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里可以看出，幽默大师不仅仅是比一般人多一个心眼，而且在于把两个心眼、两条思路的矛盾埋伏得那么巧妙，以致你先是舒舒服服地上了当，后来又自自在在地被他送到另一条思路上去。
只有神经放松了，思路才能转移。幽默感只有在心理状态相当自由不受拘束的时候才能发挥出来。
中美建交当口，起草联合公报，双方的口径颇有一点距离，争论相当激烈，弄不好就成了“********”。草案修改了好几次。后来终于用基辛格的说法“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才取得一致。第二天******接见基辛格，******也在座，******第一句话就说：“怎么样，你们架吵完了吧？”这样一句话，就把本来挺紧张的情绪解除了。
******的这句话好处是完全超脱了原来紧张对峙的思路，好像那是一件小事，与自己没有关系似的。在美国人看来，大政治家常常一身系天下之安危，他们的言语都有历史的重要性，所以等待政治家的发言心情是比较紧张的。可没有想到******一开口就是放松，所以心理落差特别大，幽默感特别强。
在一般情况下不动声色不算真功夫，在紧要关头甚至性命交关的时刻也能不动声色才算真功夫。美国总统里根被行刺者开枪打中受了伤，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为了安慰他的夫人，说：“都是我不好，没有及时躲开。”他这一说就把夫人逗笑了，好像子弹飞过来本来是来得及躲似的。
这就是善于解放刺人，也善于自我解放。
超越道德与实用性障碍
有许多人并不是不知道幽默需要灵活的思路；但就是灵活不起来。其原因之一是他们不了解幽默的语言和科学的语言不同，科学话言是客观的、理智的，以真为最高目标，而幽默语言则是主观的，暗含感情，必须通过玄虚化才能沟通心灵的渠道。
但是即使明白了这一点，许多人还是思路灵活性不足，原因是还有两重障碍，这就是道德观念的障碍和可行性障碍。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在葛底斯堡打了一次大仗，林肯总统在纪念这一次战役的会上，演说只讲了四五分钟，是一篇很著名、很有分量的演说，后来成了经典。有一个故事说：一个美国的老祖母这样夸奖她才念小学的孙子：“我孙子比林肯还聪明，他现在才8岁就已经会念葛底斯堡的演说词了，可林肯到50岁时才会念。”这样的大话，我们中国的老祖母很难说得出口。
不克服道德上的某些所谓谦虚、谨慎的无形束缚，思路是不可能获得灵活和自由的。
这种自由是一种价值观念的自由。
抒情与幽默、吹牛都不同，吹牛是明明知道自己所讲的话是假的，还要别人相信是真的；而抒情，也许客观上并不是真的，但主观上却真诚地希望是真的。这是一种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只要有了感情，感觉就不一样了：情人眼里出西施，仇人服里出妖魅，月是故乡明，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这些感觉虽然不科学，但感情真诚而可爱。
这也是一种价值——不同于科学价值，是一种审美价值；不同于科学的思路，而是情感的交流。
幽默的感情，也是一种审美的感情，也是很真诚的，但是所说的话却是虚幻的，不现实的，并且让你一下子能感到他是故意把话说得不现实，以免你误以为他吹牛，破坏了幽默的共享。1979年******访问美国，在卡特总统所设的国宴上，谈笑风生，在座有一位雪莉·麦克来恩表示对他的个人经历有兴趣，******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置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就很有资格得奖。”这么一句故作大言，由于是充分虚拟的，所以立即引起了心照不宣的沟通，扫除了多年紧张对峙残留下来的情绪。
除了道德方面的理性约束之外，许多人不能充分发挥其幽默的潜在能量，那是由于太多可行性的考虑。
人们都自发地倾向于自己的话有用，谁也不愿自己的话落空。谁都希望自己的观点、计划付诸实践，这在价值观念的分类上叫做实用价值。实用价值是人类对于外部世界的一种基本价值观念。人和自然界打交道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延续生命、愉悦生命的需求，不能满足这些基本需求，人类就很难生存。实用价值是占着绝对优势的，它对于情感是必须压抑的；因为从实际价值看来，情感是无用的。
而要幽默得起来，则必须把情感和实用拉开距离，让它有充分的能量和自由去超越实用性。
半夜里医生正在睡觉，有人来敲九，说有人得了急病，急得不得了，医生问什么病，说是两头老鼠钻到肚子里了，好多医生都治不了，请这个医生快点去出诊。医生为了缓解一下情绪，说：“那很好办，捉一头猫来，让他吞下去好了。”猫是吃老鼠的，这是挺幽默的，但这个药方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药方为什么要说出来呢？它不是宣传科学的，也不是讲究实用的，因而从实用的观念来看，可能是废话；但是它又是挺有用的，它的用处，就是交流人的情感，调节人的情绪，让紧张的神经放松一下。
许多人之所以幽默不起来，原因就是他们总以为每一句话都得是真的或有用的才有意义。
