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生气。我不生气。”
他想找出一两句话来安慰她，想了半天只是无力地摸了摸她浑圆的背，忽然冒出一句：“你，你当时是不是很难受？”
谁知他这一说，张金芳哭得更厉害了：
“要是难受就好了……”
张金芳忽然紧紧地抱着他，完全不担心吵醒孩子和楼下的八斤，把头埋在他怀里，嚎啕大哭。谭功达被张金芳哭得心烦意乱，便拽了拽被头，蒙住了自己的脸。好在不是佩佩！那个把佩佩带到临泽的卡车司机为什么对她那么好？还给她送甘蔗！而且用嘴替她剥去了甘蔗的皮……他会不会就是另一个皮连生？而佩佩对那司机，似乎也颇有好感。闭上眼睛，他满脑子都是姚佩佩的身影。他仿佛看见她躺在临时搭建在玉米地里的工棚里，斜靠在床铺上，一边吃甘蔗，一边对皮连生式的司机傻笑。那笑容既暧昧，又危险！谭功达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下去，再也睡不着了。
张金芳第二天就带着孩子离开了花家舍。谭功达一直将他们送到桑园边的渡口。桑树的叶子都落尽了，几个公社社员戴着手套，在给桑树剪枝。船刚刚离开岸边，张金芳止不住又哭了。她一手搂着腊宝，一手抱着小端午，三个人都怔怔地看着他。冷不防船一加速，她差一点没站稳，在船头打了一个趔趄。远远地，他听见张金芳用尽全身的力气朝他喊道：
“谭功达，谭功达，我会给你带好孩子的。”
她不叫他老谭，也不叫他功达。听她话里的意思，好像有一点诀别的味道。谭功达知道，她恐怕一回到梅城，就要搬过去和那姐弟俩同住了，说不定（更有可能）他们早就在一起过了。谭功达久久地站在岸边，心里空落落的。当他再次抬起头来，搜索他们母子三人的身影时，那船已经开得远了，湖面上只有一个小黑点。很快，那个小黑点也融入了芦苇的枯枝败叶之中，不见了。
张金芳走后没两天，从梅城来了两个身穿灰色制服的办事员，他们自称是县民政科的人民调解员。他们给他带来了一份张金芳请人代写并按了手印的《离婚申请书》。谭功达接过申请书，看也不看，就要签字，调解员严肃地阻止了他：“我们这次来，并不是要你签字赞成离婚。恰恰相反，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挽救你的婚姻！”
“没有什么好挽救的，调解员同志，不需要你们费心，我完全同意。”谭功达很不耐烦地说。
“你这话就不对了，婚姻和家庭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小也是最重要的结缔组织。它的和谐与幸福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党和国家的安危，岂能视同儿戏！即便你认为夫妻感情实际上已经完全破裂，我们也要认真地履行每一道调解程序。在梅城，妇联的同志们也会同时去做张金芳同志的思想工作。总而言之，在是否离婚这件事情上，我们希望你采取一种严肃而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儿，三个月之后，我们还会再来的。”
“如果三个月之后我们仍然坚持要离婚呢？”
“六个月后还会有第三次。一直到你们决定不离婚，撤回离婚申请为止。整个过程要长达三四年，到那个时候，你们如果还要离婚的话，我们就会视具体情形，启动另外的程序……”
7
除夕的前一天，到了下午，风向偏东，天空昏黄，忽然下起雪来。大片大片的雪花伴着“嗖嗖”的冷风狂飞乱舞起来。大雪一直下到第二天早上。谭功达从床上醒来，看见艳阳高照，朝北窗户外的屋檐下已经挂上了一排冰凌，湖底整个都被积雪覆盖住了。
工地上的一面面红旗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鲜艳，谭功达看见湖底中有七八个人正在挑土，他记得昨天下午公社就宣布放了假，今天怎么还会有人在那儿上工呢？花家舍的方向隐隐有鼓声传来，不过他听不太真切。谭功达懒懒地躺在床上，抽着烟，忽然听得楼下有人叫他。
是小韶。很快，他就在嘁嘁喳喳的鸟鸣声中辨出了她的笑声。谭功达穿好衣服，刚走到楼梯口，就听见驼背八斤嘴里哼哼唧唧地说道：“左边左边，上边，再下来一点，还要往下，对了，使劲……”
到了楼下一看，谭功达不由地笑了：原来小韶在替八斤挠痒。他看见八斤双手扶着墙角，弯着身子，大概是小韶挠着了痒处，舒服得龇牙咧嘴的。
