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989年3月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统计：全国一孩比例只占到每年出生婴儿的52.55%；二孩比例在30%上下波动；全国出生人口的计划生育率不到60%，近几年平均每年有900万计划外婴儿出生，每年出生的多孩人数超过300万。就全国各省区相比较，多孩率最高的首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达45。43%；其次为海南省，达33.73%；第三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达29.97%；第四是宁夏回族自治区，达28.40%；
第五是贵州省，达28.3%。如果我们把这五个省区分别标在祖国的鸡冠形的版图上，一眼可见，它们都是分布在边远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需要特别指明的是，这种官方统计数字对于散居隐蔽在全国各地杂杂沓沓里的“黑孩”们，往往是无法包括人内的。
换句话说，每年都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黑孩”的重负加在祖国母亲瘦弱的肩胛上！
大多数“黑孩”可以说是盲流人员（亦即“超生游击队”）的“杰作”。
盲流人员人户分离，行踪不定，流动性大，婚孕产情难掌握，综合节育措施难落实，奖惩规定难兑现，使得密如蛛网的国家计划生育管理体系也往往网开一面，挂一漏万。据贵阳市对八万多暂住人口进行调查，女性人口中育龄妇女占用。6%，超计划生育和多胎生育现象相当普遍。浙江省1987年的统计表明，全省计划外出生的婴儿中，80%是流动人口所生。福州市流动人口所生的计划外二胎占全市计划外二胎总数的50%，多胎则占到总数的80%。武汉市江汉区贺家村的九户外来农民中有八户超生，其中一户已生到了第九胎。江西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南昌、九江、奉新县等地区流动人口调查的结果：被调查的616名20岁到39岁已婚育龄妇女中，未采取任何节育措施的有329人，占流动妇女总数的53。4%；616户流动户中出生新生儿125人，出生率为53.6%，相当于该省平均出生率的3.1倍。
山东省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人的意见具有启示性意义。他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搞活，社会上的流动人口将继续呈现上升趋势，这一部分人的生育工作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有关部门“几不管”造成的“死角”——恰好成了流动人员“超生”的“温床”。加强对流动人口生育的管理，这是一项全社会综合管理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国协调步骤统一行动。因为现在的人口流动，不仅仅是县际、地区际，而已是省际间的大流动，是全国性的问题。倘若国家没有制定出一整套统一的严而有效的措施，此项工作势必流于空谈。
江苏省从1984年即开始了探索搞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新路子。他们的工作程序是：首先组织队伍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摸清情况，找准问题；在此基础上因时因地因人制定相应的管理规定，然后要求公安、工商、劳动、城建、房管、农委、卫生、个体劳动者协会、乡镇企业管理、计生委等主管职能部门协同配合，齐抓共管，强制执行。
江苏省地处东南沿海，铁路、水运交通便利，商品经济发达，流动人口的队伍杂而庞大。通过调查，他们发现有建筑人员、“五匠”、船民、个体商贩、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季节工、以及城镇的拆迁户。半家户、空挂户、口袋户、待业户等，从事的行业多，工作散布面广，情况千差万别。扬州市的经验是将这些包罗万象的流动人口分门别类，划归为四大类型：一是流动船户；二是建筑工人；三是个体从业人员；四是临时工、合同工。然后根据不同类型流动人口的特点，分别纳入不同的管理轨道。
江苏省制定的并经当地政府和人大常委会联合签发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主要体现了下述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明确流动人口中属于计划生育管理的对象是指：出。人省市乡三个月以上的已婚育龄妇女。流出流进的均要管起来。
二、实行管理的部门：流动人口中的已婚育龄妇女先后由流出户籍地和流入居住地所属人民政府负责。村（居）民委员会要与外出的已婚育龄妇女签订计划生育合约，用工单位和团体组织负责其计划生育的管理。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用工单位和团体组织应列入工作职责范围。
三、流动人口中已婚育龄妇女外出前，必须持有户籍所在地乡镇和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证明》，否则有关单位不予办理签证。对营私舞弊出具“证明”或伪造骗取“证明”的要给予行政处分或经济制裁。
四、各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用工单位和团体组织对流出与流入的已婚育龄妇女要登记造册，其有关计划生育指标的统计由流出地负责，但计划外怀孕的补救手术的费用由用工单位和团体组织负责；外来的已婚育龄妇女应遵守流入地的有关计划生育规定，超生者由流入地区征收超生费和罚款，并在没有兑现罚款和采取绝育措施前，应暂停使用有关执照和证件。
江苏省自实施上述管理办法以来，是收到了一定成效的。据1988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查数字，该省总人口为6438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14%，计划生育率为70.74%，多孩率为6.11%，综合指标在全国属于前五名内的先进省份。
从1989年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会议上获悉，已有天津、浙江、安徽、山东、江苏、福建、广东、云南、陕西、青海、新疆等省、市、自治区制定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这在全国30个省市当中，还只占到三分之一，当然还很不够；但它毕竟标志着希望的开端，是一次强有力的起步！
1990年2月15日，******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沈益民宣布：我国现有流动人口已达6000万至8000万，以广东、福建、浙江等省为最多。准确地查清这些流动人口的数量、分布和从业情况，将是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重点内容，同时也是此次普查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显然，沈益民向大众传递出一个信息：国家将很快着手制定一整套对全国流动人口行之有效的管理法规。
五、人口素质：被遗忘的另一片世界
无论二百多年前英国人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论》，还是三十多年前中国人马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论》，两者都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只集中强调了人口的数量问题。
