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初，我在选编《三人行.名家散文精品系列》时，曾为韩石山的散文创作写过不足两千字的批评文字。现在读来，不仅有点儿浮光掠影，而且显得局限及判断的狭隘。当时我只读过韩石山的两本散文集：《亏心事》、《我的小气》（均为百花文艺版），没有注意到他的另外两本书、即《韩石山文学评论集》（长江文艺版）、《我手写我心》（山西高校联合版）一一前者虽被称作“文学评论集”，但其中的相当一部分篇章是“文艺随笔”，而随笔便是散文；那么后者呢，所谓“我手写我心”，写的全是闲话、随感、杂说、序文、信札一类的文字，是一本地地道道的散文选集。与《亏心事》、《我的小气》相比，不同的则是这些散文都留有文艺或文化的印记。顺便说一句，即便是韩先生的“文学评论”，也具有比较充分的散文化的特点，完全可以区别于现今中国文坛上流行的“文学评论”，显得活泼、生动、随意、亲切，没有板着面孔的学究气，也没有故作深沉表情的装腔作势，可以说，他的相当一部分作家作品评论或某些文坛现象批评，也是可作散文来欣赏的，如《当代长篇小说的文化阻隔.兼评王蒙的（活动变人形）》、《明日来寻都是诗一一评林斤澜的近作》、《巴里加斯的困惑.小说体的作家论》，等等。当然，这些文章的精彩还不仅仅在于散文化，更重要的是行文中的见解的独树一帜。
我只见过韩石山一面，且没有谈任何文学问题。关于他的一切，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或者是观念，都是我从书上读到的。韩先生开始被文坛认可、被读者知晓，是因了他当时的小说；小说创作是他的看家本领。他着有长篇小说《别扭过脸去》（长江文艺版）、短篇小说集《猪的喜剧》（上海文艺版）、《轻盈的脚步》（北岳文艺版）、中篇小说集《魔子》（重庆版）、中短篇小说集《鬼符》（花城版）等，有如此厚实的“看家本领”垫底，写起散文来便自然而然地造成自己的特色，起码与那些专事散文写作的人所写的作品存有质地或文风或叙述形态上的差别一一作为长处，小说家的散文要更多一些叙事性，写人也更生动活泛一些，因为写人记事及牵扯出一些“意味”是他们的拿手好戏。韩石山也不例外。譬如他的《三姨》、《光光的麦场》、《我们的年》、《拂不去的饿》、《杜士铎先生》、《终生的愧疚》等，且不说写人记事的精湛独到或出神入化，单说其中的某些篇章，实际上已离小说的叙述形态很近很近了。当然，文体与文体之间的差别本来就很模糊——我觉得，领悟到这一点，对于我们的散文创作是大有好处的，因为其中隐含着韩石山的散文观念是清醒而开放的。他说：“散文是一种很宽泛的文体，表现在对其他一些小的文学样式的包容上。报告文学、书信、传记、序跋、游记、笔记，都属于散文。”就“宽泛的文体”一说，我觉得不仅富有现实性，而且深得中国散文传统的要义，只要我们翻开任何一本古代散文选本，都可以感觉到散文文体的宽泛性或包容性，即使是中国的古代文论，也拥有相应的散文色泽。中国的当代散文道路之所以越走越狭窄，大约也与文体理解的局限性相关，而这种局限性的形成，又与杨朔、刘白羽、秦牧的散文模式的广泛流行联系在一起的。这不是谁的过错，而是一种形成了规模的误解。在我看来，韩石山的散文创作之所以造就了自己的蓬勃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散文文体观念获得了解放（或回归传统精神）的必然结果。尤其是，他把报告文学与传记依然认作是散文的看法，应该说是清醒而独到的。报告文学、传记的主要文体特点便是写人记事，是真实而富有意味地记录人生或人世；它需要见解、需要文采，需要阅世的洞察力与掌握对象个性的才能，同时，它又是自由的，可以容纳一切值得运用的文学手段、甚至是真正的新闻修辞语言——意识到这一点，其意义绝不仅仅止于散文文体观念的解放，而且也是对当今报告文学或传记创作的模式化或平庸倾向的一种反驳与警告。
当然，韩石山的散文观念是多侧面的复合，文体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可以不谈其他方面，如修养、自信、幽默、调侃、自轻自贱、自伤自悼以及“欢愉之言难工，愁苦之言易好”之类，但有一点是不可不谈的，那就是在他的意识中，散文绝不是一种易写（“视之过低”）的文体。他说：“散文是文体的一种，也是其他文体的基础。写散文，可说是对作家才、学、识的全面衡量。当今文坛上新秀迭起，总的看来，多是识大于才，才大于学，或者才识相当，学力不逮。表现在作品中，往往辞在意先，文胜于言。古人的文章所以写得那么好，那是因为他们或饱经忧患，满腹经纶，或皓首穷经，学通古今，在从政治学之暇，偶有所感，信手写出，便成传篇，岂是‘作’出来的？”这是韩先生十几年前说的话，但今天读来，依然具有针砭散文时弊的犀利之力。