用学术的语言来说，他们只懂得科学价值、实用价值，却不懂得情感价值。他们不懂得幽默的思维结构就是情感和科学、实用错位的结构，错位越大效果越强，错位越小效果越弱，如果小到重合了，就没有幽默感可言了。他们的思路就被固定在科学性和实用性上，就不能灵活转移到情感交流上来，陷于被动，失去主动性。这在哲学上叫做失去了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呢？首先是价值观念的自由，其次是思路的自由，最后才是语言的自由。
弗洛伊德在《笑话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中说，成年人都有一点厌倦社会所要求的严格的思维逻辑和理性的道德规范，他们想暂时从这种紧张中逃脱一下，因而人们就不是考究实用而是去享受小孩子式的好玩了。所有这些都是从幽默心理学出发的，但是幽默心理学至今仍然缺乏实验心理学的基础，其猜想性往往大于实证性，因而从心理学去研究幽默显然是不够的。
控制精神优势，缩短心理距离
幽默家是很有智慧的，他往往能达到大智若愚的境界。他明知自己精神上占了优势，但是绝不把这种优势表现出来。在对方讲出许多愚蠢的话的时候，他非但不直接指出，反而不动声色地把对方从困境中解放出来，这是幽默家之最高境界。
契诃夫成名以后，家中不断有慕名而来的崇拜者。有一天束了三个上流社会的妇女，她们一进来就力图表现出很有政治水平的样子，提出问题：“安东·巴甫洛夫维奇（按：对契诃夫的尊称），您以为战争将来会怎样呢？”契诃夫咳嗽了两声，想了一会儿（按：做得很笨的样子），随后温和而认真地说：“大概是和平。”（按：这是故意文不对题，讲了一句毫无意思的笨话，但却不露声色，很放松，做出很认真的样子。）
她们又问：“当然啊，可是哪一方面胜利呢？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
“我认为是强的一方胜利。”（按；这又是一句笨话，说了等于没说，不提供任何新的信息。）
“那么照你看采，哪一方是强的呢？”
“那就是营养好、教育高的那一方。”（按：这是句空话，文不对题，大而无当，好像下决心不接触太太们关心的军事政治问题，但是三位太太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们仍然沉浸在对契诃夫高深智慧的无限崇拜之中。）
一位太太赞美道：“多聪明！”
另一位太大问道：“您比较喜欢哪一方面啊，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
契诃夫和蔼地（按：难得还能和蔼得起来，换一个人早就皱眉头不耐烦了）、亲切地（按：亲切更是难得，真是到了大智若愚的妙境）、温和地微笑答道：
“我喜欢蜜饯，您呢？您喜欢吗？”
“很喜欢！”太大们兴致勃勃地嚷道。
“它多么香啊！”其中一位太太认真地说。
于是这三位太太活泼地谈起话来，并且表现出她们对于这个蜜饯问题有非常广博和精细的知识。她们显然很高兴，现在用不着再费脑筋装出对她们从来未想过的希腊人和土耳英人的事情真正关心了。
契诃夫的幽默术在态度上始终采取“答非所问”、“文不对题”的办法，到了最后则干脆转移论题。契诃夫不怕在别人眼中显得笨拙，却回避在大庭广众之间揭露三位太太虚饰的深沉。他用不合逻辑的答非所问显示了自己的宽容，同时也把三位太太从故作高深的话题中解放出来，让她们恢复到自己的真实心灵世界中去。这样的幽默是最软的幽默，软到让对方感觉不到锋芒何在，但感觉不到锋芒并不等于没有锋芒，任何一个当时在场的人或者今天的读者都可以感到契诃夫对三位太太的虚荣和浅薄洞若观火。
当你出现在你的听众、你的学生、你的部下前面时，那么多人竖起耳朵听你的，你的形象本来已经够优越的了，表面上你和他只有一两米的空间距离，实际上你高高在上的感觉、你的得意的感觉，他们是感觉不到的。而他们在下面，则有一种被动的感觉，不管爱听不爱听，不管你讲得好不好，他们都有正襟危坐、洗耳恭听的义务，这种在潜意识里的对立，你是感觉不到的，实际上你和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是十分遥远的。要缩短心理距离，创造气氛，办法很多，例如，故作蠢言啦，散作大言啦，故作玄虚啦；但最好的办法是自我调侃，也就是自己嘲弄一下自己，把自己的形象降低一点，让自己的感觉和对面的听众沟通起来。
1986年春节文艺晚会上，台湾得过金马奖的演员凌峰被介绍出场。他是个光头，当时，他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亮相。他自我介绍说：
“我来到大陆后，我的相貌受到男同胞的热烈欢迎，可是使女同胞忍无可恶。”
立即引起了一片笑声、鼓掌声。
后来，又有一次他在“金话筒晚会”上和一位非常漂亮的广东小姐一起当主持人。他上台握了一下这位小姐的手就说：
“很高兴见到你，很不幸你又见到我。”
这是自我调侃，很可惜漂亮小姐没听懂。凌峰又说：“我这个人主持节目有个优越性。”说着把帽子脱了，露出他的光头。
这位小姐还没意识到他是在进行自我调侃，居然说了一声：“是呀！”
凌峰继续说：
“我一上台，所有的男同胞就自命不凡起来，而女同胞特别有安全感。”
观众一下子明白了他的自我调侃，于是热烈地鼓起掌来。他即兴发挥说：
“你看这些自命不凡的人都来了！”于是满场欢笑。
这时，主持人与观众所交流的并不是什么深刻的思想，而是一种感情和感觉，而且一下子达到了高潮。然而，那位漂亮小姐还没有完全明白过来。
凌峰自然比那位小姐长得丑，但他此时在观众心目中比那位小姐美多了。
嘲弄自己的优点比嘲笑自己的缺点更需要真诚，因而也就更容易起到沟通感觉、缩短心理距离、创造交流氛围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