後。
卷三
左子
【补】“《左氏传》三十卷。”（《汉书艺文志》）
【存参】“鲁君子左邱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左氏非左丘明
刘歆云：“左邱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是谓作《春秋传》者即《论语》之左邱明也。由是班固《汉书》谓孔子与左邱明观史记，杜氏《集解》谓左邱明受经於孔子，盖皆本之於此。自唐啖、赵，宋程、朱以来，始谓此作《传》者与孔子不同时，非《论语》之左邱明；而甚者至谓为秦时人。余按：《左传》终於智伯之亡，系以悼公之谥，上讵孔子之卒已数十年，而所称书法不合经意者亦往往有之，必非亲炙於孔子者明甚，不得以《论语》之左邱明当之也。战国之文态横，而《左传》文平易简直，颇近《论语》及戴记之《曲礼》、《檀弓》诸篇，绝不类战国时文，何况於秦。襄、昭之际，文词繁芜；远过文、宣以前；而定、哀间反略，率多有事无词；哀公之末，事亦不备，此必定、哀之时纪载之书行於世者尚少故尔。然则作书之时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後人也。且《史记》但以《传》为左邱明所作，不言为何时人，而亦未有亲见孔子之文，不知二人姓名之偶同邪？抑相传为《左氏春秋》，而司马氏遂亿料之以为《论语》之左邱明邪？说《论语》者以左邱为复姓，与公羊、梁正同。乃传经者云公羊氏《春秋》，梁氏《春秋》，而此独云左氏《春秋》，不云左邱氏，又似作《传》者左氏而非左邱氏也者。然则传《春秋》者其姓名果为左邱明与否固未可定。然无此传则三代之遗制，东周之时事，与圣贤之事迹年月先後，皆无可考，则此书实孔子以後一大功臣也，不可不标其人。既相传为《左氏春秋》，故即题以左子而缺其名与字，但载《史记》之语以存参，并识後人轩轾之言以折衷焉。
《国语》非左氏作
《史记自序》云：“左邱失明，厥有《国语》。”由是世儒皆谓《国语》与《春秋传》为一人所撰，东汉之儒遂题之曰《春秋外传》。余按：《左传》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实录，而《国语》荒唐诬妄，自相矛盾者甚多；《左传》纪事简洁，措词亦多体要，而《国语》文词支蔓，冗弱无骨，断不出於一人之手明甚。且《国语》，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即《国语》亦非一人之所为也。盖《左传》一书采之各国之史，《师春》一篇其明验也。《国语》则後人取古人之事而拟之为文者，是以事少而词多，《左传》一言可毕者，《国语》累章而未足也。故名之曰《国语》：语也者，别於纪事而为言者也。黑白迥殊，囗泥远隔，而世以为一人所作，亦己异矣。又按《史记自叙》，自文王孔子以下凡七事，文王里之诬馀固已辨之矣，孔子之作《春秋》亦不在於陈、蔡，《离骚》、《兵法》、《吕览》、《说难》之作皆与本传之说互异，然则此言亦未可尽信也。且列左邱於屈原後，言失明而不言名明，尚未知其意果以为即作《传》者之左邱明否，不得强指为一人也。故不采此文。
《左传》远胜《公》、《》二家
朱子以左氏为史学，公、谷为经学，“左氏纪事详赡而是非多谬，公、谷纪事虽疏而多得圣人之意”。余按：左氏之不尽合於《经》意，诚有然矣，谓公、谷之能得《经》意则未见也。公、谷之说，大抵多取月日名字穿凿附会，以为圣人书法所在。且事实者义理之根柢，苟事实多疏，安望义理之反当乎！《左传》虽多不合《於》经，然二百馀年之事备载简册，细心求之，圣人之意自可窥测；《左传》之远胜於二家者正不在义理而在事实也。夫经史者，自汉以後分别而言之耳，三代以上所谓经者，即当日之史也。《尚书》，史也，《春秋》，史也，经与史恐未可分也。故今独以左子继诸贤之後，诚见此一书有断不可废者耳。
子思《史记》：“伯鱼生，字子思。”
“子思居於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去，君谁与守！’”（《孟子》）
【附论】“孟子曰：‘子思，臣也：微也。’”（同上）
辨辞狐白裘之说
《说苑》云：“子思居於卫，袍无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闻之，使人遗狐白之裘；子思辞而不受。”余按：子思，鲁人，其居卫者，仕於卫也，不至如是之贫；而田子方，高士，亦非有狐白之裘者。此与曾子辞邑之事相属，皆杨氏之徒所伪，故不录。说并见前《曾子篇》中。
辨荐苟变之说
《孔丛子》云：“子思居卫，言苟变於卫君，曰：‘其材可将五百乘，君任军旅帅得此人，则无敌於天下矣。’卫君曰：‘吾知其材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於民而食人二鸡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之官人犹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於邻国者也。’”余按：卫灵公问陈於孔子，孔子对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孟子之於齐、梁亦劝以施仁政而以兴兵构怨为有灾；今於思用於卫，不闻进治国安民之臣，而惟劝卫君罗爪牙之士以期无敌於天下，其意何居焉？晋文公将救宋，谋元帅，赵衰曰：“可，说礼乐而敦诗书。”子思之此为毋乃为霸者之所笑乎？且子思之世上去春秋之末未远，何得即自名为“战国”邪？盖战国之时，斥弛之士多蒙物议而患无弃瑕录用之主，故假之子思以风世耳。魏无知之对汉王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其意与此正相类。然则其为战国以後之人所撰，非子思之事明甚，撰书者误采之耳。《孔丛子》一书记子思言行甚多，皆不足见子思之贤，而文词亦浅陋，盖皆後人之所附会，不能悉辨。此事颇熟於人口，姑取而辨之；举一隅，以三隅反，可也。
