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花凋》里那个生了重病的川嫦，垂死之时，让家里的佣人背她下楼，给她雇了一部黄包车她身边带着50块钱，打算买一瓶安眠药，再到旅馆里开个房间住一宿。但是一多时没出来过，她没想到生活程度涨到这样。她茫然坐着黄包车兜了个圈子，在西菜馆吃了一顿饭，在电影院里坐了两个钟头。她要重新看看上海。最近在重看张爱玲，突然觉得这次多少有那么点不同。比如说，以前我没怎么注意到这个细节，一个叫川嫦的病女人，坐在黄包车上，日光明朗朗地照着，街景缓缓驶过。她知道自己终将是一死但多少还有些心存不甘。要不，她不会在被人睁大眼睛说这女人瘦来！怕来！之后，回到家里，伏在她母亲背上放声痛哭：娘！娘，我怎么变得这么难看？她问了又问，她母亲也哭了。有时候，我觉得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个坐在黄包车上看街景的女人，倒有些像张爱玲。那种入心入肺的荒凉，那种沉到底部的冷酷——年轻时的她就是冷酷的。就连胡兰成也这样说。她也许会和她笔下的女主角做朋友，但她不会同情她们。她可能一眼就把薛宝钗看穿了，不会像聪明的林妹妹，上薛宝钗假冒伪善的当。从始至终，她都是个强者。晚年时住在她公寓附近的学生说，偶尔也会遇见她。她的头发全白了，显得那样孤单苍老，需要人照顾。但他们问她话，她甚至并没有回答的意思，后来也就不管她。她的文字里，不管多么华丽，多么蛊惑，都有一种最为基本的语调一她就是那个坐在黄包车上的川嫦，生了病，知道是无望了，原先预期的还有10年的美，10年的风头，20年的荣华富贵，完了吗？有时候，她会这样问自己是的，完了。
张爱玲从不怜惜自己的笔下的人物。她看世界的姿态是一以贯之的，她懂得世界本来如此，或者说必定如此。她不抱什么幻想，也不让自己笔下的人物抱什么幻想。坏人如此，好人同样如此。但是并不就这样完了，她要让他们再出去，坐上黄包车，日光烁烁，风在耳边细细地刮过，街景，抱着小孩的中年胖女人，一条肥白的母狗小说里的叙述语调是隐秘的。它是一个作家通往世界的隐秘道路。而每一部伟大的作品里面都存在着一个独特的语调。在于张爱玲，几乎她的每一篇小说，都是一个老年、中年，或者少年的川嫦，或男，或女，行将垂死，但是，还有一点是没完的。她（他）要坐上黄包车，重新看一看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这是荒凉的。这是比荒凉还要荒凉的荒凉。有人说，人到中年才能真正懂得张爱玲。这或许是对的。其实讲的还是荒凉。这人有一首诗：曲折的流年，深深的庭院，空房里晒着太阳，巳经成为古代的太阳了。我要一直跑进去，大喊：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呀！她一直在喊，但是，没人应她。《花凋》的结尾里，川嫦坐了黄包车回家后，有一天，她母亲为她置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当然，现在穿着嫌大，补养补养，胖起来的时候，就合脚了川嫦把一只脚踏到皮鞋里试了一试，道：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但张爱玲还是让她死了。她死在三星期后。
2004年3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