小韶今天穿了一件新棉衣，布底是白色的，却印有绿色和暗红色的花点，脖子上却围了一条大红的围巾，脸色被风吹得红彤彤的。看见谭功达下了楼，八斤就开玩笑地对他道：“小韶这孩子，哪里是为了给我挠痒痒，她分明是对我的驼背感到好奇，忍不住要去摸摸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说完，露出了一口大黄牙。
小韶一听，忽然就变了脸，假装生气地把手抽出来，在他背上捶了一拳，道：“死八斤！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谁稀罕你背上那瘤子？摸上去就像是个圆圆的秃头脑袋，滑溜溜的，让人心里难受死了，呸！”
一老一少在门前斗着嘴，说笑一通。谭功达已经刷完牙，洗了脸。小韶要带他去参加公社的迎新茶话会，时间定在了上午十点。由于担心迟到，八斤催促他们赶紧走，“饭就不必吃了，团拜会上自然有点心水果，可以充饥。”
谭功达跟着小韶从向阳旅社里出来，踩着“吱吱”直叫的冻雪，朝公社走去。刚刚上了栈桥，小韶忽然装过身来，伸出一只手，在阳光下正反面看了看，对谭功达道：
“这个死八斤，死驼子！你看看我这只手。”
她说，她早上来通知他开会，看见八斤像头牛似的，后背顶在墙上蹭痒痒，小韶就开玩笑地的问他是不是背上痒，要不要替他抓抓，“本来是开句玩笑，谁知那臭八斤一撅屁股，真的要我替他抓痒！这驼子，一年到头也不洗个澡，浑身都是油泥。抓完痒，我的五个手指缝里都填得满满的。回去得找把小刷子，好好刷它一刷。”
栈桥上积了一层厚厚的淤雪，让太阳一晒，又软又松，踩上去脚底有些打滑。小韶看见谭功达双腿打晃，跌跌撞撞，就赶紧回过头来，搀住了他的一支胳膊。这个自然的举动立即遭来了众多猜疑和质询的目光。他看见正在湖底干活的那一伙人，都不约而同地停下手里的活，笼着袖子，朝他们张望。
“公社不是放假了吗？怎么还有人干活？”谭功达的嗓音有些发颤。他的手碰到了小韶那柔软光滑的棉袄上，布面凉凉的。同时他也闻到了她身上淡淡的脂粉香。“他们一定是公社的积极分子，对不对？”
“当然不对。”小韶笑道：“他们是黑五类。按照公社的规定，他们在节假日期间必须全体出工，接受社员们的监督改造。”
谭功达点点头。
一阵咚咚的锣鼓声把他的目光吸引到小学的操场上。那儿出现了一堆扭秧歌的人群，锣鼓喧天，彩带飞扬。几个年轻人踩着高跷，行走在积雪覆盖的池塘边。谭功达还真的替他们捏着把汗，担心他们会从高跷上摔下来。
“那是公社的秧歌队。就是与你同船来到花家舍的那伙人，他们正在送喜报。”
“什么人有资格得到喜报？”
“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一百岁以上的老人，当然还有烈军属。”
“那些带红袖章的又是什么人？”谭功达指了指风雨长廊里坐着的一群人，问道。
“是移风易俗办公室的。他们正在例行巡查，大概是走得累了，在廊下歇歇脚。”
说话间，他们已经从栈桥上下来。长廊上的积雪早已被人扫得干干净净，有的地方还洒了炉渣。谭功达隐隐闻到空气中有一股肉香味，同时他也听到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的“笃笃笃”的剁砧板的声音。小韶介绍说，那是公社食堂的厨子正在忙着晚上的年夜饭。按照花家舍的惯例，全体社员晚上要聚在一起包饺子，集体过年，“我刚才专门去了一次食堂，让管理员廖明辉去调整了座位表，把你调到了我们的桌子上。”
“干嘛要去调整座位表？”
小韶调皮地做了个鬼脸，笑道：“在你见到郭从年之前，你暂时归我管。”
小韶的这句话让他心里很受用。多么好的姑娘啊！成天乐呵呵的。似乎还不知道烦恼为何物！她的无忧无虑与村子里那些目光呆滞的社员形成了多么明显的对照！他们走到打谷场的附近，谭功达不禁再次停下了脚步。他看见有十几个解放军战士正双手握拳，拳心向上抵在腰间，沿着打谷场在跑步。鲜艳的帽徽领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怎么，你们公社竟然还有驻军？”谭功达转过身来问她。
“哪儿呀，为了庆祝今年的大丰收，公社专门从部队请来了这批客人，晚上要进行********。”小韶再次呵呵地笑了起来，“像你这样东瞅西看，一步一停，我们永远都到不了公社。”
他们抵达公社的会议室，迟到了足足十五分钟。茶话会早就开始了。会议桌是椭圆形的，正襟危坐的与会者里外围了三层。小韶拉着他坐在靠门的两个空位上，桌上满满地堆着瓜子、花生、糕点和糖果。小韶知道他没有吃早饭，刚一坐下，就揪下一只香蕉，剥了皮，送到他手中。谭功达接过香蕉，正要吃，忽然看见所有的与会者都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他们手执同样的红铅笔，在会议材料上写写画画。谭功达满脸羞惭地将香蕉放下，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拿起一支铅笔来，绷着脸，像模像样地在材料上划起线来。
