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及《兰亭集序》的艺术价值，因为它既是文学作品，又是书法作品，故须分而述之。以文而论，后人多有赞誉。“雅人深致，玩其抑扬之气”（清·李兆洛《骈体文锄）；“真古今第一情种也”（清·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其笔意疏旷淡宕，渐近自然，如云气空蒙，往来纸上。后来惟陶靖节（渊明）文庶几近之，余远不及也”（清·林云铭《古文析义》）。“山水清幽，名流雅集，写高旷之怀，吐金石之声……故文中说生死之痛，说今与昔同感，后之与今同悲，总是写乐之极致耳”（清·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非止序禊事也；序诗意也。笔情绝俗，高出选体”（清·浦起龙《古文眉诠》）。后人的这些评述，精当得体，笔者毋须赘言。尤为值得一说的是，在我有限的藏书中，各种古文选本，大约不下百十种吧，凡体例稍备者，均有《兰亭集序》选列其间。我相信选家的眼光，此亦足证斯文之被后世所推崇。相反，我查遍所存古籍，除找到一些《金谷诗序》的只言片语之外，竟没法找到该文（哪怕只是一篇）完整的踪迹。
对比之下，其文为后人所忘弃之事实，岂非显而易见么？至于《兰亭集序》的书法价值，更非三言两语所能备述，它是王羲之逸兴遄飞、把酒临风，以行书新体一挥而就的即兴之作，浑然天成，“如有神助”。王羲之去世多年之后，前面提到过的那位酷爱书法的唐太宗李世民，为《兰亭》墨宝所痴迷，朝思暮想，遍寻国中历数年而终于觅得真迹。据说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去世前夕，特遗诏将《兰亭》孤本作为珍贵的陪葬品葬入昭陵，故《兰亭》真迹从此失传。世间所存《兰亭》拓本或摹本，遂成为稀世珍宝，被历代书家奉为圭臬，其艺术价值，享誉千载，在书法界自是无与伦比的。
《兰亭集序》从文章到书法，堪称“双绝”，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不仅占有一席之地，而且闪烁着辉耀古今的熠熠光芒。
通过以上的对比，不难看出，王羲之与石崇二人，无论其道德人品、学术成就、口碑影响，相距何啻霄壤！而将《兰亭集序》与《金谷诗序》稍加比较，亦知其艺术水准的高低、优劣。换言之，王羲之以其文章与书法的显赫成就，足以留芳千古；而石崇则因其劣迹昭彰，只能遗臭万年。王羲之可以称得上“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而石崇只能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如斯而已。
当然，以上的结论乃是今人之说。今人陋闻浅学如我者，略加考稽对比，对王、石二人便能得出如此迥然有别的评价。然而问题不在今人而在古人，主要在王羲之自已，是羲之先生听别人将《金谷》与《兰亭》、甚至将他本人与石崇相提并论，而“甚有欣色”。其实这四个字仅改一字，变成“甚有嗔色”也就行了，也就符合我们今天的评价和结论了。然则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欣”、“嗔”一字之差，差之千里。这只能说明王羲之本人确曾走进了一个误区——认识的误区，比附与企羡的误区，而且其“误”差之大，谬以远也。这就很值得我们深长思之了。此事发生在王羲之这样的名人、智者身上，虽年代久远，仍不能不令人感到困惑和遗憾。诚然，我们不能像责骂今人那样去苛责一千六百多年前的王羲之，而应当本着既不妄诬古人、也不“为尊者讳”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将这一“憾事”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以求尽可能公允准确地解开“智者的误区”这一谜团。
王羲之生长的年代，是西晋与东晋的变乱交替之际。动摇了西晋根基并促其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司马氏皇室宗亲争权夺位长达数年的“八王之乱”。前面提到的曾支持孙秀诛杀石崇的赵王司马伦，便是为祸最烈的“八王”之一。他发动政变，成功后自为相国，继而又人宫称帚。他诛杀异已，屠戮无辜，在内乱中残忍至极。史传评他“无学，不知书”，“素庸下，无智策，复受制于（孙）秀”，“秀亦以狡黠小才，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著名的“狗尾续貂”的典故，便说的是司马伦称帝时以貂尾作官员的冠饰，由于任官过滥，冗员充斥，貂尾不够故用狗尾冒充。足见时人对他的鄙夷。后司马伦被惠帝赐死，孙秀亦被斩首。此二人在西晋末年、东晋初年，名声很臭，成为当时舆论最为抨击、朝野最为痛恨的对象。因此，被他们诛杀的石崇反而受到同情，尤其是闹得沸沸扬扬、被世人目为“殉节”的绿珠之死，以及石崇的母、兄、妻、子十五人无辜株连被杀，更不乏同情之人。石崇虽暴虐成性，然比起司马伦的挑起战乱、杀人如麻，便成了“小巫见大巫”——大坏蛋杀坏蛋，似乎小坏蛋就不再是坏蛋而变成了“好蛋”——当时这种集中抨击“之乱”的一边倒的舆论，或许会左右王羲之的观感，以至忽略了石崇的劣迹，将石崇错当成“前代名人”而不辨其真伪。
