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不是历史学家，所以也不会从学术的角度向读者推荐《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版，一九九五年十月重印）。这本书的作者是著名美籍学者、明史专家黄仁宇。黄先生的青年时代正值中国抗战，于是便辍学从军，可谓转战南北，历尽磨难，而在美国求学亦是千辛万苦备尝人间凄楚。与众不同的人生经验赋黄先生以一种客观的大视野，一种冷静而清醒的、富有纵横比较色彩的历史研究方式。《万历十五年》的中文版于一九八二年问世，距今也有十五年了。—可今天读来，依然新鲜如故，而且随着年龄及阅历的长进，对“万历十五年”的种种历史现象，似乎也生长出许多新的感悟与理解。
《万历十五年》的叙述兼有学术研究与大众阅读的双重特色，文笔优美，阐释轻松，独到而精当的见解，往往让人豁然开朗，以至可以感受到历史的脉搏，仍然在衰弱而顽强地跳动。
对于普通读者（如笔者）来说，《万历十五年》便是一部“大散文”。尽管它的内核是学术的或专业的，但其中的描述却让人沉醉或感到某种阅读的享受。它不像某些学术着作佶屈聱牙证繁复琐碎，令普通读者不敢靠近。《万历十五年》虽则既涉及宫闱秘事、妃嫔恩怨、又牵连政治体制、社会经济、哲学思想，就如黄先生自称的那样，“实在是不伦不类”，然而，这正是《万历十五年》的风格或品位。作品既有具体的分析，也有目光远大的综合；既有细致的局部描写，又有见解卓着的整体判断。且不说黄先生的学术观点是否正确，即便是这种方式，也可认为是开了历史诠释或学术普及的先河。近闻北京大学中文系正在编写“百年文学史”，所使用的也是这种以某年为轴，继而前推后延的阐释格局。笔者最近还读到论述元史的《大一统》（史卫民着，三联版），其副题便是“元至元十三年纪事”（所释自然不仅仅是“至元十三年”之事）。这种方式也同样源自《万历十五年》，且收获了与《万历十五年》相似的讲史效果。
《万历十五年》的英文版书名的直译为“无关紧要的一五八七年”（万历十五年即一五八七年一五八七年对于明朝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但从大视野洞察则又很重要。因为每一年均为历史进程的一个环节，而“万历十五年”在相对意义上则显得有点儿特别罢了。这本书以一五八七年为圆心，然后循干理枝地辐射开来，重点谈论了六位同时代的历史人物：万历主帝，首辅中时行、张居正，模范官僚海瑞，名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作品通过这些人物的际遇：登场与归宿，辉煌与没落，把一个帝国的呆板僵化无序腐败，特别是把朝廷墨守成规、缺乏生机及进取精神的窘态（或面临灭顶之灾的状象细微而又宏观地推到了读者面前。于是，不能不让人发出这样的感慨：大明帝国虽处“万历十五年”，但按这般景况走下去，亡国也只是个时间问题。所谓“无关紧要”，也就变得此后的每一年都涉及到国家的生死存亡。
实际上，《万历十五年》只是择取了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截面，其中的阐释往往是整个封建社会腐败朝廷的一个缩影——所涉弊端弱态，何止“万历十五年”？譬如，黄先生在《自序》中提到，“何以万历的立储问题已解决而争执却延绵不断？何以岛国日本可以侵犯中国而中国却没有远征日本？何以当日的西欧已经用火器改进战术而中国还在修筑万里长城？何以人人都说海瑞是好官而他却偏偏屡遭排挤？”诸如此类的疑问，其症结的造就在明代而又不仅仅在明代。即便是大明帝国灭亡了，其阴魂依然可以在后世的封建社会演变中寻找到。
《万历十五年》以极为宽容的姿态、亦以中外一体的眼光，暴露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弱点，那就是以道德代替法律，但作为观念，确实存在一个重新审视或把某种正义感放在何种场合下使用的问题“人世间很多残酷的事都是用道德的名义去施行，也是中外古今一律”（《（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由此可见，黄先生写《万历十五年》的目的，绝无让中国人“丢丑”的意思，而是在于以古为鉴，使中国人清醒明白地走好走稳今后的路。所以，黄先生在那篇奥似于“跋”的文章中说：“……世界上任何国家以任何‘主义’解决问题都不可能是依样画葫芦，都是要处在绝境于‘柳暗花明’之中突过难关，创造出一种新环境。”（同上）我觉得，中国人大抵会认同这种看法——同时又想到，中国人应该读一读（或重读）这本拥有“大散文”与大视野特点的《万历十五年》：抚今追昔，我们会变得更为清醒与明智。
一九九七年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