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本条第一款作为出籍者以正式结婚呈报有案者为限若照该国法律不因婚配认其入籍者仍属中国国籍照第二第三第四款作为出籍者以照中国法律尚未成年及未为人妻者为限。
第十四条
凡男子出籍者其妻及未成年之子一并作为出籍。若其妻自愿留籍或出籍人愿使其未成年之子留籍者准其呈明仍属中国国籍。
第十五条
凡妇人有夫不得独自呈请出籍。其照中国法律尚未成年及其余无能力者亦不准自行呈请出籍。
第十六条
凡中国人出籍者所有中国人在内地特有之利益一律得享受。
第十七条
凡呈请出籍者应自行出具甘结声明并无第十二条所列各款及犯罪未经发觉情事。
第十八条
凡呈请出籍者应具呈本籍地方官详请该长官咨请民政部批准牌示其在外国者应具呈领事申由出使大臣或迳呈出使大臣咨部办理。自批准牌示之日起始作为出籍之证其未经呈请批准者不问情形如何仍属中国国籍其照第十三条作为出籍者照第十条第三项办理。
第十九条
凡因出嫁外国人而出籍者若离婚或夫死后准其呈请复籍。
第二十条
凡出籍者之妻于离婚或夫死后未成年之子已达成年后均准呈请复籍。
第二十一条
凡呈请出籍后如仍寄居中国接续至三年以上并合第三条第三、四款者准其呈复籍其外国人入籍又出籍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二条
凡呈请复籍者应由原籍同省公正绅商二人出具保结并照第十条第一项办理其在外国者应由同在该之本国商民二人出具保结呈请领事申由出使大臣或迳呈出使臣咨部办理。自批准牌示之日起始作为复籍之证。
第二十三条
凡复籍者非经过五年以后不得就第八条所列各款官职。如奉特旨允准不在此限。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自奏准奉旨后即时施行。
孙中山博士的由来
我们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有一个尊号叫作“孙逸仙博士”，可是，孙中山真的拥有博士文凭吗……我们近代中国的知名革命家孙中山，至少有以下这么多的尊称：
1.孙逸仙博士。
2.孙博士。
3.Dr.Sun（英文“孙博士”）。众所周知的是，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一个访问苏联的代表团，代表孙中山赴苏联开展访问，这个代表团的名字就叫作“孙逸仙博士代表团”。
还有，在此前的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AdolfAbramovich Joffe）签署了一份《孙文越飞宣言》，在这个宣言里面，在提到孙中山的时候，有多达十一处“博士”的字眼出现。
这个《孙文越飞宣言》的全文，详见于本文附录。
孙中山在中国近代史中，无疑是一个英雄人物，他个人的学识，平心而论，很可能并不在一个博士毕业生之下，但是，我们对于历史，也许更应该实事求是。孙中山到底是否真的拥有一个“博士文凭”？抑或这个“博士”，仅仅是社会各界人士对孙中山出于敬佩而给予的尊称？
这个，我们恐怕就要从孙中山本人的求学经历讲起了。为了方便阅读，我们不妨用表格的方式，总结一下孙中山人生中的求学经历：
我们从上述的这个表中得知：孙中山在一生中所就读的最高学府是“香港华人西医书院”——其一生中接受的最高学校教育大约是相当于现在“大专”的教育。
孙中山所读过的最高学府——“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是一家“书院”，并非一所大学，它并没有博士课程，当然也没有颁发过博士学位。
香港华人西医书院创立于1887年。1907年，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更名为“香港西医书院”，最后并入香港大学。
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在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求学期间的成绩，实事求是地说是优秀的。但是，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是没颁发博士学位证书资格的。
众所周知的是，孙中山从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毕业之后，去了澳门开诊所当医生，但是，由于孙中山没有澳葡当局承认的医生执照，孙中山被迫终止了在澳门的医生职业。
历史的误会，出处就在于这里——医生这个职业，英文叫作“doctor”，而“doctor”这个英文单词，是一个多义词，它除了“医生”这个意思之外，又有“博士”的意思。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孙中山对外写信，常用“Doctor Sun”（孙医生）自称，但是，有人看了“Doctor Sun”这个词，以为是“孙博士”的意思。因为，“孙博士”的英文写法，同样也是“Doctor Sun”。久而久之，就有人开始称呼孙中山为“孙博士”了。
这是一场阴差阳错——一个英文多义词所闹出来的误会。
为了说得更明白一点，作者再将这个误会发展的逻辑，简要梳理如下：
1孙中山是医生，“孙医生”的英文是“Doctor Sun”。
2Sun”这个词在英语里有歧义，也可以是“孙博士”的意思。
3于是，开始有人误会孙中山是博士，并称呼孙中山为“博士”。
4孙中山“盛情难却”，索性“恭敬不如从命”，照单全收。这就是孙中山这个“优秀大专生”，在社会上被尊称为“博士”的缘故了。事实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孙中山这种英雄人物去刻意追加一些高级文凭，孙中山本人的作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博士毕业生的作为，因而，就算孙中山仅仅是一个大专生，也丝毫不能使他头上的光环褪色。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博士生有许多许多，而孙中山，则只有一个。
这就够了。
附录《孙文越飞宣言》
越飞君此次在沪，曾与孙逸仙博士会谈数次，关于中俄关系各重要事件，意见一致，而下列数端尤著：
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急之问题仍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炽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国对中国通牒中所列举之原则。越飞君当即重行确认此等原则，并向孙博士切实宣称：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制政府时代对华一切条约及强索权利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条款中，包括关于中东路之各项条约及协定在内。（关于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七条，曾特别叙述之。）三、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适可满意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目前的实际情况，宜于该路之管理上觅一相当办法，且与越飞君同意现行铁路管理办法，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不加成见，协商暂时改组，但不得损害两方之真实权利与特殊利益。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
四、越飞君向孙博士切实宣称：（孙博士对于此层，完全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与目的。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害与必要计，现中国北京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而酿成一种较目下尤为严重之局面。
越飞君与孙逸仙博士以最亲挚有礼之情形相别，彼将于离日本之际，重来南方，然后赴北京。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上海孙逸仙、越飞签字
