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几年的文学勃兴中，作家们的视野开阔得多了，不少作品已经初步成功地塑造出具有复杂内涵的新人形象。我们的作者注意到了挖掘新人身上那种崭新的时代特征，力求把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单纯性统一起来，把丰富性和鲜明性统一起来。这是他们在创作的道路上深刻研究生活，探索新人塑造的结果。
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是公认的在军事文学题材上有所突破的作品。小说中那位个性鲜明的男电话兵刘毛妹，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关注。这是一个真正的新人，但又是一个“逸出常轨”的新人。要是用昔日简单化的理解来衡量，恐怕他不但够不上新人的资格，还会被看作部队里的“落后分子”。但作者却恰恰能够从这个青年的身上，发现美好高尚的品质，发掘出时代精神的闪光。作者在创作上的突出特点是，把人物特殊的命运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努力揭示今天的新人区别于昨天的新人的精神上的“新质”和时代的新特征。我在一篇文章中已经说过，这篇小说有一种纵深的历史感。作者没有忘记，刘毛妹是从十年****中走出来的青年，而且他的心灵受过创伤。父亲被打成叛徒，母亲为了子女的前途，与所谓“叛徒”划清界限。于是，他的父亲在孤愤中衔冤死去。刘毛妹的童年受尽了屈辱、白眼和歧视，由于不堪侮辱，在和别的孩子打架时，鬓角留下一道伤疤。他说：“只有我鬓角的疤痕，才真正是受伤留下的”。这是历史留给他的创伤，他曾经度过被社会抛弃的冷酷的童年生活。这样独特的、坎坷的遭遇，不可能不影响他的人生态度。的确，他时常对生活流露出嘲讽的冷漠，“很不讲军风纪”，“解开两个纽扣，用军帽煽着风”，“抽的五角以上一包的烟，一连串地吐着烟圈儿”。然而，正因为受过“重伤”，他的思想比别人更加深沉。他正视现实，认为“不必以海市蜃楼里的绿洲，覆盖地上的沙漠”。他的心并不冷，他还渴望得到人间的温暖。他对陶珂的失礼行为，固然带有不定型的青年的某种鲁莽和空虚的色彩，但只要从这个具体的人物出发，想一想他短促的一生中郁郁寡欢，缺少爱抚的处境，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样大胆的表现，恐怕在简单化的“英雄观”的处理下，早就会被“过滤”掉的。刘毛妹这只受伤的小鸟，对人民的爱，对祖国命运的思虑，对真理的求索，并没有消失，只是裹在一层“冷的外壳”下。作者在对他的具体描写中，时时揭示出他作为一个新人的“内因”和征象。例如，他跳出草丛，甘当“人梯”，帮助女战士架电线，这种行动是高尚的。可这种行为的过程，又是“很不礼貌”的。人家表扬他，他却说“用不着你们表扬，表扬不过是两句空话”；人家问他的名字，他又调侃道：“告诉你们有什么意思，反正你们也不会给我写信的”。他就是以“这一个”独特的方式行动着，但他毕竟勇敢无畏地战斗着。他早做好了死的准备，于是，“尘土飞扬中，一张白净的面孔现出了坦然的笑容。那笑容是让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刘毛妹的行动本身在处处暗示着他内心里有深刻的爱憎。在排长牺牲后，他大吼一声：“大家不要慌，现在听我指挥！”他临死前，“丢下了话筒，正了正军帽，又扣好了风纪扣”。这恰与前面的散漫作风形成尖锐的对比。在战斗出发前，别人在写“决心书”、“杀敌立功计划”，他不写，说没时间；但在他牺牲后，却发现了他给母亲的一封长信。信中剖示了自己的灵魂。他的思想是多么深沉啊！他原谅了母亲的过失，说那是因为母亲服了慢性毒药，这“药”就是“我们中国人逆来顺受的封建传统的旧意识”。他从自己的遭遇中，比别人更懂得这次战争对祖国前途的意义。正是这些用切身经历换来的思想觉悟，鼓舞着他，支撑着他，直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过去，我们时常遗憾地看到，一些描写战争的作品里，英雄的性格总是十全十美，没有瑕疵：始终一致，没有发展。《西线轶事》对刘毛妹的描写，则能够准确地挖掘英雄行为后面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潮流。人物高而不假，大而不空，是流动的、发展的。的确，刘毛妹与我们如今在大街上时常碰到的青年似乎很相象，但又绝然不相同。作者正是既写出“同”的一面，又写出“异”的一面，既写出了普遍性，更写出了独特性。作者写刘毛妹，是从普通人与新人的辩证关系中把握的。
一个人物，就是一个小小的完整的世界，一个生气灌注的整体。这个“小世界”不论多么特殊，总还是客观大世界的反映。因而，人物性格应该是多面的，感情也应该是丰富的。高尔基说“人是很复杂的”。这一点，在对新人形象的塑造上也不应例外。我们追求的，应当是多面与主导的统一，复杂与单纯的和谐。《乡场上》写了一个精神开始觉醒，开始恢复了人的尊严的农民冯幺爸。这篇小说写人很有特色，那就是成功地写了人物性格的“反常”和“突变”。小说的前一部分，冯幺爸面对“作证”的难题，怯懦慌张，低声下气，甚至“来回倒换着脚”，都不知道怎样站着才好。可是后来，他忍无可忍，站起来，吼起来，好似打了一个“旱天雷”。有人怀疑，这一切发生在连半小时都不到的时间里，可信吗？我们说不但可信，而且表现了作者善于把握人物精神突变的规律。冯幺爸起先连头都不敢抬，那么胆怯，好象很“正常”，他似乎就应该是这么一副唯唯诺诺的模样。其实这正是反常的社会给他打上的反常的烙印。后来他“吼起来”，很胆大，又好象很“反常”，好象冯幺爸的性格不应该如此。其实，这才是正常，是社会生活正常化给他带来的觉醒。他“正常”，社会反常；他“反常”，社会正常。多么耐人寻味呵！再说“突变”，也很符合生活和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事物总是被推到极端，就要向相反的方面转化，冯幺爸被一逼再逼，才发出了反抗的怒吼。这可以说是一般规律。可是不应忘记，任何事物的转变都需要一定的条件。假若没有政治生活和新的经济政策作后盾，冯幺爸就是再受逼、再受压，也难于发生这个突变的。归根结底，他的变化是社会变化的结果。这样的描写就把社会生活的变化渗透到人物性格的发展之中了，也找到了人物性格复杂、感情多面的根本依据了。在目前这个除旧布新、新旧交替的转折时代，人们的精神不断发生急遽的变化，《乡场上》对人物新的精神突变的生动描绘，是值得肯定的。然而，生活的辩证法是无穷尽的，《乡场上》只是抉取了一种。如果以为只能这样写人的变化，那倒成了东施效颦，反会使创作的路子狭窄的。
我们处在一个新人辈出的时代。我们的新人，精神世界复杂而美妙，象丰富的矿藏，等待着更多的作者去开发。不过，“必须明白：研究人物，比研究那些描写人物的作品更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