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平诗集《隐退的风景》
二十年来我与吴国平若即若离。我这么说，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我与吴国平已有二十年的交往；二是我们又不常在一起。这就造成了一种可能，即，我对吴国平的情况若明若暗，或者说时明时暗。所以，当我突然拿到他这一沓厚厚的诗稿时，脑子里先就柳暗花明地浮现出若干往事。
我与吴国平的关系颇有渊源，既同为江西老乡，又都是从原福州军区高炮六十四师六一0团电影组走出来的。不过，我们的相识，并不是源于放电影，而是因为写诗歌。70年代中后期，我已经在《福建日报》、《福建文艺》、《前线报》乃至《解放军文艺》等报刊上动辄以“战士朱向前”的名义发表颇有“假、大、空”之风的百余行长诗或组诗，是一个在东南沿海名头很响的“战士诗人”。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所在团队连续三年宣布我退伍都被上面越级干预给留了下来，最终从一个普通放映员直接提拔到军区炮兵政治部文化处当了文化干事。在文化处我主抓业余文艺创作，而吴国平进入我的视野是在1979年，这一年他开始在军地报纸发表诗歌作品。真正的交往始于1981年，在厦门清河别墅举办创作学习班，一个多月时间朝夕相处，也曾慕名渡海同往鼓浪屿寻访艨胧诗人舒婷。那期间，我们还合作了两首长诗。愉快的合作，部分相似的性格、相互间的默契和信任使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为此后长期的交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以后，中国诗坛发生了一场深刻而剧烈的革命，成果之一便是相当一批“诗人”被淘汰出局，我即是其中见好就收、顺坡下驴的一个。而吴国平却坚持走下来了。
1987年春节，我从北京回江西宜春老家过年，吴国平从鹰潭赶过去看我。此时，我已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留校当了老师，并且经由诗歌之后，又进行了都小有名堂，但终无大成的散文和小说的短暂尝试，最终转向了主攻文学批评。再读吴国平带去的诗稿，竞不免有些隔膜。但作为一种有活力的文本，国平的诗仍然成为我们对话的通道。诗中不时闪射出来的思想和才华虽然不是一团燃烧的火焰，却仍然让我感到了某些灼疼。此番会面的重大成果，是促成了吴国平报考军艺文学系，并成为了第三届学员。这样，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两年中，我们又走到了一起。
第三属军艺文学系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一时间也是新人辈出，群星灿烂。期间，我们也曾看到了吴国平的一缕新辉，但他却没有趁热打铁、喷薄而出。这无关他的才气大小、刻苦与否，乃是由他的气质和性格所决定。怎么来描述吴国平这个人呢？通俗一点儿讲，是有点蔫不啦唧，有点大姑娘气。若作书面表达的话，则是性格内向，气质内敛；举止文静，谈吐文雅；为人和善，处世恬淡，有一种冷静的、不慌不忙、不急不躁但又处处透出灵气的做派。他没有咄咄逼人、天马行空的才气，但却有清泉一样幽然而出涓涓而流的才华，有一种绵绵不绝悄悄渗透的力量。这种人也许更适宜于不断地创造出清丽、优美和诡谲魅力的文学风景。据此我认为，吴国平之所以能在二十年中不懈追随诗潮的发展，孜孜以求诗歌的创新，与他的性格和为人为文的方式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因为他的这种方式中，包藏了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一种心无旁骛的定力，一种不断精进的追求。