人口实际上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
人口数量膨胀极大地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犹如在一只腾空奋飞的大鹏鸟翅膀上系结上一块沉甸甸的铁砣——这一道理在支付出昂贵的代价之后已在全社会基本达成了共识。
人口质量危机同样在现代化进程上设置了一道道屏障，犹如关山万重、恶水阻隔，使得共和国列车步履瞒珊——这一道理时至今日却并未在全社会引起足够高度的关注。
人口质量亦即人口素质，它起码应该包容人口的身体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
1971年6月，在奥地利维也纳发展研究所举行的“发展中心选择”讨论会上，智利知识界的领袖萨拉扎。班迪博士，在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坎坷道路时，曾说过这样一句含义深刻的话：“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人的心理状态。”
因此，我们可以说，所谓提高人口素质，究其根本，便是一个由传统人向现代人嬗变的异常艰辛的演化过程。
英格尔斯在《走向现代化》一书中，有一段极其精辟的论述：“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和态度、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那么，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束将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
鉴于此，我们有责任大声疾呼：人口素质，向中华民族敲响了第二个警钟！
1、数字是枯燥的，又是沉重的
数字是枯燥的，又是沉重的，沉重得像一座大山。
我们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我国现有文盲2.5亿人，其中35岁以下的文盲（亦即青少年文盲）占文盲总数的30%左右，每年产生的新文盲多达200万人。我国的文盲率为22.7%，比发达国家要高得多，比如北美国家的文盲率仅有0.5%，欧洲国家的文盲率为2.2%。
我国的学龄儿童入率率仅达到95%，还有500万学龄儿童没有入率。我国的中学入率率才达到30。75%，大学入率率为16.98%。而美国的中学入率率高达99%，大学入率率达到58%；苏联的中学入率率为96%，大学入学率为21.2%；日本的中学入率率达到92%，大学入率率达到30.2%。以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为例，美国为531.3人，苏联为197.2人，日本为206.5人，我国才11.8人，还低于印度的70.5人、埃及的123人。
近年来农村小学、初中的流失生不断增多，从而成为“廉价的小徒工”。他们去从事普通工、挖土工、搬运工、纺织工。无照商贩，或沿着城市公共汽车路线一路拣拾遗弃在地上的废旧汽车票，或终年终月终日都在农村私人承包的小块土地上从事农耕劳动……这样使得童工的队伍一天比一天壮大。
据《中国法制报》透露，在南方的福建省，发现有三百三十多名不足16岁（国家规定从事劳动的法定年龄）的儿童在闽侯县的14家纺织厂里从事体力劳动。郭亮自称他14岁了，事实上他刚满10岁，每天清晨，他肩上挑着棉套出发了，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穿行，甚而挨家挨户叩门大声吆喝兜售他的棉絮，每卖出去一个他可进项二元钱。据《北京晚报》的一位记者介绍说，在北京城从事这项买卖活动的儿童，至少有2000人至3000人。他们差不多全都来自浙江省。就像9岁的简平叶一样，他们每季度可赚到7000元。郭亮和简平叶同住在北京西郊租来的一间农民房子里，和他们一起住在这间房子里的还有另外十来个同年龄的孩子，他们一个挨一个挤靠着睡在地铺上。指挥和调度他们工作的是四个五十来岁的师傅。这些“小徒工”中，绝大多数没有毕业就离开了小学，只有郭亮的两个小伙伴说自己有能力给父母亲“写信”——于是他们从背包里翻找出一封还没及寄出、错别字连篇、一口气很难读得下去的“信”。
驻北京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位代表说：“没有关于童工的官方统计数字。但是，很容易估计出童工的数目，因为人们知道全国至少有3000万儿童（占儿童总数的20%）没有读到小学毕业2另外，有5%的儿童是文盲。”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近的估计，有三分之一的中国儿童所受教育不满五年。据报界披露，在某些县里，受教育不满五年的儿童的百分比竟高达88%。其中，受教育不满五年的女孩于的比例则更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那位驻北京代表还指出：“让自己的儿女做童工的作法对父母亲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特别是因为在有2.5亿文盲的中国，还没有经济能力在全国各地真正实施义务教育和免费教育。”
国家教育委员会1985年估计有300万女孩子（占总数的7%）从来就没有进过小学校门。在富裕的浙江省，很多“家庭作坊”都雇用童工，其中有一多半是女孩子，最小的只有10岁。例如《浙江工人日报》报道在小城金乡，就有四百多名儿童在服装厂里做工，其中有半数孩子不识字。
据1987年报界公布的统计数字：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2.4，其中城市妇女的生育率为1.3，农村妇女的生育率为2.6，农村妇女的生育水平比城市高出一倍。
我们再来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的1988年上半年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的另一组数据：北京的多孩率为1.79%，上海的多孩率为1.12%，天津的多孩率为2.59%，全国城市街道的多孩率平均为1.19%；全国县属乡的多孩率为17.63%。农村的多孩率是城市多孩率的15倍。
我国的总体文化水平不高，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5年。据1987年的统计数字：全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约占总人口的0.88%；工业部门中，工程技术人员仅占职工总数的2.8%；工人中，80%的人文化水平达不到初中毕业。全国文盲、半文盲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些文盲、半文盲人口92%分布在广大农村地区；而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人数高达44%；15岁至19岁人口中近半数没有受过初中教育，25岁以上人口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9.7%。一次别出心裁的普查，对50岁以下的妇女按文化程度分类统计表明，平均生育子女数分别是：文盲5.86个，小学水平4.8个，初中水平3。47个，高中水平2.85个，大专水平2.05个。
上述三组统计数字，不容置疑地让我们得出了如此令人惊骇的结论：愈穷愈生，愈生愈穷；愈愚愈生，愈生愈愚！
这不但直接影响到我国现有人口的总体素质的下降，而且毫无例外地将导致我国下一代人口总体素质的继续滑坡。
接着要谈谈我国人口的身体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