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是一种木宁吟冬净。“大家”，既可解释为“众人”或“很多人”，亦可作“大手笔”论一一别以为是文字游戏。因为散文总给人以易写的错觉，而在实际上，其难为的程度绝不亚于小说之类，尤其是想写出脍炙人口的佳作，更是难上加难。难在哪里？难就难在：散文的写作看似散漫——自由、信手拈来，或说古道今，或谈情述理，或因景而得意，或缘物而抒怀，杂说随感，无所不可，但对写家来说，素质或修养的准备，却是一道冥冥之中的大门槛，其中的考验直接而又严峻。可以说，写家的质量就是作品的质量一一诸如章法结构之类的“技巧”，或许具有某种补拙之效，但终究救不了作品的根本。
我一向不怎么崇信（或过分崇信）灵感或悟性之类的说法。这不是否定灵感或悟性，而只是认为灵感或悟性的产生及可能的质地，还得依仗写家的素质与修养。偶然性是存在的，但一切都不可能是突然发生的。
在我读了朱增泉的散文后，这是最想说的几句话。
朱增泉发表的散文不算多；若与专业写家相比，只能视作极为有限的“公余爱好”。正是这种可贵的爱好及爱好中隐含的精神追求，也足以让我们对他的作品刮目相看。当然，爱好是一回事，写家的素养及生存熬炼所赋予的积累，则又是一回事。就创作而言，后者才是有所成就的源泉。我要说的，只能是后者。
朱增泉的不少作品往往以古迹遗址为对象，而真正涉及的，无一例外是历史上的人与事。如《凭吊一处古战场》、《寻访赵王城》、《秦皇驰道》、《边地散记》、《洛阳印象》、《访张钫先生故园》、《西域之旅》、《大漠诗魂》、《约特干》、《观碑小记》，等等。也有一些是直接写人的，如《从范蠡说到吕不韦》、《王熙凤之死》等。从作品的标题也可感觉到，这些构成“历史”的人与事，虽离今日有远有近，但读后大都可以获得一种相对统一的印象，即述古是为了“寻理”，叙事是为了“见意”，古人往事仅仅是一种契机，目的全在于思情或见解的提供一含蓄的或鲜明的。
静心而读，我们是可以从作品中见到作者功底的。论叙事，大致做到了蓄意，寓情，传神，且拥有一种井然有序、理枝循干的叙述品格。若涉及论理辩议，则逻辑周密，抽象圆通，不失视野开阔、气势充沛的风范，所以凡抒发胸臆，也就自然而然“文成手中”。所谓“道明则气昌，气昌则辞达”（方孝孺《与舒君》这境界，不是一般技巧所可能抵达的。
当然，这种不事雕琢的“文成手中”，仅仅是创作的表面现象，因为透过朱增泉散文的抒写风格及有序的思路，不难发现浸润其中的中国散文传统的某些艺术精神或审美特质。如上面提到的叙事（包括写人）特点与论理辩议风范，大都与中国的散文传统息息相通，或承袭，或融会，或某种吻合个性的发扬光大。
传统中活跃着无尽的前人锤炼的智慧，但传统的智慧只相对今人智慧而言：智慧要靠智慧去发现。中国的文学传统以“诗文”着称，这“诗文”中的“文”，便可理解为“散文”（或今日广义的散文），中国的散文传统源远流长，而其中的大写家、大手笔，无不与传统相关。所谓先入后出，自成一格，可视为“大家”的必由之路。然而，这也容易让人想到，承袭传统、融会传统、乃至发扬光大传统，也绝非人人可为之事：它需要相应的智慧，即一个散文写家的素质与修养；否则，无论怎样卓越的传统、乃至旷世智慧，也难在写家那里获得“显影”或共鸣。
可以感受到，作为一个涉足散文不久的写家一朱增泉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相当出色的素质与修养，还不止于对散文传统精神（特别是传达方式）的扎实汲取及自由融会，还在于或丰翠辛亍一包括历史、文化、军事在内的知识准备，以及那种既与知识准备相关、又与个人生存体验相关的阅世本领，直至对于抒写对象的感受力或判断才能（审美诠释当然，对于散文写家来说，素质与修养的趋于成熟，绝非一朝一夕的事。它需要积累，需要旷日持久的熬炼，需要读书的汲取，需要各式各样的尽可能丰富的人生经验，需要洞若观火般的举一反三……无疑，这是朱增泉的优势所在一一也因为如此，我们才可能在他的散文中感受到一种深邃的目光、一种洞观古今的敏锐与犀利、一种进入历史深处之后的觉悟与清醒，甚至是一种思情所给予你的精神享受。
