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办学，当然学校就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朝不保夕，常常面临断炊的困境，十分窘迫，唐义精便经常把自己家里的米拿来应急，家里也无米可拿了，总务处长沈莲池便到收发处去翻本地“绅粮人家”的同学家中寄来的汇款单登记簿，然后去找这些同学协商调剂。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全校师生只好排队喝红苕稀饭，当然校长教授们也不例外。冬天的夜晚，女学生们在宿舍里围炉煨一罐冰糖红苕，算是最好的享受了。
学校地处山野，寒冬季节，寒风刺骨，冷气逼人，没有钱烤火，大家冻得手麻脚痛，仍然坚持作画、弹琴。因为大家知道，这宝贵的学习机会来之不易。
学音乐的学生更加艰苦，每日黎明即起，学声乐的同学便站在山冈上吊嗓子；练琴的同学半夜三更还在一灯如豆的琴房里丁丁当当练琴——因为琴少，到琴房练琴夜间也要轮排。从宿舍到琴房要走下五十三级石阶，既没有电灯，也没有手电筒，照明用的是一盏三根灯心的桐油灯，在夜风里忽明忽灭，一个人这样走下石阶，练完琴再爬石阶回到宿舍睡觉，在夜里的山野，是需要一定的胆量和勇气的。遇到刮风下雨雪天气，更是苦不堪言。有些胆子小的女同学常常只好将排在夜间的练琴时间奉送给男同学。
但唐氏兄弟却有克服困难的“绝招”。
首先是他们自己不怕困难，任劳负重。
唐义精依然是事必躬亲，上至领导全校，下至上课点名。已上五十岁的人了，有的阶段教师因故没有到校，每天下午的文化课、理论课他都亲自代替上课，一班接一班地上，常常累得精疲力竭。但他在课堂上却总是慈祥而微笑地讲解，他的道地的湖北腔，让人听来是那样亲切温和，听过他讲课的学生，数十年后都记忆犹新，仍然觉得余音不绝、声声在耳。
唐一禾在较长时间里一人担任全校的素描、油画、水彩课，甚至还讲解剖学。除上课外，还带领学生画大小各式的抗日宣传画。当时请不到模特儿，就由同学们轮流担任。唐一禾给每个做模特儿的同学画一张小幅的油画像，以示慰劳。因此，同学们虽然坐得辛苦，但得到了唐一禾的画像如获至宝，像这样的老师他们可从没有见过呀！
有时候学生思想苦闷：家乡回不得（家在沦陷区），延安去不得（路上有特务），生活又十分困苦：挨饿、受冻、失学的威胁，情绪很低落。唐一禾对此情此景十分同情，他一方面找这些同学谈心，加以宽慰和勉励，一方面想方设法为他们解决困难。他经常在晚间到学生寝室问寒问暖，给大家讲很多知识，讲不怕吃苦，他的口头禅是：“搞艺术，就是要向穷鬼宣战！”以此鼓励大家坚苦学习。他还要大家坚持抗战信念，他常常愤慨地说：“如果日本鬼子打到四川，我就不再走了，与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打不赢，就跳长江去罢！”他的话，把同学们也激励得热血沸腾。他也给同学们讲故事，讲笑话，常常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唐一禾对学生的关心，无微不至。还是上面提到的宁，在这年冬天患了肋膜炎，右肋骨和胸腔间阵痛，开始不注意，后来连弯腰和咳嗽都难受，渐渐地体温升高起不了床。这件事让唐一禾知道了，他到寝室看望他，并问他是否相信中医，愿不愿意找中医诊断。宁表示愿意后，他便扶着他到德感坝一位姓龚的湖北中医那里去看病，并代他付了诊断费，又替他买回了中药，还在自己家里把药熬好，将药汤送到宁的寝室让他服下。怕药苦，还带了一碟子红糖给他。唐一禾就这样连续几天为宁熬药送汤，还再三地安慰他，直到病愈。
同学们有了这样的校长和师长，感到是生活在亲人身边，日子虽然艰苦，精神却是愉快的。
唐义精和唐一禾还善于营造精神气氛。过元旦，过春节，还要买几个乡下的粑粑灯笼挂在小小的教室兼礼堂里面开晚会，演节目，热闹到深夜。更使人难忘的是，学校为了激励学生的乐观精神，活跃思想情绪，每年一度的校庆节日，花钱少却过得丰富多彩。在校庆那天，全校无论男女老少，都来参加化装活动。有一年唐一禾曾率领一个化装成黑人的队伍，他自己即装扮成为首的黑人酋长，敲击着黑人的鼓乐，来回地在学校巡行。如果遇见没有化装的学校人员，立刻追上去抹他一脸的黑烟，于是整个学校欢腾起来了。
唐校长和唐一禾就是这样既受人尊敬又和大家亲密无间，既是良师又是挚友，在学生的心目中，是多么可敬可亲的老师啊！有的同学偶然在校外找到了工作，要离校就业，以度过难熬的日子，临行总是依依不舍，等到有了微小的积蓄，又马上迫不及待地回到学校复学，如同游子回归家里一样，就是因为舍不下这样的好老师。
四川籍学生刘国枢回忆：