近年来，由于我更多地关注小说，对军旅诗人和军旅诗歌的创作现状都缺乏及时的跟踪和深入的了解。1996年，我有幸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当代卷》写作军旅小说和军旅诗两个篇章。研究课题逼得我梳理了当代军旅诗歌的发展脉络。记得曾在文中把吴国平划入50年代出生的诗人里面，即代表传统延续与发展的一脉。这批诗人有许多出色的代表，如贺东久、李晓桦、李刚、刘立云等。现在看来，这种以年龄来划线的方式，多少有些牵强。其实，严格说来，吴国平虽然写诗的时间比较长，但真正露出一些头角还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事。那个时候，贺东久等一些50年代出生的诗人都开始淡出诗坛，有的转向去写歌词、写小说、写报告文学了。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对诗歌这一形式在现阶段的理解，由于理解的差异而造成了不适应继续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缘故。他们与后来崛起的60年代出生的诗人，如简宁、蔡椿芳、殷实、辛茹等，在审美风范、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在对现代诗歌本质的看法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吴国平、王久辛、刘立云、曹宇翔、郭晓晔等一小部分人似乎是一个例外，他们的精神气质与新时期以来的诗歌潮流有更多的亲近和契合之处。一方面，他们不放弃社会和历史的责任，坚守一种人道主义的精神。另一方面，他们又总是饶有兴致地接受和学习新的时尚。他们的作品不乏怀旧的情绪，但这些情绪却依据于当代人的审美；他们不满足于传统的写作模式（包括五四之后形成的新诗和“****”后崛起的朦胧诗的模式），却又力图用自己的力量回拉越走越远、越来越无形的先锋诗歌。他们与先锋派在创作形式上有一定的认同，但在对于诸如理想、人生等重大命题的价值判断上却有较大的分歧。在这里，我无意评价其中的优劣。
实际上，每一种追求都可能包含着一个合理的背景，它对社会的影响也往往融会了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我借此机会欲以表达的是一个外国诗歌如何本土化，或者说现代主义如何中国化的问题。应当说，中国新诗的主要营养来自于西方，这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新诗本身就是舶来品，它的语言、象征、寓意、结构方式等基本审美要素，都是直接描摹而来的；二是其思想内容有诸多趋同，比如后工业社会的异化主题、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等等。就此而言，新诗的本土化确实有相当难度。但也不能因难而退。因为我们同时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由于新诗的日渐洋化和对中国传统的拒斥，它的阵地正在缩小，危机正在加深，和读者和群众的关系正在疏离。所以，我们不能不对当代中国诗歌的发展前景表示疑虑。事实上，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任何一个民族都必须正视外来文化的浸淫与侵入。而且，世界上不乏成功接纳与融合的先例。按说，拉美诗歌与英美诗歌之间，俄罗斯诗歌与日本诗歌之间，都存在着巨大差异，但它们都做出了最大限度的相互借鉴与交融，而其差异处，又恰恰突现了各自民族的深厚传统。
当然，如何处理中国新诗的传统／现代、域外／本土之类的两难选择，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三言两语难以说清。我之所以在此冒昧涉及，是因为在吴国平的诗歌中看到了某种努力与可能性。比如他的《麦地》，其语言方式、意象组合以及对理想的企望，甚至隐含在其中的某些痛苦忧虑，都是很中国化的。再比如他的军旅组诗《绿色履痕》，每个篇章都萦绕着一种地域的气息，一种鲜活的历历在目的境况的感觉，朴素和具象的描绘又不乏一种隽永和空灵。他在一首名为《松果落在头顶上》的诗中这样写道：“林子的尽头，伐木者的妻子／正唱着一支摇篮曲／你知道那里有一幢小屋／白天的时候涂满了梦幻的色彩／一只松鼠曾沿着粗粝的房檐／小心地行走／它的脚下／飘下一些金色的粉末。”在这里，伐木者的妻子、摇篮曲、梦幻小屋、松鼠、房檐、金色粉末等多个意象共同组成的氛围，使我们感到了某种中国式的古老神秘，既遥远又逼近的景致中透出了一种东方意义的美。当然，有时也流露出对西方诗歌的生吞活剥。比如《走进迷宫》，他企图用博尔赫斯的方式讲述博尔赫斯，想法固然可贵，但我们的思维却难在一片现代的废墟中找到可供站立的地方，蒙受莫名的打击，却没有哭泣的理由。看来，探索是必要的，有时为探索而付出代价也是必须的和可以理解的。