******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在台湾当局“阳士林口字第0001号”《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上面，******的“教育程度”一栏，赫然写着“日本士官学校”六个大字。
所谓“日本士官学校”，指的是在近代时期赫赫有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所军校，当时可谓是威震远东。
可是，******真的念过这所在当年威震远东的军事院校吗？
******在年轻的时候赴日本留学，他就读的是一所名为“日本振武学校”的军事预科学校。
这所“振武学校”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依照当时的规定，中国留学生在“振武学校”学习完预科课程之后，需要先到日本陆军里面实习一段时间，实习考核及格之后，才有机会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继续深造。
******理想中报考的这所名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军事院校，在当时的远东，是一所颇有名气的军事院校，有大量的中国学生曾经在这所学校里面留学。
例如，以下这些近代中国的名人，都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阎锡山、何应钦、吴禄贞、张绍曾、蒋方震（蒋百里）、蔡锷、陈仪、孙传芳、徐树铮……当然，以上这个名单，远远是不完整的。
当年，******念完了“振武学校”之后，在日本陆军部队实习，实习期间的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偷偷回国参加革命，从此，终生不再回日本求学。
因此，******事实上，从未踏进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大门（游客身份除外），也从来没有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念过一天的书。
也就是说，******根本就不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更不是它的毕业生。
******在日本的同学也是其终身密友、国府高官张群，在《张群先生话往事》这本资料里面，说得很明白：******在双脚尚未踏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大门之前，就已经当逃兵，辍学回国了。
张群的这份证言，原文照录如下：
“……（我）宣统年间在日本振武学校肄业，和蒋先生同学，卒业后，升入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团为士官候补生，又和蒋先生同一连队。辛亥武昌起义后，我们都回国参加革命……”
另外，日本史料《高田市史》，也收录了日本报纸《高田新闻》明治四十三年（公元1910年）12月6日版的新闻报道《清国学生入队》。这篇报道，也旁证了张群的证言。其中的时间、地点、事件……各种信息，都是吻合的。
我们梳理******在日本的留学岁月，可知道以下的事实：
1.******在日本的求学岁月里，入读的并非“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是日本“振武学校”。
2.******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期间，被分配到日本陆军实习，实习之后，理论上有机会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3.但是，在实习期间，******偷偷回国参加辛亥革命，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去日本深造了。换言之，******终其一生，从未就读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所军事院校。关于******未曾入读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名单。在这份长长的名单里面，根本就没有“******”、“蒋中正”、“蒋志清”、”蒋瑞元”这些名字其中的任何一个。
关于这个留学生名单，读者可以参考学者雷博宁所整理的《中国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名单及学生简历》一文。
后来，******飞黄腾达，当上了黄埔军校的校长。
******在黄埔军校督校期间，黄埔军校有不少的学生，误以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对此，证人有黄埔一期生蒋超雄。
依据蒋超雄在《我在黄埔军校的回忆》一文里面的说法，蒋超雄直到年老之时，仍然误认为校长******，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我们不妨摘录蒋超雄回忆文的一段看看：
“……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北方军阀相互攻伐，全国一片混乱，革命形势很好。十分迫切地需要外立革命武装部队。可是黄埔军校的成立较预定期推迟了半年，原因是中山先生在选定校长问题上，遇到了麻烦。
当时******从俄国考察回来，对红军的组织、训练，已有初步认识。同时，蒋是毕业于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生的正式军人。另外，蒋对孙较为忠实，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中山先生避难永丰舰，原来在孙左右的人，大都逃往上海；而本来在上海的******却南来广州，助孙策划一切。故孙先生后来亲书‘患难与共’四字赠蒋。最后中山先生以拖延时日有误革命时机，认为非计，毅然告众说，非******任校长，宁可军校不办。校长一职，遂成定局……”
很显然，我们从文中可以看到“蒋是毕业于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生的正式军人”这一句。疑问是，是******刻意对他的学生说谎，还是学生们自己造谣传谣？这一点，也许有待于进一步的考据。
在******的学历问题上，李宗仁在《李宗仁回忆录》这册资料里面，也记录了这么一个事情：******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同学会”的总负责人刘宗纪送过五万元，并婉转地要求刘宗纪承认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籍。李宗仁在这一点上的证言，是这样的：
“……******飞黄腾达之后，曾经派人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同学会’总负责人刘宗纪送去五万元，潜台词是要求刘宗纪配合自己的学历谎言。一些真正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友如蒋作宾等，对刘宗纪发表异议：‘学长！我们什么时候多出了******这么一个重量级的校友？我们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念书的时候，怎么就没听说过******这么一个人呢？’刘宗纪当时对蒋作宾这样说：‘我们有钱收，还不好吗？为什么要那么认真呢？……’”
当然，李宗仁的说法，也许可以算作孤证。但是，至今比较明确的是：******从来没有念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个，应该是比较清晰的。
那么，为什么******要在自己的身份证上填写了“日本士官学校”的学历？为什么黄埔军校的学生会误认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为什么又要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同学会”送钱讨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