我是一个四川籍学生，并非战区来的，但由于家庭供给困难，常常没钱缴伙食费，唐校长和一禾老师对我也和对战区同学一样的关心爱护，欠费很久，学校不会催缴，当时油画颜料昂贵而且很难买到，唐校长曾几次给我油画颜料。还是学校从武昌迁校带来的外国进口颜料哩。其实，我知道学校所存也是很少的。我在武昌艺专求学几年中，由于学费困难曾几度出校就业。我考上了中国电影制片厂，临行前实在难忍离校之苦，更难忘老师的恩情，我请一禾老师给我画像留念，他慨然应允，在他的寝室里给我画了两个多小时，以后一直是我珍藏的画范和纪念品。我又请唐校长给我题辞留念，他以非常爱护和鼓励的心情给我题了辞，他那宝贵的题辞我不知道默念了多少遍。感到无比的亲切，并得到极大的鼓励。离校约一年，好不容易才返回学校。
……唐校长和一禾老师自己在生活上更是简朴至极。在江津约七年的时间里，没有看见他们穿过新衣服，身为校长、教授，能有这样的高尚情操，怎能不令人敬仰。他们这样的美德深深地铭记在我们学生的心里，我们武昌艺专不少的毕业同学在社会上工作生活一般都能安贫乐道。这与二位先师的表率作用是分不开的。我解放前在重庆工作，生活常处于困窘状态，但我总是想到宁可出卖劳力，决不出卖人格。每一想到我的老师就什么困苦的生活也能过下去，感到只要能拿起笔就是幸福，这种精神力量无疑是老师给予的。
唐一禾还心灵手巧，具有高超的克服困难的技艺，使得许多问题在他非凡的巧手下迎刃而解。没有木炭条画素描，他指导学生用木头树枝劈成小木条装在铁管里自己用火烧，一根根铛铛作响的木炭条比店子里买来的还顶用；没有调色油，他教同学用桐油代替，买不到锡管的油画锌白就用锌养粉混合在桐油里慢慢地磨细，这样一些代用材料在他的指导下仍然可以画出美好的油画来。以后材料越来越困难，甚至有一些油画颜料也是自己做成的，后来还用核桃榨油，比桐油更进一步。买不到素描木炭画纸，以四川嘉乐纸代用也能画出好的作品。
这里有必要提到一位女士，这位女士后居台湾，在当时是位小姑娘，她的名字叫陈克环，是著名人士陈香梅的妹妹。当年她们全家也是逃难到江津德感坝，在江边筑屋而居。她的父亲在坐茶馆的时候认识了武昌艺专的许多学生，也认识了唐义精和唐一禾，并且成为朋友，父女也就成了五十三梯的“常客”。武昌艺专的师生外出写生，郊游野炊，路过她家门口，常邀她同往。她也乐于与师生在一起，并且很羡慕学艺的生活。她后来这样记述当时的心情：
我每次到武昌艺专去玩，上山的时候，走累了，便坐在山腰的石墩上歇脚，眺远处激流东去，聆琴韵之声，我虽没有一份幸运成为艺术门内之学子，斯情斯景已足为我稍涤俗尘。当年，我曾希望专攻音乐，父兄虽然同唐校长、唐教授是朋友，可仍也不同意我把艺术当了学问做。虽然，我学了文学，但是艺术仍然成了我生命中不可分的一部分，这份福佑可说完全是得之于武昌艺专（校长、教授、学生及其环境）的陶冶。
正是这位当时是十几岁的小姑娘的陈克环，目睹了唐氏兄弟艰难办学的情景，也体味到了他们在艰苦日子里怎样营造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也使置身其中的她的少年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比如，她应邀与学生一起出去野餐，是感到那样的快乐：
有一次，大家到对岸的桔子林去野餐，我们那时候的野餐不是带干粮，而是像童子军一般地把生的弄熟了吃，而且饭是饭，菜是菜的。徐女士（即在校学生徐莹——作者注）会生火，又会做菜，我和几位不会做菜的就下去到江边淘米、洗菜、打杂。饭前饭后，大家把桔子吃了个饱。回家途中，般摆渡到江中心，天忽然下大雨，上了岸，就正好到我家里去避雨休息，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
她也目睹了唐一禾怎样指导学生把解决困难当成“赏心乐事”来做的情形：
一禾先生能够弃绝外界诱惑，守一辈子清苦的物质生活，可是，他却能为自己创造出丰富的精神生活。他利用大自然的山川江河，谷流溪涧，茂林修竹的美景，以补简陋屋舍之不足，而怡然自乐其中。他对于自己的生活并不要求一定的水准；但是，对于绘画艺术各方面大大小小的事情却务求至善至美。抗战时期，在大后方买不到画素描所需要的木炭精，他想到利用四川特多的柳树，教学生将树枝削成和铅笔一般长短，用铁皮盒盛沙，把柳树条埋于沙中，然后用火烧之，俟有烟冒出，立即转用文火慢烤，火尽而炭条烧成。烧这种木炭条最重要的是要将火控制得恰到好处。细心的徐莹女士便被同学推选出来担任监“厨”。每逢枯水季节，江津德感坝江边呈露一片沙滩，这便是武昌艺专的学生们自制木炭条的大好时机。在沙滩上，他们一面写生，野餐，谈天，一边烧木炭，克难工作变成了一桩令人流连忘返的赏心乐事。而且，据说，这样烧出来的木炭条，比法国货还要好使用。另外，由于五十三梯离开市集还有一点路程，买馒头不是十分方便，而馒头却是绘画同学们绘木炭画必用的“橡皮”，因此，女同学们又学着自己做馒头。这种种活动在一禾教授默默的推动之下，将所有的困难和不便在欢笑之中轻快地一一解决。他不但在绘画的成就方面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在生活上，也是一位令人敬佩的长者。
这就是战乱中由唐氏兄弟苦苦支撑着的武昌艺专，这就是武昌艺专的师生当时既艰辛又斑斓多彩的生活。
