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歪曲经典的方法很便于放在表演性的幽默上，但却难于直接用之于人际交往或谈吐之间，不过若能改变角度，结合其他方法也不是不行，至少可以在以下两方面加以引用，以增加谈吐的谐趣。
一是用于针对自己，即用之于自我调侃，如故作蠢言或故作大言，以大智若愚的姿态出现，使对方与你之间缩短心理距离，增加分享谐趣的渠道。当然这得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心领神会，对方至少要熟悉你所歪曲的经典，同时对方的智力能够达到明白你是故意歪曲的水平。如果对方水平达不到这种程度，而把你的故意歪曲当做无意的错误，并反过来纠正你，那就必然导致幽默感的丧失。在西方有两句经典格言：“上帝支配众人的生命。”“杀他同类的人有罪。”这是家喻户晓的。有一个西方剧作家让他笔下的人物说了这样一句话：“只有上帝有权利杀他的同类。”由于西方人对原来的两句话有深刻的共识，因而很容易领悟到诙谐之趣。但同样的这一句话，在中国人中间就不会有什么诙谐的效果。
二是用来讽喻他人。有时对于不便直接指出对方的错误，可以借讲故事的形式，把对手的错误转移到古人头上去。当然，这时需要类比得当，而且分寸也需斟酌。如果类比不当，对方可能无所感觉，如果类比过分直露，可能失去分寸，不但显示不出你的智慧的丰富，而且会招致对方的反感。
立志于谈吐幽默诙谐者切忌“引喻失义”，诸葛亮在出师前上表蜀主刘禅，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这是因为作为蜀国的君主，他的地位要求他讲话要明确，不可含糊，而且要有威严，引喻失当可能有损威严。
当然，在今天，任何人都不需要皇帝的威严，但是在领导与下级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有时既需要有一定的亲切性，也要有一点严肃性。以歪曲经典之法喻人，既可产生亲切感也可能会导致轻浮感，其间分寸，应视具体环境与关系性质灵活掌握。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只有在长期的实践中，才能深深体会，准确掌握。
荤素调匀
幽默有荤素之别，太荤了，有伤大雅，不但损害了别人，而且降低了自己。
玩笑有荤素之别，这本是西方的观念，似乎是这几年才引进中国的，其含义不是动物性食物或植物性食物的区别，而是性暗示的有无和强弱。
在幽默语言中，不管是舞台表演，还是人际交往，性暗示过分强烈的叫做荤幽默或黄色幽默，反之则叫做素幽默。黄色幽默发生在公开场合，可能有伤大雅，引起反感，即使本来可能接受它的人，也往往顾忌朋友师长的态度而不知如何反应是好。
一般人的印象中，中国人的幽默很少与性暗示有关，特别是在正统戏曲舞台上，主角多为政治地位很高的帝王将相，或文化水平很高的小姐和公子，性暗示似乎与之无缘，即使男女有所调笑，也无一例外都是素的。但是在戏曲和白话小说中，写到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性暗示就不那么稀罕了，如“三言”、“二拍”的某些篇章和以正面描写性生活而著名的《金瓶梅》，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十分突出的。中国有些戏曲和小说所描述的性，大都太直接了，感官刺激性太强，因而基本上没有什么幽默感。尤其是民间戏曲中有些丑角的插科打诨，偶尔也有涉及性的，那就荤得不能再荤。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在戏曲小说兴盛时期，并没有一个像西欧那样的个性解放的运动，因而禁欲主义是相当严酷的，正统文人的诗文以禁欲主义为特性，甚至连许多严肃的白话小说，都有禁欲主义的明显倾向。台湾学者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很中肯地指出过，《水浒传》中的英雄在超人的食欲方面不亚于拉伯雷《巨人传》中的庞大固埃，然而，在女色方面则毫无例外是绝对禁绝的，也许正因为这方面禁绝得太厉害、太严酷了，在另一类小说中就有一种放任性冲动的现象。
