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亦非长篇小说《黄土屋黑土屋》
周作人先生在本世纪上半叶约20余年时间中，曾经为人为己作过几百个序跋，不仅是高产而且确实是高手，不少序跋都堪可当做余味隽永的精短散文来读。他的应裕自如从容谈人谈文的风度，尤为令人心仪。他在这些方面也常有一些精辟见解。比如他在《（燕知草）跋》一文中说：“作序是批评的工作，他须得切要地抓住了这书和人的特点，在不过分的夸扬里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才算是成功……”这里明确提出，一是书，一是人，二者不可偏废，而且要“切要地抓住”“特点”，这其实是很高的要求了。年来受一些文友之托，我也勉为其难地给人写过一点序跋之类的文字，也曾尝试过诸如把序写成作家印象和作品论相融合的路子，但总是觉得难，更不易做到篇篇如此。
最近再读《知堂序跋》，又见知堂老人在《（杂拌儿之二）序》中说：“我又有一种了悟，以为文章切题为妙，而能不切题则更妙。”（以上均见《知堂序跋》，周作人著，岳麓书社1987年2月版）这似乎又教人可以灵活一点儿，是否能做到“更妙”不好说，但却不妨换一种套路，变一副笔墨试试。
比如此刻这篇序，我就只能是“不切题”了，至少是不能切这本“书”的题。具体原因倒不是想照猫画虎地来学习知堂老人“更妙”的“不切题”，而是自有其不能“切题”的难处。——三个多月前，由于一方面我要急着出差，另一方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又要急着动手编稿，于是亦非把他那厚厚一摞的长篇手稿抱来让我匆匆一过又急慌慌地抱走了。如今时过境迁，这本书在我脑子里也只剩个“大概其”了，与其不能“切要地抓住”其“特点”，还莫如干脆不抓，就来谈谈“老钟这个人”吧。
钟亦非本名钟兴林，我常叫他老钟，其实他并不老，比我还略小一点儿，只是长相有点显老罢了，大概和我相仿佛。我叫他“老钟”，既有客气的意思又有随便的意思，怎么琢磨都行。
老钟叫我“朱老师”，严格说起来，他也算是我的“及门弟子”，80年代末期他曾在军艺文学系学习。他来自山东胜利油田，是当时文学系第届学员中惟一的一个地方同志，很有点特殊，至少在“军民”关系中他代表了一方，因此我觉得应该和我们平起平坐，这也是一开始我就叫他老钟的原因之一。
1989年秋天，第二届学员毕业走了，第三届学员来报到，老钟又来龙去脉说文学系的课很有点听头，上一届的课他投有听全，要从头再听一遍……这下让我有点惊异，也有点感动，再叫老钟，就不仅仅是客气了，而是把他当成一个朋友，一个兄弟。从此我常去他住的那间招待所小平房里坐一坐，聊一聊，听他说油田那些搅得他翻肠倒肚睡不着觉的故事。我想他是一个生活底子很扎实的人，那时候他桌子上摊开一摞厚厚的稿纸，他已经在写长篇了。
1991年夏天，第三届学员毕业走了，老钟也走了。但老钟还常常来，来了北京必到我家，来了我家必谈文学。其实，这时候社会风尚变了，谈文学的风气早已不怎么盛了，老同学老朋友碰到一起谈得津津有味的是“切诺基”、钢材或马口铁。
但老钟似乎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只知文学、文学，还是文学。聊到饥肠辘辘了，就和我一起吃蛋炒饭或鸡蛋煮面条，真正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再往后，商海滔滔，整个儿一个把文坛都淹没了，文人朋友下“海”暴富的消息也时不时有所耳闻。偶或我就会想起老钟，我想他在油田那样一块“宝地”，趁机捞一点儿“油水”，发几笔小财是再容易不过的顺理成章的事啦，没准也发了。殊不料，1993年春上他再度进京，仍然是满脸愁苦，仍然是一身清寒，仍然是文学长文学短，只是更加面黄肌瘦，更加乱发如蓬了。叙说之下，才知他不仅未“发”，反而因写长篇害下了一身毛病，这次进京是来治病的……我当时劝他身体万万不可不注意。老钟似不以为然，反倒对商风日炽人心不古的时潮忧心忡忡。我想，所谓“痴”，也就莫过于老钟了吧。
终于，1993年冬初，老钟带着空前明朗的笑脸来找我了，说这次进京是来办两件事：一是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修订长篇稿，二是来北师大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看着老钟憨厚的笑容，听着老钟术讷的言辞，我不由自主地想，老钟啊老钟，你的“好运”从何而来？你又凭什么感动了“上帝”？还不是你一颗金子般的诚心吗？面对这样一颗纯净而坚忍的心，任谁能不动情动容呢？你的这颗心，比照出了多少心的虚假和脆弱、卑琐和空虚？你的这颗心，又给文学以及人们一切高贵的精神追求增加了一分怎样的重量啊！
老钟啊老钟，你让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知堂老人云：序文“切题为妙，而能不切题则更妙”。我这篇序，切了一半漏了一半，介于二者之间——妙乎？不妙乎？
只有老钟知道。
1994年1月17日深夜于京西黑白斋
原载《现代人》1994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