有感而发，是写出好散文的起码要求。但依我看，见解、尤其是独到的见解一作为“有感而发”中的那种显示质量的“感”，似乎显得更为举足轻重（“感”是中性概念，而“见解”则不然：卓着的“感”才可能被称为“见解”）。若作品缺乏深刻的或独树一帜的探索，或少有吻合读者期待、且引得起共鸣的见解，那就等于抽去了作品赖以存在的支撑，甚至是丢弃了自己的魂。特别应该看到，朱增泉的散文创作所选择的，基本上是一种叙议相间的方式（有些作品还是以议为主他大都是从事写到人，或从人写到事，因了人事抒写的蓄意寓情指向，其中总是携带着或融贯着相应的论理辩议。这是他的擅长，或他的特色，同时，也是他的素养及个性获得折射与直接发挥的方式。不难想象，假如作品中的这部分论理辩议缺失了独到的见解，那就可能沦落为地地道道的画蛇添足。何况，即便是比较纯粹的记叙散文，其人事描写所必需的秩序、脉络、乃至思情张力，也得依仗见解的撑持或挈领。所以，见解之于朱增泉的具体创作，也就显得格外重要一好就好在，朱增泉有着颇为深厚的造诣，或者说，见解是他散文中最见光彩的构成。
如他的《凭吊一处古战场》一古战场仅仅是契机，韩信才是作品的对象，特别是，对于韩大将军的丰功伟绩及最终被推上断头台的惨烈结局，作品写出了历史的悲怆及感叹：“……命运注定你只有在驰骋拼杀的疆场上，才能放射出夺目的光彩。你一旦离开疆场，到哪里都会像鱼儿离了水一样，蹦跳无济，不得要领”；作品分析了韩信之所以一败、再败、三败的原因，其中还颇见用心地引用了刘禹锡的感怀韩信的诗：“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宝叹良弓。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确实，作品的用意既不在于福祸倚伏的诠释，也不在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表象概括，而是对“背水之战”的另一种解释。后人只知道“背水之战”的辉煌，而不怎么想得清楚亮星为什么在耀眼之后便走向黯然凄怆一作品所要揭示的，也就是韩信际遇背后的潜藏，即那种耐人寻味的历史文化格局，那种大将军永远明白不了的社会政治奥妙。说到韩信的断头结局，也就让人想到作者的另一篇谈论古人的散文《从范蠡说到吕不韦》。我不说吕不韦的劣迹及他在历史上的阴魂不散，单说范蠡的所作所为，特别是那种功成名就之后的急流勇退，远胜于大将军韩信的所作所为。他弃政而从商，原因便在于“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深知“可与共患难，不可与之同荣华”的处世之道。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辞官而去”。处世的消极，是一个方面，但明白处境的积极，又是一个方面。镜子中的范蠡，毕竟使我们的情智获得了一些充实。
《寻访赵王城》则从赵王城废墟说到赵国的兴衰存亡。若以现象论，即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然而，无论是“得闲访古迹”，还是“聊忆兴亡事”，最终要追寻的，还是“兴勃”与“亡忽”的根由。作品借一位教授的话，作出了干脆简捷的回答：“用人问题”；之后，还进一步为两千多年前的赵国统治者作了同样富有现代感的，“反思”，即一是变革的局限，二是战略地位的脆弱（这就涉及到写家的军事素质及修养而文末则写道：“赵王城被秦国夷平不久，秦国自己的阿房宫也被项羽的一把大火烧了。至此，同出一宗的秦、赵两家两国的恩恩怨怨才算彻底了结。但是，中国依然存在，恩恩怨怨、兴衰存亡仍在永无休止地继续……”且借李白抒写邯郸的诗句：“皆为黄泉土，使我涕纵横”，从而让读者滋生更多更深更广的联想，自然还不仅仅是历史或朝政的明鉴暗喻。
再如那篇《秦皇驰道》，依然是借遗迹而抒怀写意，不折不扣的以“道”喻“道”。那苍苍茫茫的秦代驰道，那“十里设亭，三十里设驿”的“交通制度”，那千磨万碾的光滑凹槽，那煌煌帝国的空前伟业，也就很容易让人再三寻思秦始皇的功过得失——“虔分封，置郡县”，“收兵器，迁富户”，“修驰道，筑长城”，“焚书坑儒”，“折旧城，盖新宫”，等等。这都是一些说了千年百载的旧话题。但《秦皇驰道》却做到了“旧中见新意”。作品拉开了掩盖这些旧话题的重重幕帘，让读者窥见了久藏在历史深处的种种微妙声息及利弊或因果……秦皇的驰道虽然辉煌，但驰道上的帝国却迅速驰向没落：于是，便有了司马迁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同时也有了作者辨析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所作的种种“假设”。