再看石崇。依《晋书》所评，一方面说他“性乖寡悔”（性情乖僻任性，行事很少后悔），一方面又说他“学乃多闻”（好学而博闻强记）；一方面贬他“任侠无行检”（任勇行侠，品行极不检点），一方面又褒他“颖悟有才气”（生性聪颖，颇有才华）。很有点“一分为二”的意味。照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此人属“有才无德”者流。也就是说石崇虽为富不仁品行不端，但并非不学无术的草包。而对于他的奢侈****，《晋书》评：“帝风流靡，崇心载驰”，这是说，晋代从皇帝起风气就陷于淫乐奢靡，石崇在这种环境下内心也就愈加恣意放纵；把奢靡之风的起因，推到皇帝身上，上梁不正下梁歪嘛，诚然不无道理，但也隐含着为石崇辩解、开脱的意思。
《晋书》成书于距王羲之约三百年之后，对石崇尚有如此偏袒之说，可以想见在王羲之那个年代，评价人物有失偏颇，是非善恶有所混淆的情况，可说是较为常见的。王羲之与石崇，相隔不过几十年间，年代近了，缺少历史感与距离感，难以用“时间差”加以检验与比较，往往看不清事物的真相，即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也。在四世纪初年的东晋农耕时代，囿于交通、信息，或耽于观念、识见，尤其是在“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频繁地“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动荡年代，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对于同一人物，便很难臧否一致，亦很难“舆论一律”——不像今天之对于“当代石崇”即贪官污吏者流，报纸一张，（劣迹）传遍八方；新闻一播，（臭名）响遍全国”——何况对德与才，对贫与富，对节俭与奢靡，古人之识，未必完全等同于今人之见。石崇富甲一方，也算个“人物”，时人以其小才而掩其大德之不足，以其巨富而讳其不仁之劣迹，故能使其名噪一时，为当时尚玄空谈之士所津津乐道，以至让王羲之这样的智者也陷入了认识的误区。岂止王羲之，甚至更晚的唐代大诗人李白（701——762），在其名篇《春夜宴桃李园序》中，仍以“罚依金谷酒数”作为结尾之句，其所引用的，也还是石崇宴客于金谷园，诗不成罚酒三杯的典故。这说明“金谷诗会”在晋代以降还是有较大影响的，王羲之为之“倾倒”也就是情理中事了。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金谷诗序》与《兰亭集序》在形式上、表象上颇多相似或相近之处——都是名流雅集，都是饮酒赋诗，都是清谈说玄，都有诗集传世，都由名人作序……等等。上述种种，都容易使王羲之在听人“相提并论”时，不自觉地走入闻之而“甚有欣色”的误区。
如上所述，王羲之陷进企羡的误区，是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与客观原因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可以忽略他陷入误区的主观因素。即便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吧，一失也终归是失呀！从主观上讲，王羲之究竟失在何处？失之察（不能详察事物的端倪），失之瞽（像盲人一样失去识别能力），失之偏颇（认识的片面性），失之趋时（对时尚、风气的认同与趋附）——也许都是中肯的批评。依愚见，关键还在趋时，因为趋时，方有失之察、失之瞽、失之偏颇之弊。王羲之出身名门，从小在官宦人家长大。王氏家族居住的乌衣巷，是晋代著名的仕宦贵族区。唐朝诗人刘禹锡咏史诗《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其中提到的王（导）、谢（安），前者官至司徒（宰相），系羲之的族伯，后者官至尚书仆射，乃羲之的忘年至交。羲之的岳父郗鉴又是当朝太尉。王羲之周围的朋友，殷浩、庾亮、孙绰，以及支道林、李充、许询等，要么是朝廷重臣，要么是时贤名流。这样的士大夫贵族圈子及其代表人物，实际上左右着当时的社会时尚与风气——或由他们造势发韧而为起始，或由他们呼风唤雨而成气候。比如清谈说玄，即名士们聚在一起，以老庄哲学为主要内容，探玄究微，辨名析理，这在当时就很盛行。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由于汉末政治黑暗，残酷迫害那些讥评时政的士人，“所以到了晋代的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1井）。