此外，吴国平的军旅诗值得单独一说。其基本风格和他的性情颇有相合处。如前所述，吴国平不是那种一触即发、情感跌宕的诗人。他的诗往往是经过了一段沉淀之后，从某种特定的情绪中流淌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追溯、一种过程的展现。他一般不作空乏的高谈阔论，不张扬表层意义上的牺牲与奉献，也不无病呻吟地表白一种貌似的痛苦。他希望从战争的许多要素中，从具体的生活场景中，从一点一滴的感悟中找到诗歌与是魂的契合点。他总是能从一个细微的触媒中看到巨大的背景，引申出哲学的命题。他的诗许多标题都很写实，但我们切不可据此认为他的诗也同样写实。其实，他诗中的许多物象都不过是一种载体，形而有上，才是实质。他表现战争的残酷，表现战争作为人类发展史上一个不可抹去的阴影对于军人的影响，表现军人对和平的渴望和关切等等，都闪烁着理性的光芒，同时又不乏几抹冷峻的色彩。1991年军艺毕业后，他被调到闽北山区的一个仓库工作，从北京到山沟，这种境况造成的心理反差，使他获得了一个特殊的视角和冷峻的基调，收获了《走进密林》、《蝶》、《回想蛰居山中的日子》等诗作。诗中所表现的那种恬静，那种简约但又是厚重的生活状态，那种对于大自然在灵魂深处的亲近和赞叹，那种渗透着命运色彩的幽思和感悟都是耐人寻味的。但即使是在寻找和赞颂大自然之美，目光中也透射出一种军人的冷峭与峻拔。
看吴国平的诗，还有一种书写的快感。所谓书写，或轻、或重、或虚、或实、或疾、或滞等等，这是对具体的走笔而言。
总观起来，又往往得出或畅达、或沉静、或高古、或飘逸的印象。中国书法艺术与文学创造究竟在哪些方面有通达之处，我尚不很明白，但我总觉得在吴的诗中，嗅出了一股子中国书法的味道。当然，这不是指某种陈旧感，而是说从中透出的某种鲜活灵动的气息。借此机会我想顺便披露一个圈内都不甚了了的重要事实，即吴国平的书法艺术已有很高造诣，事实上已经是一位优秀的书卷气极浓的文人书法家。他曾两次在全军书法大赛中获一等奖，其作品多次参加过国家级的正规展事。不久前，还荣获一项政府大将——群星奖。据我所知，中国作家尤其是中青年作家中能有此书艺者甚为罕见，至少在我相熟的新知旧雨中尚无第二人。而吴国平能静悄悄地数十年如一日地把一项“副业”做到如此程度并且不拿来在圈子里张扬，不谋求诗书互补、相互“借势”的效应，恰恰从一个重要侧面折映出了他为人为文的洒脱与大气。因为诗歌和书法是两门独立的艺术，一般人终其一生才能做好其中某一项，而吴国平却能兼得。指出这一点并非无关宏旨，它是他诗歌成就的一个参数或诠释，为了升华艺术、完善自我，吴国平进行了多方面的积累和修炼。正是一种文化的全方位的修养，慢慢地把吴国平的魅力托举起来了。
好啦，归总还得回到诗歌。吴国平作为一个比较优秀的当代军旅诗人，自然也还存在许多不足。譬如，军旅诗如何更加贴近当代军人内心世界的问题，如何更深地开掘军旅诗的内涵的问题，如何在与新诗发展齐步走的同时形成更为鲜明特色的问题等等，都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另外，在吴国平变化不居的创作风格中，我们还发现某种情绪的断裂，他在具有较大反差的诗歌形式中，还留下了许多组接的痕迹；某种阴阳的悖离，似乎还可解释为某种精神的断裂；而有些痛苦所显示的不真实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其诗歌的整体评价。
但是，所有这一切，对于吴国平来说，都并不可怕。因为二十年来，尤其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金钱万能主义甚嚣尘上的90年代以来，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任何的挫折、迷失和困惑，带给他的都不是消沉、沮丧和颓废；任何的赞扬、收获和成功，带给他的也不是张狂、浮躁和膨胀，而只是更加清醒、坚定、稳健和成熟。因此，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的艺术（包括诗与书）的风景不仅不会隐退，而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益突进，真正的大美将绽放在他人生的晚些时候。
1999年3月16日灯下
改定于京西魏公村载《西南军事文学》199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