其实，此“假设”绝非为秦皇及其帝国计议，最终的旨意还在于为今人提供一面镜子。至此，读者也可以理解作者之所以发出“颐和园、圆明园能算什么”的愤愤不平之因了一一“俯身摸一摸秦皇驰道上的深深车辙，想一想被洋人烧掉皇家园林的朝代，都干了些什么像样的、称得上社会大工程的伟业，难道不比仰望圆明园的几根断柱所获得的思索，要深远得多、沉重得多吗？”的确，大起大落的大秦帝国灭亡得太快了，快到了成为永远的遗憾。但它如人生一般，命虽短而做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它那创造新的历史秩序的辉煌，是苟延残喘的大清王朝所无法比拟的；即便是它的亡，也亡得令后世慨叹万千。它不是那种充斥着乞怜与窝囊的慢性腐烂。
作为一种生活热情，也作为一种生命活力的体现，朱增泉对历史、对文化、对现实、乃至对自然，都充满了探索的好奇心。当然，这种好奇心一一无论是寻找的，还是探讨的，或者是因困惑而试图进入象堂奥的，甚至是为了现实或个人生存需要的……从表面上看，大都是好奇者的情性使然，其实，情性仅仅是情性，因为情性人皆有之，但并非人人都会对某些特定的事物发生好奇心，而且好奇的程度、好奇的方向、好奇之后的感受或印象，都不可能等而同之。尤其是，好奇心一旦进入写家的视野及作品，其形态及价值也就非同一般了。因此，与其说好奇心为好奇者的情性使然，还不如直接地说，一切富有价值的好奇心，或那些足以成为审美契机的好奇心，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好奇者的素养，或者说，好奇心不会无缘无故地产生，它总与人的精神质量相关。
譬如说，作者之所以对“十三朝古都”的洛阳发生兴趣（《洛阳印象》），那是因为知晓司马光的感慨：“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又如那篇《访张钫先生故园》，作者的好奇心其实不在于“故园”，而在于张钫这个“三朝”老人，在于张钫的奇异曲折的经历，在于张钫的“千唐志斋”及作为掌军将领的张钫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一一不难想象，若无相应的历史文化素质及精神修养，怎会兴致勃勃地去造访那座豫西山区的铁门镇？怎会如此好奇地去咀嚼与回味张钫这位中国人并不熟知的文人气十足的起义将领的一生？怎会把这种探索的好奇及感怀洋洋洒洒地写到稿纸上？
这，便就是朱增泉的好奇心——他总想发现一点儿什么，总想寻找到一点儿什么——既为充实自己，又想给读者提供一些阅世的启示或开阔视界的审美享受。述洛阳是如此，谈张钫是如此，寻访赵王城、感慨秦皇驰道、凭吊古战场，也都是如此。
而且，作为朱增泉自己的“热门话题”，他的好奇心及探寻的思情，往往集结于历史的人事领域，并对拥有军事色彩的抒写对象，更是格外热忧而乐此不疲。如他的《西域之旅》，此“旅”虽从陇西荒原到吐鲁番盆地，从塔克拉玛干瀚海到帕米尔高原，但最终感兴趣的，则是一些与西域相关的历史人物：汉武帝、霍去病、张骞、李广利，以及秦皇汉武的后代。由此可见，人，特别是历史上的人，在作者心目中占据着怎样重要的位置！不过，不管作者对历史上的人作出怎样的“说长道短”，归根结蒂还是为了今人的思考，就如他在《西域之旅》中对“汉武帝的遗产”所作的概括：“……汉武帝开拓和经略西域所显示的战略眼光，远在秦始皇之上。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筑起一道万里长城，企求‘围守而安’；而汉武帝开拓西域的战略目标，却是为了‘走出去’。他除了将西域这片广阔疆域收入大汉版图，还终于蹚出了一条通向欧洲大陆的丝绸之路。”又说：“中国后来闭关锁国，这不是大汉留下的传统。”就整体而言，朱增泉的散文是大气而富有见地的，且在那种细致有序的抒写中，时常弥漫起一种让人心领神会的意蕴，一种富有历史文化品位及进取精神的思情气息。至此，我想说，若一个写家能做到“扬长避短”，或能有效而吻合自身实际地经略自己的创作（包括题材选择与传达方式），那可能踏上的，虽不是“驰道”，但也绝非裹足不前的难行之道，因为创作上的自析自砺，与琢磨已有的精品佳作，具有殊途同归的功效。
一九九六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