所谓“我手写我心”，仅仅是一种简捷的通俗说法，有点儿近似“有感而发”、“为事而作”；既是“我手”，又是“我心”，其中的“心质”却是举足轻重的关键。然而，正是这种简捷的说法，造就了一些肤浅者的误解，甚至产生出散文“易写”的错觉。实际上，因了“心质”或“感受”不易靠近某种理想境界的缘故，要写出好散文（即便是以“我手”），总是很（难很难的一这种“难”的气息大约一直弥漫于韩石山的“潺湲室”。
在山西值得称道的优秀作家中，韩石山是“充分山西化”的典范之一，那种“护卫”一地而辐射整个文坛的才能，着实是一种文学智慧的卓越体现。在动荡而沮丧的中国“文场”，真正稳得住自己、信得过自己的作家，究竟还有多少？但一个作家要真正看清楚自己或感受到自己的真实分量，大约是很不容易的——“潺湲室”中的韩石山自然有着深切的体验一他一直把他的写作间称作“潺湲室”。“潺湲”出自《九歌》，但到韩先生那里，便有了他自己的意思：一是迁居之前的小屋漏雨，大有“观流水兮潺湲”之感；二是企望自己的文思'如流水般潺湲而涌。就在这“潺湲室”，他感悟到了“学得文武艺，售与帝王家”的庸俗无聊。据他自己说，“先前多关注时势的变迁”，如今“多省视自己的情感”。当然，“先前多关注”不等于如今不关注，而“多省视自己”，说起来轻松容易，做起来却免不了胆怯犹豫，而且最终能“省视”到怎样的程度，甚至是可靠还是不得要领，这都是会留下问号的事儿，特别是，“省视自己”也离不开“时势的变迁”。但无论怎样说，韩石山毕竟是以散文的方式知难而上了（当然，我们不必追究这种“省视自己”是从何时开始的）……
在韩石山的散文中，无论是《亏心事》还是《我的小气》或者是那些与文化文艺相关的随感杂说，也无论他是以何种姿势省视，以何种表情传达，或以怎样的装束出现在读者面前，反正他的作品大都与“自身”相关一他的“多省视自己”，确不是雪白稿纸上的口号，或一幅悬挂在“潺湲室”的标语。他说到了，也做到了（做得是否彻底则是另一个问题凡读过《亏心事》与《我的小气》这两本选集的读者，大约都留有深刻的印象。
要“省视自己的感情”，就得冷峻而又热忱地回眸自己的人生道路，就得瞧一瞧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这就造就了韩石山散文创作的一种特点，那就是“忆旧”。其实，“忆旧”算不得一个散文家的很独特的“特点”，因为很多写散文的人大都具有这种“忆旧”的嗜好，而真正可以称为“特点”的“特点”，则在于“忆”了一些什么，以何种方式“忆”的，或最终“忆”出了怎样的“意思”。
在韩先生看来：“一个连自己的内心世界都不敢袒露，连自己形象都塑造不好的作家，尽可以让人崇敬，却难以让人多么的钦佩。”这里还用得上韩先生的一句曾当作文章标题的话：“要坦诚地面对自已”。
对于一个写过大量小说的作家来说，自然明白袒露“内心世界”及“面对自己”（且要“坦诚”）的含义，也清楚塑造自己形象的“流行方式”。在这里，韩先生选择了一种严峻而又不易把握的方式，即对于自己灵魂的回眸与拷问。当然，塑造自己形象显得不那么重要，何况，只有那种真实而令人信服的形象，才可能被读者认可或钦佩一一惊人的完美恰恰让人产生厌恶感。就当今文场而言，也确实流行着某些丑陋的“塑造自己形象”的勾当，如披着谦虚外衣的自吹自擂，又如为了衬托今日的辉煌而絮叨昔日那些似苦非苦的所谓“苦难”，甚至还有沽名钓誉者，不惜乞求报刊或暗示朋友，以致发动自己老婆来为自己“包装”或“造名”……所以，当我读到韩石山那些面对过去而省视自身的散文时，便感受到一种由衷的亲切，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通；也因了他自己的形象塑造，是在拷问自己灵魂及透视自己生存状态的过程中完成的，于是，所谓“亏心事”、“小气”、“狂态”、“孤傲”、甚至自轻自贱、自伤自悼之类的抒写，也成为一种形象的美，一种可以沟通、可以理解的审美内容一倘若运用一个陈旧而不朽的概念，那就是全因了自我省视或自我塑造的“真实”。
当然，韩石山写散文的目的并不在于塑造自己的形象一如果能从他的散文中感受到他的形象的存在，那只是一种“副产品”；作家形象之于作家文字中的存在，犹如克雷洛夫寓言中的影子，你不以它为意，可它总是跟着你。撇开这个“形象”的问题不谈，那从他的那些富有“忆旧”色泽的散文中，我们可以读到一些什么呢？我觉得，一是从个人生活中折射出来的“历史”，一是从坎坷阅历中提供给我们体味的“人生”，再就是韩先生所崇尚的精神或情愫。如他在《孤傲人生》的结尾写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切辛苦欢乐都是自己的。孤傲这一亦是亦非的品格，我若真有什么建树是因了你，若再受什么磨难，准还是因了你。”作为一种品格或人格，韩先生对于“孤傲”其实是极为欣赏的。又如那篇《终生的愧疚》，虽则充满了坦诚的自责，但最终要张扬的，仍是一种宝贵的“师恩”，一种永远不忘情谊的传统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