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大都知道李存葆写过《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也记得这两部中篇小说获过全国奖。至于以前的存葆曾写过怎样的作品，我不甚了了一一我只知道以后。以后的存葆曾与山东作家王光明合作，写过一阵报告文学，如《大王魂》、《沂蒙九章》之类，且有不小的影响。再以后，存葆便以自己的方式进入散文阵地了……我之所以要提及存葆的报告文学创作，那是因为如今我所读到的存葆的散文，或多或少与“报告文学”存有某种缘分。
按以往的文体划分，“散文”之中便包括“报告文学”。这种文体观念，自有其合乎情理的审美缘由。只是到了“新时期”，在报告文学突然又必然地繁茂起来、且大得人心之后，报告文学才独立了自己的门庭。然而，独立是独立了，可它能“六亲不认”而割断自己的血脉吗？（说一点儿远的：《史记》中的写人述事之作，大都可以认作是“报告文学”，但当“散文”来读，又何尝不可呢）于是让人想到，存葆与王光明合作的《大王魂》、《沂蒙九章》等，无疑也是很好的散文（记人述事的“大散文”或“系列散文”）。倘若我们移动一下时空或角度，再来读存葆这些年写下的散文——不难发现，把他的相当一部分散文当作报告文学来读，也是可以的。特别是他的那些写人的作品，如《我为捕虎者说》、《伏虎草堂主人》、《走出黄金小屋》、《骆驼刘.大为马》，《辰生绘事琐记》、《天地一云鹤》等等，都是“散文化”的“报告文学”。与时下所流行的报告文学相比，只是篇幅短了一些、写法“白描”了一些，但也更精致、更富有韵味了一些。我想，这便是存葆散文的特色。它是自然而然形成了，谈不上是刻意追求，可也不是空蒙偶得。而且极为正常：倘若天下的作家都以一种套式写散文，那我们的这个散文界，是无论如何“姹紫嫣红”不起来的。
存葆由小说而报告文学，再由报告文学而写自己心中的散文，此间流动着的是一脉相承的血液。若可以概括为一个词，那便是“气势”。无论小说还是报告文学，存葆的目光都显得高远，且拥有一种传达时代风范的整合能力。而崇高壮美，则是他的文学追求。所谓“气势”，也大抵由此而来。在存葆的散…文中，篇幅长一点的，大约要推《我为捕虎者说》是写人之作，稍后再述。《鲸殇》写的是海洋中的鲸，“殇”者，死难者也。这是一部为鲸哀悼的作品。然而，就在为鲸的命运愤愤不平之中，我们却窥见了人类自身的处境：尽管作品怀抱着让鲸家族“像往昔那般炽盛”的乞愿，但绝望却已在作品的抒写中定格。不过，这里的绝望仍然是燃烧着的绝望，作品以宽阔而富有历史感的气势，呼唤着人类残存的理性及可能实现自我拯救的良知。而《大河遗梦》所抒写的可能也是一种“梦”的“回光返照”。作品的对象是黄河，是那条豪迈与呻吟了无数岁月的大河。说起黄河，人们也就联想到了华夏民族的命运，就会由如缕的联想而徜徉人类的今昔及往后的光阴。黄河的命运绝不止于黄河。说到底，是人的命运，是我或我们的命运。作品纵横古今，恣肆于历史的汪洋之中，而黄河的“断流”、黄河的“见底”，恰如人类躯体上的一个难以治愈的伤口，今天更加鲜明地呈现到了我们的面前一这是一种处境：处境的衬照是“遗梦”。“梦”能找回来吗？那是找不回来的！与《鲸殇》一样，《大河遗梦》所燃烧着的，也是一种绝望，或一种与绝望相关的霹雳般的惊醒。当然，也可以是一种类似于宣战的挣扎，或一种仅仅鼓励自己的决心。在这里，我们不难体悟到，创作的思绪一旦触及到人类或人世的种种尴尬或无奈，幻想的闸门便可能于瞬间打开一仅仅是可能，而体现精神高度的气势，也可能在思绪的流向中产生——依然是可能……存葆是小说家，勾绘人物是他的长处，而且能站在高处或远处审视对象，抓得住人物的特点。如我在文前提到的《我为捕虎者说》，写的虽是底层百姓，但不乏叱咤风云之气，且于奇人奇事之中托出了对象的刚柔相济的正直品格，也传达了自然与人世的悠悠变迁。存葆的其他写人之作，涉足的几乎都是画家的艺术道路，资深的，年轻的，清一色的中国画成就者。我一直不甚明白：这位军旅小说家如何对中国画发生了兴趣，似乎还有点儿“门内谈画”的意味。我不懂中国画艺术，故只能站在“门外”读“谈画”。但存葆的这些勾绘画家的散文，无一例外地突出了对象的人品及艰辛的艺术道路一即便是不获这奖那奖，读者还是很钦佩的，因为世人看重的是精神，是真正的人应该具备的执着追求。
记得小说家、散文家宗璞说过：“必有美文，才有散文，故散文特别要求语言的功夫。美文不在辞藻，如美不在衣饰，而在天真烂漫舒卷自然之中，匠心存矣。”“匠心”很重要，语言的功夫也不可忽视。从作品可以看出，存葆似乎一直在摸索自己的语言道路，耐心而又执拗，且深知语言之于散文创作的极端重要。他的语言颇讲求气魄与阵势，时有骈偭的华美、排偶的厚重。我想，只要不琐碎、不炫耀，不淡忘自己的“匠心”，也一样可以成为“美文”。当然，有关散文的语言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明白的，但有一点或许能被承认，那就是每个作家都会有自己的“语言理想”；若能与流行色区别开来，则可认为是一种富有前景的开始。
一九九七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