相比起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的《十日谈》就不同，薄伽丘所讽刺的对象正是虚伪的禁欲主义，但他不像《金瓶梅》和“三言”、“二拍”中的某些篇章那样去正面描写性生活，而是从侧面用幽默的笔法淡化其刺激性，以揭露禁欲主义的虚伪。每逢涉及性行为时，他总是用暗喻、象征、导致荒谬的办法，一闪而过，而把那掩饰人性中这种本能的荒谬效果加以充分地夸张。因而他在这方面的幽默虽然有些还是太荤，但大多数还算是比较素的。当然，这不是说，在中国人心灵中就没有以幽默的态度看待性关系的了，有肯定是有的，只是由于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被记录下来的实在是太少了，虽然如此，要举出一些例子也并不困难。
《世说新语·排调》记载：
东晋元帝（就是那个在长江南岸重建东晋王朝的皇帝）得了个儿子，为此普遍赏赐群臣。有一个叫殷羡的臣子谦让地说：“皇子诞生，普天同庆，我没有什么功劳，怎么犒赏到我？”
元帝笑道：“这种事怎么能让你们有功劳呢？”
对于中国皇帝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最荤的幽默，然而并不失体统，由于它相当含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这里既有亲切戏谑的性质，又有自我调侃的意味，如果不是在喜得皇子这样的喜庆之日，以皇帝之尊是绝不会这样宽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元帝这个玩笑与其说他太荤，还不如说他荤素得体好些。因为这里的性暗示微乎其微。
在冯梦龙的《笑府》中，相当荤的幽默大概不在少数，以至周作人根据日本刻本编纂《笑府》的选本时，特别声明，太荤的不能不删去。即使这样，在后来出版的《笑府选》中仍然留下了一些半荤半素的幽默故事，今选其较素者以供参考：
有客来访，偶谈及丝瓜萎阳，不如韭菜能壮阳。主人呼酒不至，问儿，儿曰：“娘往园中去了。”问：“何为？”答曰：“要拔去丝瓜种韭菜。”
还有一个故事说：
一妇临产创甚，与夫誓曰：“以后不许近身，宁可一世无儿，再不干那营生矣。”夫曰：“谨依尊命。”及生一女，夫妻相议命名，妻曰：“唤做‘招弟’罢。”
第一个故事有一点儿荤，性暗示较强，但并不粗野；第二个故事则基本上不属于性暗示了。
尽管我们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但毕竟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还是比较罕见的。
对于性暗示的回避成了中国严肃文学艺术的传统，直至今日仍然占据主流，以至于在1990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上，有一个《打麻将》的喜剧小品，表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老婆是赌鬼，丈夫怕老婆，被老婆唆使到处借钱，最后听从了母亲的劝告，有意酗酒，在醉意朦胧中写下一纸文书，把老婆租给同台主持节目的李默然，而且这纸文书还是由老婆在台上面向观众念出来的。
应该说，这样的带荤的幽默，从1949年以来，在舞台、银幕、屏幕上还是第一次。起初，观众是吃了一惊，但很快爆发了掌声，显然，这种程度的性暗示，他们能够接受。原因是，这纸文书是醉鬼写出来的，这就大大减少了它的荤性。
总的来说荤素调匀，主要是一个掌握分寸感的问题。这不仅取决于幽默家而且也取决于交谈对方的心理以及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现场，乃至不同的形式，这一切都会影响到荤素的配比。
在这方面，风险和成功率是成正比的。
亲切戏谑
戏谑的坆击性的程度与人际关系的亲切程度有一个反比定律。
在人际交往中，真正攻击性的幽默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纯调笑性的往往居多。但即使是纯调笑性的，往往也带着假定的虚幻的攻击性，日常生活中的开玩笑、取绰号，都属此列。攻击性如果对于陌生人，则不管多么虚幻，也都是不礼貌，可能引起不良后果；但是如果是在非常亲近的亲属或朋友之间，恰恰又是交流情感的一种常用方法。攻击性稍强烈的幽默，可以称之为戏谑性幽默，这种幽默的亲切感也更强些。越是亲近，越可攻击；越是疏远，越要彬彬有礼。这也许可以称之为反比定律。