王羲之是谈玄清议的积极参与者，兰亭之会其实就是一次名士雅集的谈玄盛会；很自然地，前人的谈玄集会“金谷诗会”便成了与之对应、与之媲美的“盛事”了。再比如崇奢夸富，这是西晋以来两级分化、贫富悬殊的畸型现象在思想意识形态中的反映。当时的豪绅贵族拼命敛财，争相竞侈，“崇、恺斗富”不过是其中的显例。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亦艳羡富商巨贾，追求及时行乐，而社会风气则以“笑贫不笑娼”，谀富崇奢为荣。在这种风气之下，石崇们便成为排行榜上赫赫有名的巨富明星，成为世人心目中艳羡倾慕的对象。对于此等风尚，长期濡染在贵族氛围里的王羲之自然难以免俗，尤其在生活圈子较为狭小、视听较为壅闭的情况下，对时人传为“美谈”的石崇之富未加深究而反以为荣耀、气派，甚至把石崇错当成了不起的“名人”，也就不足为怪了。
所谓趋时，也即指此。不过王羲之的趋时远不止此，还涉及当时风尚的其它方面。比如东晋时的隐逸之风，即因政治动荡官场险恶，士人多隐逸以避其乱。羲之早年曾“屡诏不仕”，后来又称病辞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还在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做官，隐而不仕直至终老，其可谓隐逸派中之坚定者也。再比如服食丹药，即服食一种名为“五石散”的带有毒性的药物，此乃晋人风习中最令人难以理解与接受的一种怪癖，一旦上瘾，无异于慢性自杀，却莫名其妙地成为风行于上流社会的时尚标志。羲之·“与道士许迈共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晋史·王羲之传》），以至于自感“吾服食久，犹为劣劣”（王羲之《杂帖》），明知“劣劣”（情况不妙）犹不能自拔，堪称至死不渝之“服丹”顽固派也。羲之的趋时随俗，甚至还可以追溯到早年，即传为美谈的“炙牛心”轶事。他十三岁时，跟着叔父去拜见时任荆州刺史的周颉，周颉对这位翩翩少年的言行举止颇为留意。当时上层社会流行一种风俗，宴客时很看重烤牛心这道菜，主人将这道名菜先给谁吃，谁就会名重一时。周颉破例地将烤牛心先切给王羲之吃，顿时举座皆惊，众人击节称赏，·羲之便从此名扬江南。如此贵族化的风俗，实在奇哉怪也；而少年王羲之不仅见怪不怪，而且衷心认同，深以为荣。由此足见其趋时从俗之始自早年而由来已久也。
趋时，实际上就是一种赶时髦，一种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人家都说石崇是上一代人中富甲天下的风云人物，都说他的金谷诗会是名流聚会的风雅之事，不仅名气很大，而且影响深远，大家都这么说嘛；所以，拿他和我王右军相类比，有何不可呢？我又怎么能不倍感荣耀，为之欣喜呢？这也许就是王羲之当年的逻辑，是趋时而失之偏颇的必然结果。按通常说法，此谓之历史的局限性，或日时代的局限性。看来在学术上被尊为“圣人”的王羲之，亦很难脱离此一藩篱，“跳”出这一局限的巢窠。
其实趋时本身就是一种古今概莫能外的“时弊”。古人执迷如此，那么今人又表现如何呢？出现在现当代的一些“儒林”怪事，比如傍大款、写大款、吹大款的谀富之风，比如为私利所驱、由“高价”锁定的“有偿新闻”，比如迎合低级趣味的“地摊文学”，比如专事搜奇猎艳的“隐私文学”，比如追风赶浪的应景之作，比如吹“星”捧“月”的无聊文字……如此等等，不亦而足，难道仅用“趋时”一语就能一言以蔽之么？应当说，现当代的某些文人，其“明火执仗”贪图功利的趋时、攀附，比之当年王羲之不明就里、不由自主而入误区，走得更远，陷得更深；其滑稽荒唐之程度，亦令古人望其项背而自愧弗如。
王羲之当年在《兰亭集序》中就曾慨叹：“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真是不幸而言中。由是观之，我们剖析王羲之的“智者的误区”，说到底，还是为了今人“鉴古”之需，从牛引出必要的教训来。
我们诚然不必为尊者讳，讳言王羲之这位“智者”的失误，苟同他自比石崇的失当之说；而右军先生若是九泉有知，当会感谢我们，在举证史实的基础上，廓清了由他本人“制造”的历史的误区，将他与石崇其人泾渭分明地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在澄清是非的前提下，让“今人”们引以为戒，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因追风赶浪、趋时附势而混淆了人品、文品的优劣与高下，以至盲目企羡、胡乱攀附而失掉了本色文人的自信与尊严。那么，我们就可能避免再度陷入王羲之式的“智者的误区”，避免唐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指出的那种弊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