正在发言的是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人，风纪扣扣得严严的，头发梳向后脑，上衣的口袋里别着好几支钢笔，中山装外面还披着一件灰黑色的旧呢子大衣。这人说起话来不急不徐，喜欢重复自己每句话的最后三个字，一看就是个来头不小的干部。他正在做工作报告。每当他提高嗓门的时候，台下的听众就予以配合，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谭功达正要通过他的发言内容来辨别他的身份，小韶将一页会议记录纸悄悄地推给了谭功达。谭功达一看，见上面写有这样一句话：
怎么不吃了？我保证香蕉里并没有下毒。
这个不经意的举动立刻在他心里荡起了一层波澜。他再次想起了姚佩佩。每次开会，佩佩都要通过写纸条来与邻座交谈，还不时地会心一笑。谭功达坐在台上，看得一清二楚。每次看到她这么做，心里都有一股无名火起。他曾多次严厉批评过她，可佩佩依然我行我素，简直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没想到，今天他和小韶居然也干起了这种把戏！时间又回去了。没办法，真的没办法！任何一件事都在暗中指向她。他把纸条拽过来，在下面写了这样一句话：
正在发言的这个人，会不会就是郭从年？
而小韶的回答很快就传递到他的手上：
不是。
接下来发言的是一位白发长者。由于他获得的掌声超过了两分钟之久，再加上他长髯飘飘，气度不凡，掌声一停，谭功达赶紧在纸上写下了这样几个字：
这个人是不是？
这一次小韶的回答则要详细得多：
也不是。此人名叫甫向高，是中心小学的校长。你朝窗口的方向看，那里有一个座位是空着的，挨着取暖用的火炉。
谭功达使劲地侧了侧身体，从一个戴鸭舌帽的高个子身边看过去，果然发现里边有一个座位空着。很明显，这个位置是为一位特别的人预留的，很有可能就是郭从年。因为他的椅子比别人要大许多，带着宽大的扶手和颈垫，座位前还放着一簇盛开着腊梅的花丛。三只扩音器的话筒并排放着，每只话筒上一律蒙着红绸布。这个人并未到场，可他的桌前照例放着白瓷茶杯，铅笔，和一叠会议材料。郭从年虽然没有到会，但谭功达却隐约感觉到他依然在场：座椅和摆设就像一双无声的眼睛，正在扫视整个会场，这个并不在场的人物依然在听取每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所做的报告。既然郭从年始终作为一个神秘的象征人物，在指挥着花家舍的一切，这样的布置显然另有一番深意。
随后，谭功达观察到了一个令他十分震惊的举动：穿梭于与会者之间的女服务员（她们穿戴统一的服装，带着白手套，挂着统一的服务标识），每隔十几分钟就要去那个空位上更换一次茶杯中的茶水。既然郭从年并未出席今天的茶话会，她们为什么还要给他更换茶水呢？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谭功达百思不得其解。
好不容易挨到会议结束，在公社大院外刺目的阳光下，他向小韶立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那是因为郭从年随时都会出现。”小韶说，“他到底会不会来，谁也说不准。”
“那么，以前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会议开到一半，郭从年突然从门外走了进来……”
“那倒从来没有过。”小韶压低了声音，对他说：“不过，谁也不能保证，下一次会议他就不会来。这个人有点孩子似的淘气，喜欢恶作剧，有时候甚至有点喜怒无常。没人知道他的脑子里会突然出现什么怪念头。有一回，半夜两点钟，他通过秘书召集公社的全体干部召开紧急会议。可当与会者顶着刺骨的寒风全部到齐之后，他又让另一个秘书出来传话，说会议临时取消。”
谭功达还想说什么，可小韶正惦记着晚上的文娱表演，她要去公社文化站参加彩排。于是，两个人就在大院外匆匆分了手。
可是到了晚上，在公社食堂的临时舞台上，谭功达并没有看到小韶上台表演节目。她独自一人坐在桌边，望着满桌热气腾腾的菜肴，显得闷闷不乐。因谭功达与她的座位之间还隔着三个人，又不便探问，只得朝她挤眉弄眼，想逗她一笑。可小韶理也不理他，装作没有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