可以设想，你来到一个亲戚朋友家，如果你与他们非常友好，经常往来，不但家长与你熟悉，而且他的家属与你也非常熟悉，这时你就有条件与他们一家动用调笑性甚至戏谑性幽默。比如说这家的女主人很胖，常为衣服越来越紧所苦。你一到，她便忙碌起来，倒茶、拿水果，这时你可以非常认真地制止她：“别动！千万别动！”她自然感到奇怪，然后你慢吞吞地解释：“你再动，衣服上的纽扣都要飞了。”于是主妇自然会报以一笑表示理解你的诙谐。
但是如果你与这个家庭之间还没有亲切到一定程度，这样使用戏谑性幽默不但不会有助于创造亲切气氛，反而可能产生心理隔膜，甚至种下冲突的种子。
幽默有许多奇妙的优点，但是有一个不可克服的缺点，那就是它只能缓解心理上的紧张，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甚至不能解决智力上的难题。这种局限在戏谑性幽默中尤其显著。如果戏谑性用在陌生人中间，不辅以切实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很可能会导致误会。比如，碰到这样的场景：旅客：“到火车站要多少钱？”
出租汽车司机：“先生，70元。”
旅客：“我的行李该付多少钱？”
司机：“免费。”
旅客：“好吧，请你把我的行车载到火车站，我自己走路去好了。”
这种戏谑的意义，只有在你立即明白无误地把70元付给他之时，才显示出来。否则可能引起通常偏重实用价值而缺乏幽默感的司机的困惑或恼火。
自然，在十分亲近的人中间，有时并不需要这样辅助性的东西，原因是戏谑性幽默通常都是虚幻的，不可实现的，不言而喻纯粹是调笑性的，这样的戏谑建立在互相深刻地洞察的基础之上，强烈体验这样的相互洞察，会变成一种心灵的享受。
马克思与诗人海涅有深厚的友谊。当马克思受到当局的迫害不得不离开巴黎时，临行前，他给海涅写了一封信，这样说：
“亲爱的朋友，离开您最使我痛苦，我真想把您打到我的行李中去。”这里的戏谑性不是由于切实可行，而是由于其不可行性而显示出来。有时这种戏谑性幽默会达到非常高雅的抒情诗的境界。
美国哲学家桑塔亚那选定春天的某一天结束他在哈佛大学的教授生涯。这天，在哈佛大学礼堂讲最后一课的时候，一只美丽的知更鸟停在窗台上，不停地欢叫着，这时正好他的演讲也快要结束了。桑塔亚那出神地打量那只小鸟，许久，才转向观众，这样宣告他的演讲结束：
“对不起，诸位，失陪了，我与春天有个约会。”
这样的抒情性幽默，出自一个行将退休的教授之口，格外使人感到他的乐观精神和纯洁心灵。
戏谑性幽默一般是一些无伤大雅的噱头，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用之于互相揶揄，有时多多少少带一点轻微的攻击性。对于幽默中的攻击性，一定要有非常准确的分寸感，过了和不足都会导致失败。为此，幽默家必须有精致过人的感觉能力和理解能力。
一位非常有钱的贵妇人，邀请意大利著名提琴家帕格尼尼第二天到她家去喝茶，帕格尼尼同意了。告别时，她特别补充说：“亲爱的艺术家，我请你千万不要忘记，明天来时带上您的琴。”
“这是为什么啊？”帕格尼尼惊讶地说，“太太，您知道，我的提琴是不会喝茶的！”
帕格尼尼明明看出，贵妇人用请茶的借口，请他演奏；但他非常含蓄地表现了他的洞察，含蓄到可能迟钝的贵妇人不一定能马上弄清楚这位小提琴大师究竟是想拒绝还是在开玩笑。这在分寸感上处理得十分成功，再往前走一步就变成了拒绝，再往后退一步，就可能因太含混、太微妙，对方会无法感觉。这种分寸感的妙处就在于似感与非感之间。一般的戏谑性幽默最容易犯的毛病是过分。
传说德国诗人海涅收到一个大邮包，里面塞着一大堆软纸，中间是一个小盒子，盒子里有一封信。这是一个朋友给海涅写的，只有一句话：“我很健康，也很快活。”
不久这个朋友也收到一个邮包，是一个又重又大的木箱，请了搬运工人才搬了回去。打开箱子一看，除了一块大石头、一张便条外，并无别的什么东西。便条是海涅写的：
“亲爱的朋友，读到你的来信知道您很健康，我心里的一块石头也就落了下来。”
这本是很风趣的以谬还谬的幽默，但是，也许海涅在分寸上稍稍过分了一点。对方的戏谑在于软纸衬得太多，并无严重后果，而海涅还了人家一块石头，大到请了搬运工人才运到家里。
这样的后果就显得严重了一些，有点不像是戏谑，而是恶作剧了。正因为这样，这个故事看起来不像是真人真事，而是好事者虚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