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固执地认为,每一种真正的写作都来源于一个伤口。我不愿意多谈小说,甚至不愿意多谈创作本身,我对一些更本质的东西感兴趣——因为即使退一百步来说,写小说仍然只是人们生活方式的几百分之一。与之相比,人的生存要伟大得多。小说只是建立在这种普遍性之上的东西。我认为,只有懂得这点,才具备了写出真正好作品的前提。有些伤痛来自于曾经的青春期,有些来自个体,有些则来自更深广的事物。我记得作家孙甘露在一篇关于电影《阳光灿烂的曰子》的影评里这样说道: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但是,这往往在成为艺术作品的源泉的同时,也成了另一代人与之产生精神歧见的源泉。我们在分歧中长大成人,可是那时候我们并不在乎,这正是令人心碎之处。虽然我对于70年代人的一些提法与归类留有自己的看法,虽然我认为自己不热衷酒吧,有自己正常的生活、思想,但我仍然赞同上面的这段话。伤痛是存在的,有许多本质的东西,有许多隐藏在生活潜流下面的痛感。这是每一代人、每一种社会进步时都会面临的困境。我对困境的描写感兴趣。这与我开始时并不很髙尚的写作原因并不矛盾。因为真实,我认为便可以抵达真正的深刻。
我写《俞芝与萧梁的平安夜》,写《广场》,都是由于一种与个人有关的感受。我从不认为写作可以与个体毫无关联,至少在于我,无法做到这一点。在我的观念里,写作是由个人的感受,推而广之的对于世界的理解与悲悯一由痛苦可以抵达欢乐,由失望可以抵达信任。在我的字典里,作家仍然是个神圣的词。因为人生痛苦而长远,所以人往往需要有所依傍,就像爱,就像好多人都在说着的我爱你,就像夜晚的灯,我们都还是要相信这一切。因为只有这样,这个世界才会有光。我想说说王安忆。王安忆是个我非常喜欢的作家。换个说法,我非常尊敬她。我认为她的作品能让我有一种精神上的得到。她有一个非常坚强的思想体系,就像一堵墙,一个核。中心是坚硬的,是思想的果子,这果子有着苦涩的体味,要求着对艰难的人世承担责任,并且理解至深的原因;边缘却是柔软的,甚至是流逝的,这柔软与流逝可以容纳一些尘世的概念:宽容,爱,亲情,甚至于无意的伤害,脆弱,与仇恨。这种理性与感性顽强共存的状态,我认为便是王安忆作品与现今流行的一些私人性作品的区别。同样是呼喊,一种是自怜式的,另一种,那敏锐的痛感来源于艺术家的特质,却演变为自我克制的、经过锻打与锤炼的文字。
再回到70年代后写作。我赞同各种表达方式只要它来自真实的心灵。我更赞成一个人一种意义。在于我,我仍然对困境感兴趣。举例说明。一个看似普通的年轻人,在他看似平常的生活底子后面,存在着哪些秘密?他不一定是个把叛逆推向极致的人。他不一定如此。我只对中途感兴趣。只对永恒的精神痛苦感兴趣。这种精神痛苦不是发生在酒吧里的,不是发生在一些极端的生活状态里的,它更普遍,它来自时代的深处。来自每一个具有痛感的心灵。最后想说说信仰,或者信念。有些事情其实是简单的,是给我们自己弄复杂的。我们需要的是回过去,重新探求那些教导我们如何生活,最简单、最基本、最原始的生活原则。我始终认为,我们还是没有历史的一代,我们的历史因为还未成型,所以无法过早地对它下以定论。它定会再加发展。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呼喊是容易的,放弃也并不困难,艰难的是中途,是在痛苦中相信,是在失望后信仰。这一切全都来自于我们自身的力量。而在极致与极致之间,我相信仍然存在着一条坦途。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70年代以后的秘密。
200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