【存参】“子思之母死於卫。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观礼，子盍慎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闻之，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戴记檀弓篇》）
辨子思母嫁於卫之说
《戴记檀弓篇》又云：“子思之母死於卫，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庙。门人曰：‘庶氏之母死，何为哭於孔氏之庙乎？’”康成郑氏遂本此以解前章，谓“柳若见子思欲为嫁母服，恐其失礼，戒之。”余按：女子所重者节，中人之家少自爱者犹知勉焉？况圣人之妇，贤者之妻乎。且子思之母如果嫁於他氏，则凡棺椁衣衾之备自有其夫若子主之，子思所谓“有其财”，“无其财”者欲何为乎？郑氏无以自解，乃以赠衤遂之属当之。赠衤遂之事微矣，四方何至遂於此观礼哉？孟子葬母於鲁，充虞曰“木若以美然”，孟子曰“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正与子思之言相类。然则子思所指亦谓棺椁衣衾之属明矣。若子思治其棺椁衣衾，则伯鱼之妻固未尝嫁也。子思尝仕於卫，或者其母从宦而遂卒焉，是未可知。恶知非後之人闻母之卒於卫，而遂误以为嫁於卫，因附会而为此说乎？大抵《檀弓》一书采摭颇杂，是以两章自相矛盾如是，本不足信；而注之者不知而强为之说以合之，是以费辞伤理而卒於抵捂也。故今不载後章之文。说并见前《考终篇》中。
“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孟子》）
子思老始归鲁
按《论语》，伯鱼卒於颜渊之前；《史记年表》，孔子卒後七十有二年，缪公始立；然则子思壮仕於卫，老始归於鲁也。故今载之於居卫之後。
【备览】“缪公之於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於卒也，标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马畜！’盖自是台无馈也。”（同上）
【备览】“缪公亟见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同上）
孟子言未可尽信
按：缪公、子思上去春秋未远，而此二事颇类战国风气。其事固当有之，然不能保无传闻之过当，或门人记言者措词之少过其实。故列之备览。
淳於髡子言不足信
《孟子书》中载淳於髡言云：“鲁缪公之时，子柳、子思为臣。”余按：子思老始归鲁，未尝仕鲁；髡，战国之辩士，不过借古人以自畅其说，不必皆实事也。莒之役，杞梁死而华周生，而髡乃曰“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可类推矣，故今不载。
【附录】“费惠公曰：‘吾於子思则师之矣；吾於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孟子》）
按：孔子没後，诸弟子之贤者多矣；诸弟子之後，邹、鲁、齐、魏之间群贤闻风辈起，然世多推子思，惜乎所著之书不传，而世所传《中庸》者特出於後人所撰，无由而征其造诣之浅深耳。然孟子屡称子思，荀卿虽毁之，然以子思、孟子同称，则其贤固非他人所可及也。故今录於诸贤之後。
《中庸》非子思作
世传《戴记中庸篇》子思所作。余按：孔子、孟子之言皆平实切於日用，无高深广远之言。《中庸》独探赜索隐，欲极微妙之致，与孔、孟之言皆不类。其可疑一也。《论语》之文简而明；《孟子》之文曲而尽。《论语》者，有子、曾子门人所记，正与子思同时；何以《中庸》之文独繁而晦，上去《论语》绝远，下犹不逮《孟子》？其可疑二也。“在下位”以下十六句见於《孟子》，其文小异，说者谓子思传之孟子者。然孔子、子思之名言多矣，孟子何以独述此语？孟子述孔子之言皆称“孔子曰”，又不当掠之为己语也。其可疑三也。由是言之，《中庸》必非子思所作。盖子思以後，宗子思者之所为书，故之於子思，或传之久而误以为子思也。其中名言伟论盖皆孔子、子思相传之言；其或过於高深及语有可议（若“追王大王、王季”之类）者，则其所旁采而私益之者也。又“哀公问政”以下，《家语》亦有之，至“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止，其中每隔数语即有“公曰”云云以发之。朱子以“博学”以下为子思所补，而“公曰”云云乃子思所删。余按：《论语》所记孔子之言未有繁至数百言者，而继绝举废，朝聘以时，皆天子之事，孔子之告哀公何取焉？盖孔子之答哀公本不过十馀言，其後则撰书者推衍其说，是以“好学”之句又以“子曰”发之。近世所传《家语》，本後人所伪撰，彼盖不知孔子之言之於何止，故采其文逮於“择善固执”耳。其“公曰”云云者，词理浅陋？且增此数问，前後文义亦间隔不通，乃其所妄增无疑也。嗟夫，《中庸》之文采之《孟子》，《家语》之文采之《中庸》，少究心於文义，显然而易见也，乃世之学者反以为《孟子》袭《中庸》，《中庸》袭《家语》，颠之倒之，岂不以其名哉！韩子云：“然後识古书之正伪。”嗟夫，嗟夫，此固未可以轻言也！
《中庸》非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